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勞動力管理的發展概況
勞動力管理工作的創建和發展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困落後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肩負起領導全國人民恢複和發展生產，改組國民經濟，組織勞動就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曆史重任。
一、大力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
建國初期，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是與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結合進行的。毛澤東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五種經濟成份，即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製定了相應的政策，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一)沒收官僚資本，對官僚資本企業人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
解放前夕，官僚資本約占全國工業資本的66%左右，占全國工礦、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沒收了官僚資本，建立了國營經濟，國家就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對於官僚資本企業中的人員，一九四九年四月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規定：“所有在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的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須照常供職，並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帳冊、檔案等，聽候清點和接管。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凡願繼續服務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後，準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這項政策得到官僚資本企業人員的普遍擁護，成為人民政府順利接管官僚資本企業、迅速恢複生產的重要保證。
(二)完成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新中國成立之前，隻在北方約有1.6億人口的解放區進行了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後，繼續在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的廣大地區進行土地改革。這項任務，到一九五二年基本完成。全國大約有3億人口的農民分得了大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村土地改革任務的完成，解放了農業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改善了廣大農民的生活，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好轉；同時，由於廣大農民獲得了在農村安居樂業的條件，使人民政府能夠集中力量解決城市的就業問題。
(三)保護私營工商業，調整勞資關係，減少新的失業。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私營工商業實行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一九四九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占34.7%，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55.8%。一九五○年，在全國商品零售額中，國家經營的占14.9%，私人經營的占85%(從業人員662萬人)，國家資本主義和合作社經營的占0.1%。這些數字說明，私營企業在工業生產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解放初期，不少資本家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存有疑慮，因而不積極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或者企圖關廠歇業，解雇工人；不少工人認為，解放後不應再受資本家的剝削，以致引起了大量的勞資糾紛。針對上述情況，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通過工會組織和工商聯分別對工人和資本家進行政策教育，端正他們的思想和態度。各級勞動行政部門根據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基本政策，把調整勞資關係做為重要的任務，遇有爭議，首先通過推動勞資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不服仲裁的，允許到當地人民法院申訴。由於正確地製定了私營工商業政策，采取了恰當的處理勞資爭議的措施，各有關方麵對私營企業職工和資本家做了深入細致的工作，使得勞資關係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事實說明，上述政策是成功的，中國原有的私營工商業，除了那些過去依靠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階級賺錢的奢侈行業、擾亂金融的證券行業以及生產和銷售迷信品的行業被淘汰以外，大部分都保存了下來，並有所發展。這就避免了政權更迭中在經濟上的重大破壞，有利於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也避免了產生新的失業。
(四)統一財政經濟管理，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努力擴大就業。
一九四九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尚未恢複，因繼續肅清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加大了軍費開支，因對大批公務人員適當增加生活供給，因恢複重點工業和交通運輸企業增加了基本建設投資，以致國家不得不大量增發貨幣，加上敵人進行封鎖和資本主義勢力猖獗進行投機活動，在此情況下，多次出現了漲價風。為了穩定物價，爭取財政經濟的好轉，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財政經濟實行了統一領導和統一管理的方針，並迅速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到一九五○年初就刹住了漲價風，穩定了物價。一九五一年就做到全國財政收支平衡，還略有結餘。在統一財政經濟的同時，還采取了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措施，從而大大消除了經濟生活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加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和作用。這樣，在短短的時間裏，就把國民黨統治下持續十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扭轉過來。但由於步子急了一些，出現了商品流通停滯的現象，產生了工廠停工、商店歇業、失業增加的問題。全國各大城市新增加的失業人口合計約為38—40萬人。一九五○年五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了解決工商業困難的五項辦法，包括國家委托私營工廠加工、對私營工廠訂貨，收購農產品來增加農民購買力，組織手工業產品出口，聯合公私力量、組織資金周轉，幫助私營工廠改善經營管理，重點舉辦失業救濟等，使工商業從停工歇業的困境中擺脫了出來。通過統一財政經濟，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也擴大了城鎮的勞動就業。城鎮在業勞動者人數由一九四九年的1533萬人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2486萬人，其中職工1603萬人，個體勞動者883萬人，分別增加98%和21.9%。
