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業技術幹部隊伍，是指由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部門、各種性質所有製的單位中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所組成的專業技術工作者隊伍。中國通常所講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這支隊伍的成員。
近代中國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發展，從一八七二年清政府送出前往美國的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為起點，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曆史。新中國成立前，外侮內患的嚴酷現實，使中國人民及一部分較為開明的統治者產生了發展中國的專業技術隊伍以自強的願望。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舊中國曆屆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專業技術隊伍的成長步履艱難。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當代中國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成長獲得了空前的進步。經過四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專業技術大軍。截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全民所有製單位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已有2314.65萬人；在集體所有製單位（含鄉鎮企業）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約250萬人。這支隊伍專業門類齊全，分布遍及文化、教育、科研、醫療衛生、工程技術、農林牧漁、文學藝術、經濟財貿、政治法律等各個學科和行業；人員素質較好，在全民所有製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中，受過中專以上專業教育的就占71.23%。他們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重要，並已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新中國成立四十年來，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發展進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曾經在一段時間裏，由於受“左”的錯誤思想與小生產意識的影響，不信任、甚至排斥知識分子，輕視科學知識的思潮屢有發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建設遭受到極大的衝擊。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也曾發生過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手硬、一手軟”的情況，忽視和放鬆了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影響了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健康發展。
新中國專業技術幹部隊伍成長壯大的曆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知識分子、全體中國人民與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與“左”的錯誤思想進行不懈鬥爭並不斷取得勝利的曆史。也正是在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中，廣大知識分子經受了鍛煉，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獲得了發展。
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發展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對發展科學文化事業、建設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並建設起一支與革命鬥爭密切相關——以無線電通訊、軍事工業、醫療衛生、新聞等為重點——的紅色專業技術幹部隊伍。而且先後派遣了110名學生留學前蘇聯，學習機械工程、飛機製造、無線電技術等專業。這些努力，為建設新中國的專業技術隊伍訓練了骨幹，同時也為新中國成立後立即啟動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建設工作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組建（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
新中國成立以後，盡管舊中國的專業技術人員絕大多數留了下來，但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家底還是太薄，高等學校畢業生僅18萬人，科技人員僅5萬人左右，科研機構40個，科研工作者隻有650人。新興學科和尖端技術基本上是空白。麵對這種形勢，中國共產黨及時而正確地實施了一係列符合實際的政策，以原有的專業技術人員為基礎，彙合革命根據地的專業技術工作者，很快組建起新中國的專業技術幹部隊伍，開始了新中國的建設。
（一）妥善安置原有的專業技術人員。
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多次指出，要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就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文化事業。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高度重視妥善使用可能爭取到的所有專門人才，並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朱德形象地說：這些人是我們的“國寶”，是實現工業化不可缺少的力量。
