嵌入民心的大禹精神
文化透視
作者：馮廣宏
科學精神
大禹在中華曆史上最大功勳是平治水土，所有古文獻上一條聲。但這件事是不是神話？如果文獻裏所記內容科學合理，就沒有理由懷疑那是神話。
治水必須以數據來表示地形和水情，不能簡單地到現場觀察一番了事，因此細致地衡量地勢高低，裏程長短，做出具體策劃，這是從古到今一貫的規則，否則治水就不能成功。《尚書·皋陶謨》載大禹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四載”就是利用四種交通工具，“隨山”意味著測量地形，“刊木”應該是記錄數據，包括為山川命名。《史記·夏本紀》記大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準”是測水平的儀器，“繩”是量長度的軟尺，“規”和“矩”是繪圖的器具；一開始就采取了科學手段。
先秦的《周髀算經》，載有遠古數學家商高的話：“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其認為中國的數學萌芽於大禹時代，因為治水才需要數學運算。東漢趙君卿《周髀算經注》說：“禹治洪水，決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使東注海，無浸溺之患，此勾股之繇生也”，認為用矩尺的勾股原理來測量距離、水平和高程，是在大禹治水時所萌生的。“矩”是現在木工仍在使用的曲尺。《算經》中介紹了“用矩之道”的六個方麵：“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其中“平矩”是以吊著重物的線繩為準，使曲尺的長邊嚴格垂直，則另一短邊就達到了水平狀態，以衡量建築物正不正、平不平。“偃矩”是把曲尺的長邊保持垂直狀態，短邊居下，從短邊的一端仰望高處目標，看落在長邊的哪個刻度上，然後按照相似形原理，便可以換算出高度來。“覆矩”是把曲尺顛倒過來，短邊朝上，從它的一端俯視低處目標，看落在長邊的哪個刻度上，仍然按照相似形原理，同樣可以換算出深度。“臥矩”指整個曲尺安置成水平狀態，從短邊一端瞄準遠方目標，讀出長邊上的刻度，然後換算出到遠方目標的水平距離。“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是利用曲尺來繪圖，可以直接在地上畫，也可以在沙上畫，與今天的三角板和圓規非常相似。現代航海員手上拿著的“六分儀”，構造原理與當年大禹“用矩之道”完全相同。
粗略地測量地物之間的距離，最簡單的辦法是步測，《考工記》謂之“野度以步”。成年人平地上正常行走，左腳跨一步，右腳再跨一步，長度大致是1.5米，舊時一畝麵積約合240平方步，所以一畝四方田的兩邊應該是16步和15步，於是有個測量口訣：“長十六，寬十五，不多不少正一畝。”《山海經·海外東經》有一段話，說禹命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要求他步測距離。可是“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這位名“亥”的青年測量員並不采取步測，而是右手拿著計算器，左手伸指測量，似乎用“平矩”的辦法來推算距離，隻不過用手指手臂代替曲尺而已。現今偵察員在野外草測勾繪地形，也往往如此。《大戴禮記·五帝德》說禹“聲為律，身為度”，即書中《王言》所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孔子家語》稱為“斯不遠之則也”。在沒有尺子的情況下，今人往往用一個拳頭的寬度作為10厘米，以展開手掌時拇指到中指的跨度作為15厘米，來估計長度，就是大禹以身為度的最好說明。遠古一尺的長度，大概是一個拳頭寬加一掌的跨度。
測量得到的數據，必須及時記錄，否則就等於白費蠟。《海外東經》記有豎亥的步測成果是“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億”是十萬，“選”是一萬，因《呂氏春秋·有始覽》所記“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裏，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裏”；故“十選”應當是“九選”，否則直接可說“六億”就行了，但所記的“裏”字應為“步”字之誤，否則數字過大。古代一裏相當於300步，599800步大致是2000裏，合1000公裏，等於在北緯30度的緯線上，從東到西走了10個緯度的路程，相當於現在中國版圖東西跨度的1/5弱，非常了不起。但《後漢書·郡國誌》劉昭注引《山海經》稱：“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裏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裏七十五步。”三國魏時張揖《廣雅·釋天》：“天圜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裏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與這個結果一致；《淮南子·地形訓》裏所記太章自東極至西極，豎亥自北極至南極，都是“二億三萬三千五百裏七十五步”。由於赤道周長才8萬裏，23萬多裏這個數字大得驚人，可能中間多了一個“裏”字，應當刪除。古代注家也懷疑過，上億的裏數怎麼會有畸零的幾十步記錄？可見應該以“步”為單位，決不是“裏”。233575步相當於778裏，即389公裏，又比《海外東經》少了六成，可能是另一來源的數據。今人認為四極的測量結果，應該是以圭表觀測經緯度推算而成，雖然十分粗糙，但很可貴。
《山海經·中次十二經》跋語稱“禹曰”，強調那是大禹的話。總結出的數據是：“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裏，南北二萬六千裏，出水之山者八千裏，受水者八千裏，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大概是綜合了許多材料的大雜燴，見於《管子》《呂氏春秋》諸書。
除了數據以外，大禹治水還留下大量地理材料。《論衡·談天》指出：“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現在《山海經》仍存，但書裏的地名，晉代地理學家郭璞注解時三分之二弄不清楚；相反《春秋》和諸子書中地名，弄不清的僅不到十分之一，可見《山海經》材料出自遠古。要證明《山海經》確是遠古地理調查檔案，可將書中許多古怪的邦國名稱，與商周文獻對照，看有沒有沿襲關係。如春秋時《周書·王會解》裏，記有許多西周初年仍然存在的遠邦前來進貢，大部分邦國名稱就與《山海經》記錄相合，有些邦國直到秦漢還沒有改名。舉例言之——
《王會》“青丘：狐九尾”——《南山經》青丘之山則謂“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
《王會》“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海外西經》則載“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
《王會》“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海內北經》亦有“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
這幾個材料，可從側麵證實《山海經》裏許多記載，都是大禹時代實際考察的結果。《左傳·宣公三年》言及各地把地理資料送到中央，同時進貢一些金屬；大禹則利用那些金屬鑄成九鼎，把地理材料刻在上麵，供民眾使用。如果大禹沒有采取圖文記錄措施，對勘的邦國情況就不可能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