(五)救濟失業人員，留用舊軍政人員。
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失業人員主要是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他們慶幸得到解放，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寄予殷切的希望。毛澤東主席一九五○年六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麵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提出：“認真地進行對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為此，政務院於一九五○年六月十七日發出了《關於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規定：“救濟辦法應以以工代賑為主，以生產自救、轉業訓練、還鄉生產、發給救濟金等為輔。”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政務院發出《關於救濟失業教師與處理學生失業問題的指示》，要求對於失業的文化、教育、藝術人員進行登記，幫助他們就業。對於舊軍政人員，中共中央提出：“除作惡多端，嚴重貪汙及依靠門子吃飯的分子等，而為群眾所十分不滿者，應予撤職並依法辦理外，一般應予留用。”上述政策的實施，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失業工人、失業知識分子以及舊軍政人員的擁護。在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較好較快地解決了失業問題，是建國初期的一項重大成就。
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勞動力管理製度
中國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到一九五二年已經勝利完成。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隨著總路線的貫徹實行，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初步形成了中國的勞動力管理製度。
(一)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計劃)的實施，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組織調配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
從一九五三年起，中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一五”計劃重點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發展重工業的一個重要困難，是中國的技術力量缺乏。中國的產業工人不過300萬，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大約30萬，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而這些地方又不是當時的重點建設地區。為了滿足重點建設地區、重點建設項目對技術力量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部門和人民政府的勞動、人事部門通過組織手段和行政手段對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進行了統一調配。例如，由華北、華中、華東向東北地區調去大批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較好地保證了建設的需要。
(二)妥善處理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勞動就業問題。
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方針，避免了農民因貧困破產，失去土地，淪為失業者。對於個體手工業者，通過組織他們加入合作社，使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經過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到一九五六年實行了公私合營，並對私營工商業的職工和資方人員全部做了妥善安排和處理。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沒有產生失業問題。
(三)按照計劃經濟的要求建立勞動工資計劃管理製度。
一九四九年，東北地區在編製年度經濟計劃中包括了勞動工資計劃的內容。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把職工人數納入了國民經濟計劃，這個時期的勞動工資計劃是以各大行政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為主進行管理，並允許企業按照生產任務和超產幅度自行決定增加必要的勞動力。從一九五三年起，隨著整個國民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管理，勞動工資計劃管理工作也集中到中央。勞動工資計劃包括職工人數、工資總額和勞動生產率三項內容，均為指令性指標。“一五”計劃勝利完成，勞動工資計劃的完成情況大體上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人均國民收入142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長36.5%；職工人數3101萬人，增長93.4%；城鎮勞動者人數淨增717萬人。全民所有製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6336元，增長52.1%。
(四)加強招工管理，實行勞動力的統一調配和調劑。
一九五一年八月，勞動部提出，要建立健全各級勞動力調配機構，各大行政區勞動部與省、市勞動局應對勞動力調配工作加強領導，對城鄉勞動力要進行調查登記；各市勞動介紹所必須貫徹勞動力統一調配的方針。通過統一介紹和調配勞動力，有效地剝奪了封建把頭進行中間盤剝和解雇工人的權利，防止了企業互相挖工和工人隨意跳廠給生產造成損失，保證了企業單位用人的需要。但由於統一調配的範圍過廣，實際上限製了各單位用人的方便，縮小了自行就業門路。因此，一九五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勞動就業委員會、內務部、勞動部的意見，明確提出對工人要采取介紹就業與自行就業的方針，把勞動力統一調配的範圍限製在工廠企業。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在《關於第二次省、市計劃會議總結報告》上批示：“一切部門的勞動力調配必須納入計劃，增加人員必須通過勞動部門統一調配，不準隨便招收人員。”自此以後，勞動力統一調配、調劑即作為國家勞動力管理的一項重要製度，在實際工作中長期貫徹執行。
(五)企業用工形式從多樣化走向單一化。