為動員更多的知識分子盡快加入新中國建設者的行列，一九四九年五月，周恩來對參加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的205位科技界人士鄭重宣布，凡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或實際工作者，隻要不反動，都將受到新中國科學團體的歡迎。針對一些人的思想顧慮，他還說，某些科學家在政治上縱然與我們有不同意見，但在長期的共同工作和學習中，一定會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確是最尊重科學、擁護科學真理的革命黨，就更加信任，更加接近起來。本著這種熱誠歡迎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以“量才錄用，妥善安排”為指導方針，對舊中國原有的知識分子作了妥善安置，並以他們為基礎力量，組織起新中國的專業技術幹部隊伍。
由於當時條件的限製，全局性的統一調配無法做到，工作安置的基本辦法是維持原職原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關於保護與爭取技術人員的指示》中明確，原屬舊中國資源委員會的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大部分為中國比較優秀的技術專家，必須妥為保護，盡量爭取原職原薪任用，不得采取粗暴態度。”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在《關於改造舊職員問題給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又補充規定：“有一些技術較高，能力較好，但因與國民黨負責人不和而位置和薪水明顯降低的，則應適當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這些指示，是妥善安置舊政府所屬企業、事業單位中的科技人員的基本依據。
據統計，當時全國具有專科學校和大學資曆的失業人員達數萬人（其中58%以上是科技人員）。為使這些人盡早就業，政務院及中央人事部、勞動部發布了登記、招聘、招考辦法，建立介紹職業的專門機構，這就使大部分具有專門技能、要求工作又確實能夠參加工作的人員，在不長的時間裏有了適當職業。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僅十九天，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宣布成立中國科學院，調整全國科研隊伍。原屬舊中國中央研究院的11個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9個研究所的科研人員以及科研輔助人員，絕大多數在中國科學院新組建的20個研究所、4個籌備處得到了適當的工作。他們當中的一些著名學者、專家還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各研究部門的負責人，165名院內外知名科學家入選15個學科的專門委員會，擔當起學術領導的責任。那些具備專深學識、享有崇高聲譽的愛國知識分子則被委以重任，或作了本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這些措施，使知識分子們安下了心，愉快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二）爭取海外專家和留學生回國。
新中國的建立，不僅給國內的知識分子以巨大的鼓舞，而且牽動了海外華人學者的心。盡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並不完全了解，仍有不少人放棄了國外較好的生活、工作條件，回歸祖國參加建設。
為了幫助和爭取海外學人回國，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成立了專門機構——“爭取還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生回國工作小組”。該小組一方麵在國內通過個別走訪和成立“留美學生家屬聯誼會”一類形式的活動，做深入的思想動員；另一方麵利用國際活動與各國的中國留學生、科技工作者加強接觸，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李四光、張文裕、華羅庚、趙忠堯、錢學森等學者在國外享有較高聲望，加上這些人鮮明地把報國與事業聯係在一起，其回歸往往受到所在國的阻撓。特別是旅美學者，遭受的磨難更大。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頒布法令，禁止中國旅美知識分子回國。為此，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各種形式爭取國際輿論，並在日內瓦會談中據理力爭，終於迫使美國政府於一九五五年與中國達成雙方平民遣返回國的協議，放寬了限製。
由於美國政府及台灣當局的反動宣傳，一部分留學海外的人員存在不少思想疑慮。為了打消這些思想障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僅采取了一套切實可行的辦法，對歸國旅資、路線、安全諸方麵都作了穩妥的統籌安排，而且形成了一係列的特殊政策。
經過努力，海外學者、留學生的回歸形成了熱潮。一九四九年當年即有175人回國，一九五○和一九五一年兩年間回國的多達1008人。截至一九五六年底，由歐美、日本等國及港澳地區回國的知識分子共1805人。在這些人中，除一九五○年以前有458人是以“協助介紹，自謀職業”的方式予以安置的以外，其餘的全由人事部門統一分配到各個部門工作。到達工作崗位後，這些人很快成了各條戰線的骨幹。侯德榜、李四光、錢學森等還成為各自科學文化領域的事業開拓者、學術巨擘。
（三）發揮革命根據地專業技術人員的作用。
在以舊中國原有專業技術人員為基礎組織新中國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同時，充分發揮了民主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培養出來的和參加革命較早的專業技術工作者的關鍵性組織領導作用。第一所軍醫學校——紅軍軍醫學校的校長賀誠，在新中國成立當日即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衛生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主持了新中國的衛生事業及其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建設工作。延安自然科學院負責人吳玉章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綜合大學——人民大學並擔任首任校長，為培養新一代知識分子作出了曆史性貢獻。在延安成功地試製出“馬蘭草紙”的科技工作者華壽俊，一九五五年籌建起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後就任了副所長，為組織新中國化學科研隊伍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汽車專家孟少農，是新中國汽車工業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建設者之一。他在擔任新中國汽車工業籌備組副主任時，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培訓科技人員；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建成後，他作為總工程師，不僅重視對廠內人員的科技教育，而且積極促成了“長春汽車學校”、“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的成立，對汽車工業科技隊伍的建設貢獻很大。
