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格危機的惡果
眼下世界上最使人傷腦筋的，除了艾滋病，恐怕就是國際恐怖主義了。有人把它稱之為“20世紀的政治瘟疫”、“一場永無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戰”。這場新型的“世界大戰”已造成千萬人傷亡，就連“上帝保佑”的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也難逃身中兩槍的厄運。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正在世界上空遊蕩，它使億萬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受到威脅，使他們被迫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第一節 劫機、綁架、暗殺、爆炸
劫機、綁架、暗殺和爆炸是恐怖分子慣於實施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四大手段。它殺傷力極高，影響極大，是恐怖分子運用得最得心應手的殺人和訛詐方法，也是令各國政府最感頭痛的恐怖手段，在反社會行為序列中自然也就大有居高臨下之勢。
劫機是一種最年輕的恐怖方式。世界上第一起劫機案發生於1931年，直到16年後才出現第二起劫機案。但60年代後，劫機成了恐怖分子慣用的殺手鐧。僅在1970年到1972年的3年內，世界上就發生了196起劫機案，平均每5天就有一起。迄今為止，人類航空史上已有800多次劫機紀錄。86年前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成功地使飛機第一次飛上藍天的萊特兄弟，在當時絕對想不到，那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莫大恩惠的飛機，將來有一天會成為恐怖分子用為要挾政府、威脅人民生命安全的最有力量的一張王牌。
綁架是由來已久的恐怖活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組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就曾審理過綁架並殺害人質的納粹分子。進入60年代，綁架、劫持人質的國際恐怖活動愈演愈烈，其中有些案件轟動了世界。如1972年，南朝鮮當局派人把民主人士金大中從日本綁架回漢城；1975年，當石油輸出國組織在維也納開會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突擊隊襲擊了會場，並劫持了包括11個國家的石油部長在內的32名人質；1978年，意大利恐怖組織“紅色旅”綁架並殺害了內閣總理莫羅；1981年，“紅色旅”又綁架了北約駐南歐盟軍司令部的美國準將多齊爾……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綁架有可能成為反社會行為中最主要的手段，因為：一是對於一些資金缺乏的小組而言，為使世人皆知自己的存在和要求，實施綁架是一種費用較低的策略；二是一些主要國家擁有的軍隊和其他形式的常規力量對綁架者實際上無可奈何；三是人們的安全意識加強後，襲擊大使館和政府官員等行為已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四是可以綁架的目標幾乎是無限的，這些目標不可能全部受到保衛。
暗殺，是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一種恐怖形式。數千年來，不知有多少著名人士死於形形色色的暗箭之下。物換星移，如今暗殺又成了國際恐怖主義者的拿手好戲。他們將其作為打擊敵手、震撼社會的一個“法寶”。在恐怖分子眼裏，幹掉一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將是一本萬利的事。它能消滅最大的仇敵，所造成的影響是暗殺別人無法匹敵的。本世紀以來，眾多叱吒風雲的國家領導人遭暗算，倒在恐怖分子的槍口下。僅在80年代，被暗殺或被行刺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就有：埃及總統薩達特、美國總統裏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印度總理英·甘地和其繼承人拉·甘地、土耳其總理厄紮爾、智利總統皮諾切特、伊朗總統拉賈伊和總理巴霍納爾、瑞典首相帕爾梅、黎巴嫩總統巴希爾·傑馬耶勒和總理卡拉米等，不下20位。其中有些人死裏逃生，大部分卻已命赴黃泉。以致許多首腦人物整天像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日常走動都穿著防彈背心，很少敢到街上散步。
在各種恐怖手段中，現代國際恐怖主義分子最樂於使用的為爆炸。據估計，每年世界上發生的恐怖活動中，約有一半是用爆炸方式進行的。爆炸既可以用來暗殺特定對象，摧毀特定建築物和軍事設施，又能用來屠殺無辜群眾，製造恐怖氣氛，震動社會。因此，恐怖分子越來越頻繁地在世界各地製造爆炸事件。
