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停緩建項目和關停企業職工，加強調劑工作，促進社會安定團結
粉碎“四人幫”之後，由於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估計不足，急於求成，又提出了建設大項目和高指標，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的嚴重後果。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麵地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傾錯誤，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的失誤，對國民經濟重大比例的失調，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停緩建一批建設項目，對一些生產條件不足的企業要關停並轉或減少生產。為此，國家確定一九八一年基本建設總規模由500億元壓縮到300億元，減少40%。據估算，全國全民所有製基本建設施工單位大約要多餘職工200至240萬人。工業企業方麵，據初步計算，約多餘15%的職工。
在經濟調整中，為解決好多餘職工的安置，國務院一九八一年初發出《關於停緩建項目和關停企業職工安置的通知》指出，停緩建和關停企業的職工要組織管理好，安排好，這對於保證安定團結，順利實現國民經濟的調整，關係重大，必須高度重視。在全部善後工作完成以前，領導幹部不能調動，要堅守工作崗位。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的方針和要求，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
第一，盡量多並轉少關停企業。各地在調整工作中，盡量利用現有工廠設備，進行同行業合並或轉產適銷對路產品的措施，既安置了職工，又利用了工廠設備，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如濟南機床一廠為日本加工7616車床，任務很重，廠房又小，人力不足。在調整中，他們將產品無銷路的機床三廠、八廠與濟南機床一廠合並，作為機床一廠的分廠，生產零部件，這樣既擺脫了三廠、八廠的困境，安置了職工，又滿足了外商定貨的需要。石家莊市在調整中，將有活和無活的33個工廠合並為16個廠，工具廠與布鞋廠合並，擴大了布鞋的生產和出口，鍛壓機床廠與表殼廠合並，增加了表殼的產量；另有轉產的11個工廠，組織聯營的5個工廠；關停的隻有4個工廠。
第二，廣開生產門路。許多停緩建工程項目和生產任務不足的企業開展多種經營或為其他企業提供技術服務，承包工程，解決生產和職工生活出路問題。如安徽省儲備局三五九工程緩建後，組織職工搞工程維護，植樹造林，農副業生產，還承攬了附近四七一工程的修建任務，一九八○年盈餘37000元。雲南省楚雄縣電機廠長期沒有生產任務，領導放手發動群眾，搞土方，敲石頭，搞修理，承擔水電安裝任務等生產活動，基本做到人人有活幹，各項勞動收入，除發工資外，還可發獎金。
第三，開展職工調劑工作。河南許昌地區關停4個地市屬企業，職工2800人，內部調劑安置了78%。吉林市從施工任務不足的基建係統調出了460人給輕紡工業，既安排了多餘職工，又滿足了一些企業生產發展的需要。遼寧省康平縣關停6個企業，職工1275人，其中固定職工645人，除留下護廠和回農村的外，調劑安置的有425人。
第四，對關停企業中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合同工和計劃外用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並酌情發給補助費，動員他們回鄉生產。
第五，對於暫時沒有工作的職工，照發基本工資，穩定思想情緒。有的把職工組織起來輪流學習文化和技術知識，為本企業生產發展準備技術力量。
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和國務院的方針和要求，使停緩建項目和關停企業多餘出來的職工，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維護了社會安定團結。
二、解決工人家庭困難的工作調動
(一)有步驟地解決工人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
工人夫妻兩地分居，是涉及數百萬工人和上千萬家屬、帶有群眾性的一個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曆史上就有，以後越積累越多。針對這個問題，勞動部門曾經采取過工作調動辦法，但一般都是個別解決，為數較少。七十年代中期，根據李先念副總理的批示，曾請部分地區和部門對工人夫妻兩地分居情況作過調查，並召開座談會，研究提出了全麵解決的意見，向國務院作了報告，但因限於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幹擾，也未能作出決定。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關心職工生活，為群眾排憂解難，把這個問題提上重要議事日程。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明確提出：要有步驟地解決職工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三線地區，要積極創造條件，在幾年內解決這個問題。此後中央領導同誌多次指示，要勞動部門本著“統籌兼顧、全麵安排”的方針，采取積極措施，研究解決的辦法。
