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要等多久，大約他知道那不是由他說了就算數的。我也沒有問，既然已經答應等他了，再問也沒有用，何況我還有個不大好的冰箱湊合著用。這期間，又有兩個當地人給我打電話，說他們有符合我要求的冰箱賣。我甚至還忍不住去距我家較近的一個老太太家去看了看那個冰箱。的確也是個很不錯的冰箱，隻是體積大了一點，使用得久了一點，但還可以講一點價，大約280元就可以買下來。其實用不著多想，我完全可以當時就拍板買下來，對劍橋鎮的那個賣家，打個電話告訴他就是了，反正我一分錢押金也沒有出。他還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我相信，即使買了這個冰箱，他也覺得在情理之中，一點也不會埋怨我的，而我也不覺得虧欠了他。
但是，回到家，我還是給老太太打了個電話，說謝謝她了，讓她賣給別人吧。我在心裏對我自己說，不買她的冰箱有兩點理由：一不是最理想的冰箱，我以為劍橋的那個冰箱最理想；二是為了一份信賴。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要讓洋人覺得咱中國人是講信用的。我的確是這樣想的，一點也不想把自己拔高。隻有出國後，你才真正意識到“中國”二字在你心中的分量。這樣一等，居然等了半年。就在我因為學習忙差點都要“忘記”冰箱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劍橋打來的。那人有一點不好意思地問：“你還要我的冰箱嗎？”“你簽證來了？”我反問道。
我們都很興奮，說好第二天他將冰箱送上門來。翌日一早，他與一個朋友開著貨車果然按照我提供的地址將冰箱小心翼翼地送到了我家。啊，真棒的冰箱！是最流行的款式，無氟，全封閉的，乳白色，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理想。一個朋友買了一個二手冰箱，比這個差些，還花了500元呢。我真是太高興了。兩位洋人不讓我動手，將冰箱完全擺好，才笑盈盈地看著我，仿佛在說：“怎麼樣，哥們兒？”我趕緊付錢，並請他們喝中國茶。但他們說，不了，太忙了。就在他們轉身出門時，賣主變戲法似地從口袋裏掏出一瓶葡萄酒，發獎般莊重地交到我手裏，一字一句地說：“這裏麵裝的全是信賴。”我握著這瓶葡萄酒，握著這帶有洋人體溫的沉甸甸的信賴，眼眶慢慢潮濕了……
讀後感言
信用在當今社會，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是不可能在社會上立足的。當一個人得到了別人的信賴，那是一件最幸福的事。
歸鄉路漫漫——被偷走的孩子的故事
◎林紅輪
那是澳大利亞曆史上最陰暗的一頁，實施於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末的種族主義政策使成千上萬土著或混血孩子遠離家人：膚色最淺的由意大利人或馬耳他人收養，餘下的在進入白人社會之前要接受同化教育，成為“被偷走的一代”。莫莉·克雷格的故鄉是澳大利亞紅色沙漠中的吉加隆，在過去的5萬年間，她的土著祖先的足跡曾遍及這片土地的每個角落。她由村裏的母親、姨媽和外祖母撫養長大，終日與小姐妹們赤足奔跑在廣袤的原野，通過太陽辨別方向，到處逮兔子；雖然一貧如洗，卻自由快樂。然而，平和的日子在1931年7月的一個午後結束了：白人警察突然來到家中，依照政府法令帶走了莫莉。小姑娘把鼻子貼在篷車的後玻璃窗上，眼看著吉加隆漸漸遠逝，感到整個沙漠都在哭泣。車子開出數公裏後，她似乎仍聽見家人撕心裂肺的呼喊。
母親、姨媽和表姐妹們一同祈禱，用石塊兒割破自己的皮膚來驅除內心的絕望。她們知道，像莫莉這種由白人爸爸和黑人媽媽生出的孩子隨時會被帶走，接受專門針對“土著混血黑人”的同化教育。已經86歲的莫莉回憶說：“白人把我們從媽媽身邊奪走，卻不告訴我們為什麼。”當時一同被帶走的還有8歲的異父妹妹黛茜和10歲的表妹格蕾西。她們先是坐汽車，然後坐火車，最後乘船，終於在一個深夜到達穆爾河營地。住處散發著尿臊氣，食物是燕麥片粥和黴麵包抹羊油，被子粗糙生硬，床單和被罩隻在有人視察時才拿出來。“他們對我們說，媽媽不要我們了，年歲小的孩子都相信了，但我了解媽媽。”莫莉打心底知道，自己應該回到母親身邊生活。她的英裔父親托馬斯·克雷格曾是著名的“大籬笆”（為保護農作物免遭兔群踐踏，人們建起“大籬笆”，把南澳大利亞由北向南分為兩半）的巡視員，常對孩子們講起這條與家為鄰的屏障。所以莫莉意識到，如果能找到籬笆，就能沿著這條“軌跡”回家。年齡稍大的孩子都竭力勸她打消逃跑的念頭，因為營地中的逃跑者從未逃出太遠，就被黑人跟蹤者用馬鞭子趕回來，但莫莉決心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