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童心”說影響下的晚明文壇
文苑漫步
作者：阿連
提 要：李贄“童心”說關於作家當具備孩子般天性的觀點，深刻地影響到晚明文壇，從而蔚成諸如袁宏道“性靈”說，湯顯祖、徐渭“至情”說，馮夢龍“情教”說等人文主張以及像《牡丹亭》與“三言”“二刻”等作品的人文表達。
關鍵詞：童心說，性靈說，至情說，情教說
明中葉以後，由王（守仁）學開啟的反對“存天理，滅人欲”，主張個性解放與自由精神的啟蒙思潮興起，並逐漸浸潤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李贄的“童心”說。李贄（1527—1602）在《童心說》一文裏說：
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不複有初也。
這裏所說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即自然所賦予的人的本性，其特點是“絕假純真”，沒有絲毫掩飾。李贄在《童心說》裏還指出，不論大人小孩，人人都有童心，隻是許多已被禮教與世俗所蒙蔽、汙染。他因此大聲疾呼人性的複歸、童心的恢複。
李贄的“童心”說還對明代晚期的文藝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一切文學藝術，都是人的心靈的創造。隻有具備了孩子般的天真本性的作家，才能創造出至性至情的作品。李贄在《雜說》一文中，對真情與文藝創作的關係作有論述：
世之真能為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想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想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積既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
李贄以“童心”衡量一切是非、善惡、真偽、美醜，更將“情”看成是世界的本原和一切創造的原動力。他推崇出自自然的真情，認為人的性格是色彩斑斕的，真實的情感應是順乎人性的自然表達，沒有絲毫的偽飾。雖然情感的體現會因各人性格的差異而有不同，但以自然表達為美卻是一致的。所謂自然美即是“自然真道學”；反之，便是“假道學”。李贄的自由表現人類真實情感的主張對當時及以後的人們衝決禮教對思想情感的羅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童心”說影響下的“性靈”說
李贄的思想對晚明文壇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衝擊波，其中，以袁宏道受惠最多。袁宏道（1568—l610），字中郎，號石公，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進士，官至吏部郎中。他與兄宗道、弟中道，並稱“三袁”，是晚明詩歌、散文領域中聲勢最大的“公安派”的旗手。
袁宏道年輕時，受袁宗道影響，對心學頗有興趣。他常常從兄長那裏了解李贄的學說及異行。一日，他竟有幸得到一部《焚書》，驚喜萬分，愛若至寶，每日展卷披閱，孜孜不倦。他曾自言：“幸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1]
萬曆十九年（1591年）夏秋之交，袁宏道從湖北南端的公安奔赴鄂東北的麻城，近千裏路星夜兼程，去向他心儀已久的思想大師李贄討教。他在芝佛院一住就是三個多月，與李贄獨處一室，對榻相談，聽先生縱議人生，點撥性情，真有相見恨晚之慨。他將自己20歲左右刊刻的《金屑集》麵呈先生，即得極詞相讚。先生高興之餘，還提筆做詩相贈。詩曰：
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
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2]
李贄十分器重袁宏道，認為他人品好、有骨氣、天賦高、極具悟性與靈性，思維敏捷，談吐要言不煩，作文如行雲流水，竟引為忘年知己。
在李贄思想及王學影響下，袁宏道亦成為晚明的一位啟蒙學者。他極力推崇“適世”的人生態度。他講的“適世”，不是適應社會，而是“適己”，適應自己的性情。他在《與徐漢書》一文中，講過“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的話，其中“自適”二字，即是“適己”。至於“自適之極”，更是完全掙脫封建禮教的束縛，獨來獨往，無所羈絆。他在《與馮秀才其盛》書中說：
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雕鳩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草而死於稻粱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於衣冠、豢養於祿食邪？則亦可嗤之一甚矣！
連動物都知道自適，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難道還要拘牽自己的個性嗎？袁宏道當然不願受製於人，不願因利祿而為人所用。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選任吳縣縣令。一年後，他就厭煩起官場生活來。他在《與丘長儒》一文裏敘述自己的感覺說：
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嚐盡矣。苦哉！毒哉！
他委實不願過這不自在的官場生活，便一再要求辭去官職，態度堅決而執拗。當願望達到後，他欣喜若狂，頗有脫離苦海之感，他在《與黃綺石》中，講述了此時的心情：
官實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之縱大壑，揚鱗鼓鬣，不惟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覓什麼鳥舉人進士也！
袁宏道辭官後，覺得自由快活多了。不過，他又很快發現還不快活，因為他仍是一個名人，一般人輕易不敢和他交心；而自己名根未除，也難免有時候擺出譜來，這自然不能徹底自由、徹底快活了。於是袁宏道又提出“去名”的主張，表示要與“市井屠沽”“渾淪作一團”，以求得真正快活。他渴望到這些人中去，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反而無牽無掛，能率性而行，隨意講出真心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李贄“童心”說的影響下，袁宏道創立了“性靈說”，提倡“任性而發”，“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3]；強調真情，反對宋人“以文為詩，流而理學”[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