據一九八○年典型調查估算，全國全民所有製單位夫妻兩地分居的(享受國家規定探親假的)工人約有500萬人，占固定職工總數的10%左右，雙方都是職工或一方是城鎮居民的，約有150萬人，占分居工人總數的30%左右，一方是農村社員的，約有350萬人，占70%左右。分居雙方在一個省內的約有350萬人，占70%；跨省、自治區分居的約有150萬人，占30%。三線地區和礦山部門工人分居的比例要大些，一方在農村的也多些。
一九八○年，中央組織部、民政部、公安部、國家勞動總局聯合發出《關於逐步解決職工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問題的通知》，提出了解決職工夫妻兩地分居的方針和基本原則。同年十一月，國家勞動總局召開了全國工人夫妻兩地分居商調會，提出了調動工作解決工人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的指導思想和具體辦法。為防止大城市過多增加職工，穩定鞏固三線和邊疆地區的職工隊伍，在一般情況下，按照大城市就中小城鎮，內地就邊疆，一、二線地區就三線地區的原則。對大城市之間，中等城市之間和縣鎮之間相互調動工作，一般不強調人數對等。各地調入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實行從嚴控製。由於分居人數較多，一般是盡先解決工齡、分居時間較長和家庭困難較大職工的問題。
調動工作，主要有三種方式。
一是對調工作，即在地區之間相互調動工作。這樣可以不增加各地的城鎮人口和職工人數。隻要調出調入單位或主管部門同意，由兩地勞動部門辦理調動手續。采用對調的辦法，不受大小城市的限製，可保持城鎮人口和職工人數平衡，因此，各地解決的人數較多。如北京市勞動局，從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十年共解決了46000多對工人的兩地分居問題，平均每年解決4600多對。對調工作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自找對調對象比較困難，一時不容易找到合適條件的對象。
二是單調工作。這主要是分居工人家庭有特殊困難，將工人調到配偶所在地或其附近工作。各地都有這方麵的規定，因為涉及到調入地區城鎮人口和職工人數的增加，開始各地要求條件較嚴，以後隨著生產建設事業的發展，限製條件逐步放寬，單調人數不斷增多。
對個別家庭確有困難，家居農村分居的工人，在征得調入地區同意後，有時也采取將工人單調到其愛人所在農村附近的縣、鎮或社隊工作。
三是召開商調會。這是集中的通過對調或單調解決工人夫妻分居的一種方式。具體做法是，由有關幾個省、市在一起共同商定一個協議，包括互調工人的條件、範圍、手續、程序等內容，按規定相互交換調動工人的名單或檔案，各自安排落實後再發給調令。商調會的規模可大可小，比較靈活，效果較好，因此很快得到擴大。遼寧省一九八○年以來，每年召開各地、市、縣及有關部門工人商調會，先後共開了16次，在省內互調解決了5萬多名工人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上海、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6個城市在一起開了12次協商會，在七年內使2000多對“牛郎織女”得到了團圓。一九八六年，勞動人事部組織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進行互調，僅半年時間，解決了633對工人的夫妻兩地分居。有些中央產業部門也召開本係統所屬單位的商調會。如冶金部一九八一年召開冶金係統夫妻分居工人調整會，在18個省、市、自治區的冶金係統之間解決了11000多對工人的夫妻分居問題。
從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七年，八年間，通過以上調動工作的方式解決工人夫妻兩地分居的有200萬人。