東北地區解放較早，並有相當的工業基礎，新中國部分行業諸如鋼鐵、礦冶、電力、林業等方麵的科技隊伍是在這裏起步的。人民解放軍空軍的航空技術隊伍，也是在一九四五年由常乾坤、王弼等人創建的“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培養出的534名各類航空技術人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更多的革命根據地培養的或參加革命較早的專業技術工作者則是以普通建設者的身分，在新中國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中自覺發揮政治骨幹作用、模範帶頭作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這些人體現的。
二、“一·五”期間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擴充（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
為了迅速改革舊中國高等教育的體製和格局以適應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自一九五一年三月開始，國家對全國高等院校的院係設置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這次調整撤銷了由外國人主辦的學校及私人學校，使全國大專院校都由國家主辦，進一步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教育界的領導地位。通過調整師資隊伍，重新組織和相對地集中了教學力量，使教學力量得到了更好的發揮，保證了重點院校和學科的建設。調整之後，各院係逐步地走上定質、定量、定向和有計劃地為國家培養和輸送專門人才的正常軌道。但是，由於這次調整過分強調專業分工，以致造成理、工、文分家，單科獨進，阻礙了學科之間的相互促進和溶合，影響了畢業生的知識麵和適應性，對人才的成長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響。
一九五三年一月，國家又對全國高等院校及中等專業學校全麵地進行了改革和調整，提高了高等教育及中等專業教育的質量，推動了人才培養工作。
在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的工作中，出於改善知識分子隊伍政治素質及階級成分的考慮，“一五”期間，中國共產黨對培養勞動人民出身的專門人才給予了特殊的關注。共組織了20餘萬人參加工農速成中學幹部班的學習；同時還將部分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人民出身的青年幹部直接保送到高等院校的幹部班學習；工農速成中學的幹部學員畢業後大部分也上了大學。這樣，一大批出身勞動人民的青年幹部成長為科學文化人才，加入了知識分子的行列。但是，這一工作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漸停止了。
經過上述努力，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全國高等學校總數由205所發展為229所，在校生由11.7萬人發展為44.1萬人；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由500所發展為2048所，在校生由20萬人發展為126萬人。與此同時，還派遣出國留學生1萬餘人。8年間，全國高等學校為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共輸送了27萬名畢業生。
由於新中國建立初期人才匱乏現象嚴重，單憑正規教育難以滿足需要，為此，教育部門一直對經濟建設部門在高等學校舉辦專修科、代培班一類靈活形式來培訓人才抓得很緊，各部門也盡量利用已有條件加強對在職人員的業餘教育。截至一九五六年，全國成人高等學校為156所，普通高等學校附設的夜校（班、部）34所、函授部39所，在校學生達6.3萬人。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政務院的支持和鼓勵下，各種社會力量也積極辦學，一批私立學校、業餘學校紛紛建立。這些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才供求的矛盾。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的時候，為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還將高等學校中水利、采礦、冶金、地質、數學、物理、化學、氣象、土木、機械、紡織及工業管理等科係的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兩屆畢業生提前了一年畢業。這樣，一些年輕人提前參加工作，加入了專業技術幹部隊伍。
在這一時期，由於實施了上述各項措施，新中國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發展很快。到一九五七年，僅全民所有製單位的自然科學技術工作者即由一九五二年的42.5萬人增加到122.6萬人，知識分子的總人數則超過384萬人。
三、開始全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發展與挫折（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
（一）五十年代末的失誤。