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除對沒收的官僚資本企業的人員和舊軍政人員“包下來”以外，企業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用工，並有辭退職工的一定權力。在進入有計劃建設時期以後，由於人才缺乏，國家對高等院校、中專和技工學校畢業生實行了統一分配，用人單位對他們除個別違法亂紀必須開除的以外，一般是不允許辭退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解雇職工，人民政府一開始就采取限製的方針，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對所有人員都安排了工作，實際上也都成了固定工。對於企業使用臨時工也實行限製，勞動部一九五三年規定：經常性工作不應雇用臨時工擔任，已經擔任經常性工作的臨時工，可根據生產需要逐步地分別改為正式工，即固定工。一九五七年，國務院批轉勞動部的報告中規定：企業、事業、機關編餘人員，應設法在企業、事業、機關內部或部門之間調劑安置工作或組織他們學習，不得任意辭退。在計劃經濟必須實行勞動力的計劃調配、社會主義必須消滅失業的思想支配下，逐漸形成了“能進不能出”的“鐵飯碗”勞動製度。
(六)限製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
由於土地改革的完成和農業合作化政策的推行，基本上堵塞了農民因貧困破產、流入城市成為失業後備軍的道路。但是由於城鄉、工農差別的存在，城市生活對於農民仍具有吸引力，隨著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農民進入城市尋求工作的日漸增多。從一九五二年起，政務院多次在有關文件中提出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問題，規定各單位未經勞動部門許可或介紹，不得擅自到農村招收工人。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批發勞動部黨組《關於解決城市失業問題的報告》時提出：各企業事業單位招收人員時，仍應遵守先城市、後農村的原則。實踐證明，在中國農村勞動力有如汪洋大海，而當時城市經濟很不發達，就業困難又大的情況下，限製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的政策，是利多弊少的。
勞動力管理的失控和調整
一、“大躍進”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混亂和勞動力管理的失控
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經濟建設上，堅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由於指導思想上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總路線”提出後，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和試點，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的運動。這就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泛濫於全國，使國民經濟的發展遭受嚴重挫折，使勞動力管理失去了控製，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困難。
(一)下放招工管理權限，城鎮人口急劇膨脹。
“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8%，其中重工業生產平均每年遞增25.4%，輕工業生產平均每年遞增12.9%，增長的速度是相當快的。“大躍進”要求工業特別是鋼鐵生產以更快的速度繼續增長，以便“超英趕美”。為此，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盡快地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在這種情況下，把中央各部所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同時，下放了計劃管理權和基本建設項目的審批權，因而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急劇增加，一九五八年有1589個，一九五九年有1361個，一九六○年有1815個，每一年都超過了“一五”期間施工項目的總和。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鑒於一九五六年招工失控的教訓，討論通過了《關於調劑和補充職工問題的意見》，提出必須控製盲目增加職工，各地區、各企業、事業單位需要增加人員(包括臨時工)，首先從多餘人員和下放人員中調劑，調劑後仍不能滿足時，才能從社會上招用，招用計劃在經省、自治區、直轄市審定後，須報中央考慮決定。剛剛過去三個月，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大躍進”及計劃管理和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權限下放的新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以後勞動力的招收、調配等項工作，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確定後即可執行。各地又將招工審批權層層下放。這就引起了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職工一九六○年達到5969萬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2868萬人；城鎮人口一九六○年達到1.3億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3124萬人。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增長過多過快，造成了職工工資總額和社會購買力急劇膨脹，引起了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使農業勞動力大幅度減少，影響了農業生產；使企業嚴重人浮於事，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8.5%，一九五九年又比一九五八年下降7.5%。
(二)實行繼續改造殘存私有製的方針，就業渠道進一步單一化。
在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對個體手工業、個體商業進行合並，有些工廠和商店並得對，應該並，但也有很多是並得不對的，其中數量最大的是手工業，因為他們沒有什麼機器，並起來很方便，就並了。這樣做既限製了個體手工業、個體商業的發展，又給人民生活帶來了不便。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繼續加強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組織個體手工業戶加入合作社，把集體工商業並入或轉為國營企業。到一九六○年底，留在合作店、組的人員隻剩下約90萬人，而且大部分歸口國營企業統一核算，吃“大鍋飯”。其結果，抹殺了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的生產和經營特點，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加重了國家的負擔，給人民生活帶來更多不便，還堵塞了失業人員自謀職業的渠道，使得他們隻能依賴政府安排工作，解決生活問題。
(三)強調解放婦女勞動力，否定家務勞動的作用。
由於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基礎。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和“一五”時期，城市青年婦女隨著生產建設事業的發展，陸續走上了社會勞動崗位。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在大煉鋼鐵、大辦工業的群眾運動中，使城市中上千萬的家庭婦女包括中年婦女參加了民辦工業、手工業和集體福利事業。她們為我國城市集體企業、事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由於過份強調“家務勞動社會化”，否定了家務勞動的重要作用，使人們認為婦女隻有從事社會勞動才光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就業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