對於一方家居農村的工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要比解決雙職工或一方為城鎮居民的分居困難多。其原因有三：一是分居農村的人數多。二是農村家屬進城，城市和企業在解決住房、子女就學、就業等方麵的承受能力有限。三是糧食生產雖有較大增長，但吃商品糧人口增加過多，仍有困難。所以不可能把農村家屬過多的進城轉為城鎮戶口，與工人團聚。盡管如此，一九七八年以來，國家仍在積極采取措施，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分別不同情況，創造條件，采用多種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有條件地舉辦農副業生產基地，將在農村家屬遷移到職工所在地入農業戶口，參加農副業生產，解決工人夫妻兩地分居。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石油、冶金、煤炭、地質、鐵道、林業、軍工等係統，以及遼寧、甘肅等地的大型工礦企業都先後舉辦了農副業生產基地，安排了一批農村職工家屬。這樣做，既不增加吃商品糧和城鎮人口，又解決部分職工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還可為國家增加農副產品，改善職工生活。
有條件地將少數艱苦地區和艱苦行業的部分職工的農村家屬轉城鎮戶口。八十年代中期，重點解決了三線地區和煤礦的部分職工的農村家屬分居問題。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國務院、中央軍委分別批準了三線艱苦地區的國防科技工業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所屬企業事業單位的某些職工的農村家屬，經過批準可到職工所在地區落城鎮戶口。落戶的條件是，工人必須是從一、二線地區調到三線艱苦地區工作滿八年，年齡滿40歲，工齡滿二十年的。由這兩個部門按照規定的條件分期分批審批落戶。到一九八七年底，國防科工委係統已批準4.4萬多戶、16萬多名農村家屬及子女，軍隊係統已批準1.1萬多戶、3.4萬多人落了城鎮戶口。
煤礦職工的農村家屬落戶問題，中央領導同誌很關心。一九八四年國務院批準了煤礦井下職工從事井下采掘工作滿十年，井下輔助工作滿十五年，他們的農村家屬包括15周歲以下的子女和不超過18周歲的在校學生，可以到職工所在地落城鎮戶口。到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經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有38多萬戶、137多萬人，到煤礦落了城鎮戶口。
(二)調動工作解決城市工人上班路遠的困難。
城市職工上班路遠是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過去各地勞動部門通過調動工作，解決了一些人的困難，但為數不多。隨著城市建設規模不斷發展，工廠企業事業單位增多，職工人數日益增長，城市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等等因素，職工上班路遠成為城市人民生活中迫切期望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
據調查，上海市一九七八年工交、基建係統在市區工作的有220萬職工，其中工作單位離家在15華裏以上或上下班需要兩小時以上的有20多萬人，約占10%左右。沈陽市一九七九年調查，上班往返二、三小時，換車二、三次的職工約有5萬人。據一九八四年對8個城市調查的情況推算，全國城市職工一年上下班所花費的時間，約為上億個工作日，這是很大的浪費。不僅影響職工學習和工作積極性的提高，而且對於企業經濟效益和職工隊伍素質的提高也有很大影響。
一九七八年以來，許多地方和有關部門想了許多解決辦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上海是中國最大城市，一九七八年全市職工有400多萬人，每天職工上下班時對城市交通有很大壓力。中共上海市委責成有關部門成立專門小組，由勞動局具體負責，首先在棉紡、醫藥、服裝、機械配件、日用五金和醫療器械6個工業公司的25個工廠企業進行試點，采取單獨調動、相互調動和循環調動工作的辦法，解決職工上下班路遠的問題。通過試點，僅幾個月就解決了2萬名職工的問題。李先念副總理對上海市這一做法作了批示，要其他城市也效仿。隨後，北京、沈陽、南京、西安、天津、長沙、無錫等城市都相繼開展了這項工作。沈陽市按先係統內後係統外，先易後難，盡量不跨行業、不改變工種、不改變企業性質的原則，調整工作；個別部門無法調整的，由市勞動部門統籌安排進行調整。一九七九年全市調整了15000多名職工的工作單位。一九八四年該市又調整了4000多人的工作單位。無錫市勞動局為解決部分工人上下班路遠“乘車難”的問題，會同市總工會研究製訂了調動工作的具體辦法，從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為上下班路遠職工27700人調整了工作。天津市人民政府把解決職工上班路遠的問題，列入天津市一九八四年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十項工作之一。由於市政府領導重視，一年時間解決了1萬多名職工上班路遠的問題。北京市西城區副食品公司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十一年共解決了4000多名職工的遠距離上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