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前的畜牧業
古代畜牧業的起源與發展
一、古代畜牧業的演變
原始畜牧業始於漁獵時代。傳說伏羲氏“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供庖廚。”根據黃河、長江、珠江等流域考古發掘得到的新石器時代文物判斷：公元前七千年以前，中國先民已飼養家豬；公元前六千年以前有家犬；公元前六千至五千六百年之間已養家雞；此外，有馬、牛、山羊和綿羊。
夏朝（約前二○三三至前一五六二年），原始社會逐漸解體，到了奴隸製時代。奴隸被用於養畜、打草，原始畜牧業得以發展。商朝（約前一五六二至前一○六六年）是奴隸製占主要地位的時期，開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據甲骨文考證，在商朝已經普遍實行圈養牛、羊和豬。用作祭祀的犧牲，一次使用有多達300頭以上的，可見當時畜牧業的發達。馬為王室、貴族所占有，設“牧正”、“牧師”管理，有稱為“多馬”的養馬奴隸和稱為“芻”的打草奴隸，這是後世馬政製度的萌芽。
周是以農為主，農牧結合經營的封建國家。滅商以後，農牧結合經營區擴展到黃河中、下遊。西周（約前一○六六至前七七一年）是農牧結合經營方式在中原地區奠基的時期。據《周禮》、《禮記》等書記載，已經有把不同種類的畜、禽分別飼養在不同的畜舍的習慣，飼養方法也有進步；並且能夠掌握牛、馬的配種季節。西周開始建立馬政製度，設太仆寺。夏官大司馬和地官大司徒分管官馬和民馬。根據體型、役力、毛色把馬分為“種馬”（繁殖用）、“戎馬”（軍事用）、“齊馬”（祭祀用）、“道馬”（驛傳用）、“田馬”（狩獵用）和“駑馬”（雜役）等6類。《穆天子傳》記載：“甲子，天子北征，……因獻馬三百，牛、羊三千”。“壬申，天子西征，……赤烏之人，獻酒千斛於天子，食馬九百，牛、羊三千。”說明西北遊牧民族的畜牧業也相當發達。西周末期，已有各種畜皮製成柔軟的裘皮服裝。
東周、戰國時期（前七七一至前二二一年），土地宗族所有製向家族所有製轉變，產生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種植業為主，農牧結合經營的農戶。隨著牛耕法的推廣，引起了牛的用途的變化，即由主要用作犧牲變成役用為主，使肉食的來源轉向依靠飼養小家畜、家禽，這樣便促進了畜牧業的全麵發展。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經認識農、牧並舉的重要意義，如《韓非子·難二》中說：“務於養畜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禮記·曲禮》說：“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當時已經發展到把養畜頭數作為評價財富的標準。著名相馬專家伯樂和養牛能手戚寧，就出現在這一時期。秦國采用商鞅變法，改革土地製度，移民墾荒，推廣牛耕，農、牧業都興旺起來。秦朝（前二二一至前二○七年）發展畜牧業以馬、牛為重點，除朝廷設太仆卿以外，在“邊郡置六牧師令”，設官辦馬場“牧師苑”，製訂獎懲辦法《廄苑律》；頒布保護發展馬、牛生產的法令：“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枷）”，使畜牧業有了較大發展。如《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天水、隴西、北地（今慶陽）、上郡（今榆林）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秦、漢之間連年戰爭，畜牧業遭到破壞，役畜損失很多。西漢（前二○六至公元二三年）初期采取休養生息的方針。在發展養馬方麵，充實馬政機構，大辦軍馬場。景帝初年，朝廷有六個大馬苑，養馬30萬匹，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武帝派張騫聯絡月氏，獲悉西域產良馬，並帶回西域苜蓿種籽在長安地區試種。後來武帝派李廣利帶兵前去大苑，掠取公、母馬3000匹。武帝時還製定獎勵政策，鼓勵農民養馬；任用善於經營養羊的卜式發展養羊業。西漢時，牛耕在黃河流域已經普遍。東漢時（二五至二二○年），農牧結合經營區逐漸向江南推廣，並且更加重視飼養和保護耕牛，將秦律“殺牛者枷”改為“殺牛者棄市”。同時，漢史中已有了牛疫的記載。
東漢末到隋、唐，戰亂頻仍，畜牧生產起伏不定。久亂之後，土地荒蕪，人口大減，農業勞動力不足，牛耕法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卓有成效。為了發展農耕，西晉朝廷大辦養牛場。據《晉書·食貨誌》記載，官辦牛場養的種牛就有4.5萬多頭，有的地方官吏也動員農民聚錢買牛和養母牛、母馬、豬、雞。畜牧生產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東晉前後，十六國中的十三國和從北魏開始的北朝五國，君主是匈奴、鮮卑、揭、氏或羌族人，他們都重視畜牧業，畜牧生產在這些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據《隋書·百官誌》記載，北魏的太仆寺，內有駝牛署、牧羊署，太仆寺卿升格為二品官，並有副職太仆寺少卿。《魏書·食貨誌》記載，“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孳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官府征收家畜為實物稅。十六國和北朝史書中，有食用乳和乳製品（酥油、奶酪）的記載。
唐朝（六一八至九○七年）是封建經濟鼎盛，也是農、牧結合經營區向西擴展的時期。太仆寺下設四個署，凡飼養管理、調教、疾病治療等，都有專職官員負責。興辦了60多處規模很大的牧場，名叫“牧監”。牧監分三等：養畜5000頭以上者為上監，養畜3000頭以上者為中監，養畜1000頭以上者為下監。上、中、下三等牧監都分左、右監，品種優良的養在左監，差的養在右監，並編號登記，作為選優去劣、培育良種的參考資料。唐朝曾引進大量優良馬種。據《新唐書·唐會要》記載：“唐高祖武德年間，康居國獻馬四千匹，屬大宛種，形體極大，……貞觀二十年，居瀚海北之骨利幹族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為之名，號為十駿。”《新唐書》記載：“其後，玄宗……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良種的引入，對內地馬匹改良起了積極的作用。除太仆寺外，另設衛府寺管理軍馬和武器，設車駕部管理全國驛馬和官民馬牛的簿籍。唐初自貞觀至麟德的四十年間，皇家養馬達70.6萬匹。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飼養牛、駝、羊、馬的牧場遍布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