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劉少奇的報刊情結
哲人之風
作者：孫中華
劉少奇作為我黨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著名的理論家與宣傳家。他深知報刊在社會輿論導向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一直以來高度重視報刊工作，並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積極參與，在宣傳我黨政策、統一黨員認識、推動革命發展、糾正“左”傾錯誤等方麵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為《布爾塞維克》撰稿 工作實踐中作理論探索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被迫停刊。8月，中央機關從武漢遷至上海，決定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定名《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於10月24日創刊，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5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任主任。後新增李立三、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等21人為編委。直至1932年7月《布爾塞維克》正式停刊，共出版5卷52期。
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下，《布爾塞維克》的封麵上常以“少女懷春”、“中央半月刊”、“平民”、“虹”等刊名作偽裝。其內容廣泛，涉及時事評論、工農運動、中國革命等，主要為及時登載黨中央的重要決議、指示和其他文件，發表研究和探討中國革命的理論文章。劉少奇常常結合自己的工作體會，為《布爾塞維克》撰稿，特別是在其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的《論口號的轉變》一文，可以說是黨內較早也是較少專門論述口號宣傳的文章。文章提到:“在群眾一切爭鬥中，口號的作用極大。它包括爭鬥中群眾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眾的精神特別振作，特別一致，發生強有力的行動。因此口號性質的轉變及口號的轉換，要依爭鬥實際形勢的轉變來決定。”同時指出:“當我們規定口號的時候，應該很謹慎地研究各方麵的形勢，很明確地觀察群眾的要求和需要及當時群眾的爭鬥任務。絕不可單憑我們腦子裏的想象，隨便規定出實際上不能真正代表群眾的要求，甚至與群眾要求相左的口號。”“凡代表一個比較長時期的爭鬥任務的口號，總是要經過從宣傳到鼓動到行動的步驟。”“各種行動口號，應該恰如其時地提出，不可過早或過遲。行動口號要極簡短，極明顯，極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眾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文章將口號宣傳在白區群眾鬥爭中的地位、作用高度概括出來，這是劉少奇長期領導白區工作實踐經驗的理論精華，也是黨的白區工作曆史最獨具特色的一頁。該文後被編入《劉少奇選集》。
創辦內刊《出路》 推動順直黨組織改造
劉少奇自參加革命工作開始，便十分注意辦報，以宣傳黨的思想和政策方針，鼓舞革命同誌和人民群眾，化解思想問題。1928年3月下旬，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身份到順直工作。當時，順直黨內對政治形勢和路線方針存有激烈的分歧與矛盾，許多同誌甚至產生了“黨沒有出路”的疑慮和悲觀情緒，各項工作很難開展。麵對複雜而棘手的“順直問題”，到任後的劉少奇經過詳細調查研究，首先搞清了順直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一是“極端民主化”傾向的嚴重泛濫，導致個人不服從組織、下級組織不服從上級組織；二是黨內“鬧經濟主義”，認為中央給順直黨組織的經費太少。為了盡快扭轉局麵，劉少奇先找有關同誌談話，積極做政治思想工作，對於一些存在錯誤認識的同誌進行嚴肅批評，同時將問題如實向黨中央彙報。之後，他和陳潭秋按指示分別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告順直同誌書》和《中央對順直問題決議案》，並經中央通過後發出。
為進一步統一黨內認識、理清順直黨內的混亂局麵，劉少奇倡議並與陳潭秋等人創辦了順直機關內部刊物《出路》。刊物的名稱就是針對當時部分黨員的思想疑慮而確定的。《出路》由陳潭秋任主編，是一本戰鬥性較強的小冊子，其主要內容即是對順直黨組織的出路和如何整頓其問題進行討論，統一認識，論述黨的組織原則，向黨員進行黨的組織紀律和基礎知識的教育，也刊登一些有關中國革命前途、共產主義事業和黨的方針政策的文章。
《出路》凝結著劉少奇的心血，自1928年11月創刊以來，他就非常重視關心，還親自撰寫了多篇有針對性的文章。他在《出路》創刊號的《緒言》中分析了黨內存在的嚴重問題，說明了創辦刊物的目的和指導思想，指出“出路”隻有以無產階級意識去戰勝種種非無產階級意識，“決定新的政治路線，建設黨的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基礎。因此，凡關於改造黨的意見，集合起來編成這本《出路》，以便同誌們研究和討論”。不僅如此，針對“黨沒有出路”的錯誤思想，劉少奇還作了題為《客觀環境很好，但是黨沒有出路？》的文章，以“趙啟”為署名刊發在《出路》第一期上。文中這樣分析:“黨的出路是由革命的客觀環境來決定……實際上黨是有很好的出路，隻是落後的同誌不願走這條出路罷了……因為這條路是條很難的血路”，而“進步的黨，進步的同誌，認為黨是有出路的，是願意走這條艱難的流血的出路的。他隻有勇敢的決心領導成千成萬的工農群眾爬上山去。”緊接著，劉少奇於11月17日發表《怎樣改造順直的黨？》一文，在論述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11條意見，對改造順直黨組織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除叛徒開除外，對同誌要加強團結，要“用說服的方法，推動他們進步”；對於失去聯係的組織要“盡可能的恢複關係”，要用中共“六大”的政策去教育提高他們；“在產業工人中建立黨的新組織，介紹新同誌，創造新基礎”；“訓練黨的新幹部”，“嚴格黨的組織秩序與紀律，擴大黨的教育宣傳工作”等。此外，他還發表了《錯誤觀念的糾正》、《職運須知》、《壞了無產階級領導權》、《革命的職業家》、《“國民黨不給工人好處，共產黨要給工人好處”》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