五十年代末期，在全麵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後，在大好形勢麵前，中國共產黨內的驕傲情緒有所增長，加上在強調主觀能動性的同時沒有強調尊重客觀規律，在強調破除迷信的同時沒有強調實事求是，以致誇大主觀意誌作用的“左”的情緒有所滋長，片麵追求“多、快”。在這種氣候下，為適應“超英趕美”的設想，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也出現了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況。僅一九五八年一年間，全國各高等院校就比前一年多招新生10萬人，在校生增長三分之二；中專的在校生則增長120%。新建的“紅專大學”一類業餘學校增加五倍半，學生達5000萬人。一些省、市宣布要在15年內普及中學教育。各省、市雖然不完全具備相應的條件，卻紛紛宣布成立中國科學院的分院。各省、專區、縣甚至農業社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籌建起各類科研機構，僅河南等7個省的不完全統計就有700多個研究單位宣告成立。一時間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規模急劇膨脹。
與此同時，又有不少專業技術骨幹、專家、學者因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離開了專業技術隊伍。一些已經決心回國的海外學人看到國內知識分子的境遇也放棄了念頭，回歸者人數急劇下降，一九五七年為103人，一九五八年減為46人，一九五九年則僅有18人了。
很顯然，這些現象帶給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的影響是消極的，形成了一種專業技術幹部隊伍表麵壯大而實力降低的事實。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代的經濟調整時期。六十年代初精簡人員時，由於精簡任務重，加上受“左”的思想影響，歧視知識分子，不少地方將專業技術人員大批裁減下放。有一個省的7個地區就下放科技人員2000人，並將1800名科技人員調往非技術部門工作。這兩項人數加在一起，就占了該省同期上報所缺科技人員人數的90%以上。這種一麵向上報缺人才，一麵向下裁減人才的做法，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
（二）六十年代初的調整。
進入六十年代後，中共中央察覺了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出現的偏差。一九六一年，以聶榮臻為組長的中共中央“科學小組”（組員為宋任窮、王鶴壽、韓光、張勁夫、於光遠），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盲目追求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建設的“高速度”問題，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同時，對科技戰線如何貫徹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擬製了具體意見。針對科研機構膨脹問題，他們提出了《關於調整地方科學機構的報告》。報告嚴肅指出：這些機構重疊，名目繁多，設備簡陋，與國家實際需要和當時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實際力量相差甚遠，因而不少新建單位兵多將少，不能配套，有的則缺乏基本條件，形同虛設，應當立即加以調整。這些意見很快為中共中央所接受，調整工作不久就開展起來了。經過兩年的努力，多數合並，少數撤銷，到一九六二年底取得明顯效果，全國科研機構由一九六○年的1730個壓縮為1296個，分布趨於合理，力量相對集中，質量有較大提高。
為了糾正前述那種既缺乏人才，又浪費人才的不合理現象，在周恩來的直接參與下，一九六二年國務院相繼發出《關於在精簡整編工作中處理高等學校畢業生問題的若幹規定》以及批轉內務部《關於對使用不當的高等學校畢業生進行調整工作的報告》。文件指出：“十三年來國家培養的高校畢業生，已有近百萬人，這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合理地使用他們，切實發揮其所長，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明確規定，今後“除因犯十分嚴重的錯誤應予開除公職或喪失工作能力者外，一律不得作退職處理。”根據上述精神，國家科委隨即對科技人員的使用情況，特別是留學歸國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的情況，進行了全麵了解，並按規定進行了調整。
經過各級組織的檢查督促，隨便下放和讓專業技術人員退職的現象，基本上製止了；回收、調整使用不當人員的工作也逐步開展起來了。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國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回收並安排工作的高校畢業生有1320人，占這些地區被精簡的大專畢業生的23%。到一九六三年底，45%的安排不當的大專畢業生（共6750人）得到調整。留學歸國者的問題解決得更好些，僅國家科委就出麵調整了在安排使用上問題較大的337人的工作，使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通過一係列的整頓工作，專業技術人員使用不當、隨意下放的現象有所改變，科研機構重疊、力量分散的問題有所改善，專業技術幹部隊伍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和鞏固。
（三）在挫折中專業技術幹部隊伍仍有較快發展。
一九五七年以後，根據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對人才需求的情況，全國許多高等院校，特別是各重點院校先後開設和擴大了無線電、計算機、空氣動力學、計算數學、統計數學、流體力學、固體力學等各種專業課程。
一九五八年，許多科學家建議以中國科學院的科研力量及設備創辦一所綜合科學技術大學。這一想法得到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支持。籌建報告很快被批準，郭沫若被任命為該校校長，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鬱文為黨委書記。學校的係科設置重點確定為空白、薄弱和新興的學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籌建工作得到科學家們的大力支持，吳有訓、華羅庚、錢學森、貝時璋、嚴濟慈等老專家自告奮勇到校任教。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從批準籌建到開學，僅用了3個月的時間，充分反映了人們對建設專業技術幹部隊伍的責任心與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