現代科技和國際軍大業的發展，使恐怖分子在工具方麵已“鳥槍換炮”。無聲手槍、機槍和導彈替代了匕首與毒藥；他們擁有自己的爆炸專家，掌握定時和遙控爆炸技術；能提著一般機場安全設施發現不了的高爆炸力的塑料炸藥和塑料手槍，大搖大擺地登上飛機；甚至能用無線電幹擾飛行中的飛機，使機上電子設備失靈，神秘墜地。除此而外，他們的偽造手段也更加高明，不僅能輕而易舉地偽造護照等假證件，而且還能變戲法似地化裝整容，喬裝改扮。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給恐怖分子轉移和脫身提供了方便。這一切，使國際恐怖主義如猛虎添翼，具有更強的破壞性和隱蔽性。國際恐怖主義，猶如一隻碩大無比的章魚，把它的觸角伸到了除南極以外的各個大洲，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敵。
麵對恐怖主義的威脅，世界許多國家開始謀求國際性的合作，召開了一係列的國際性會議，製定了一係列的雙邊和多邊協議，頒布了不少反恐怖主義的國際公約(《東京公約》、《海牙條藥》和《蒙特利爾公約》等)。同時，受到國際恐怖主義衝擊的各國政府建立起專門對付恐怖分子的特種部隊，其成員個個驍勇善戰，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他們每個人既是空降兵、“飛毛腿”、登山運動員、神槍手，又是出色的高速駕駛員、拳擊格鬥手和水中“蛟龍”。各國政府還不惜代價，加強了反恐怖技術和裝備的研究與生產，不斷推出新發明的反恐怖器材——新X線掃描裝置、防彈衣、超極防彈車、閃爆彈、霰彈槍、紅外線瞄準儀和微型反劫機專用手槍，並對重點目標采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這些都有效地遏製了恐怖主義無限上升的勢頭。
然而，恐怖活動還是日複一日地發生著。人們滿以為“以暴製暴”就能斬斷國際恐怖主義的魔爪。事實上，恐怖主義可能會在某一時間或某一地方有所收斂，但它就像條蛇，雖不斷蛻皮，卻難以死掉。給恐怖主義帶來巨大“活力”的，是其獨特的心理情結。
一、向社會報複和反抗
美國學者哈克認為：“恐怖主義從來不是真空中產生的，而是一種對社會現實(或者他們的主觀印象)的激進反映，恐怖主義泛濫正是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強烈反感和不滿。”這話說得很有道理。
西歐是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隨著壟斷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痼疾也明顯地表露出來。從70年代初開始，西歐進入了以經濟低增長率、高失業率、高物價上漲率為標誌的“滯脹階段”。最近幾年，由於受到美、日經濟的衝擊，西歐經濟更不景氣。大批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眼下，西歐各國失業者總計1900萬，平均失業率為10%～12%。其中達到就業年齡的年輕人情況尤為惡化，失業率高達25%。被迫在社會上閑逛、無所事事、僅靠那點社會救濟金難以維持在高消費社會中生活的大批年輕人，難免產生被社會拋棄了的感覺；當他們看到許多有錢的人過著奢侈的生活，並能隨心所欲地購買東西時，便會覺得：有錢人享受的權利是不應該比他們多的。麵對無望的社會形勢，成年人或許尚有苟且偷安的心理，而對於涉世不深、年少氣盛的青年來講，這種絕望心理使一部分人以吸毒、賭博、賣淫等自甘墮落的方式表示對現實大為不滿。另一部分人則心懷怨恨，憤起抗爭，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撞擊這個在他們看來是罪惡、醜陋的社會，這些人出於對社會進行報複，從同情恐怖組織到自己走上恐怖道路。在巨大的爆炸聲、血肉模糊和亂作一團的氛圍中，他們渲泄著心中的憤懣與失望。大多數恐怖分子的年齡都低於30歲，恐怖組織中的領導人平均年齡也不大，例如，“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平均年齡為28歲，“紅色軍團”成員平均年齡為31歲。1985年11月劫持意大利“阿基利·勞羅”號遊船的4名恐怖分子，年齡最大的23歲，最小的隻有19歲。“對社會不滿、報複和反抗”這一使青年人容易成為恐怖分子的心理因素，決定了當今恐怖活動是一種年輕人的職業。
在向社會報複和反抗的恐怖主義分子行列中，婦女在裏麵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曆史上的恐怖主義所不及的。聯邦德國“紅色軍團”的成員多是20～30歲的年輕人，而女性占一半以上，其首領是叫菲特的女恐怖分子，她不但長得嫵媚迷人，而且有犯案累累的豐富經驗和組織才能，被聯邦刑事警察局列為當今最危險的人物；意大利“紅色旅”女恐怖分子朱多·加利和米莉西·博雷利夥同他人，在都靈曾製造了上百起爆炸案、8起謀殺案和12起傷害案；在1981年國際刑警組織通緝追捕的82名歐洲恐怖分子要犯名單上，有26人是年輕女子。女性在恐怖組織中不斷增多，心理學家認為，主要原因是她們中多數人情緒不穩定。不少人雖然生活在富裕家庭，但心靈受到各種幹擾而不得安寧；有的女子童年遭到不幸，心靈留有創傷；有的人則由於家庭破裂，享受不到溫暖。她們還常常麵臨失業或找工作難等問題。對於所遭受的壓迫和不幸，婦女認為她們自己是社會最大的受害者。這就使她們易受恐怖組織的誘惑，企圖通過暴力手段為她們所遭的不幸進行報複和反抗。
在性別方麵，一般人都以為男人要比女人較具侵犯性，粗魯凶暴所形容的往往是男人。係統化的研究結果指出這種觀點不是絕對正確的。女人比男人柔順溫和的情況隻是在其扮演女性角色時才會發生。要是沒有這種限製，男女兩性所顯示的侵犯性並沒有多大差異。動手打人、惡語相對的行為方式，一般不為社會所允許。這種社會規範尤其要求女性必須遵守。這樣，一般女性除非她們遭到相當程度的侵犯，她們所表現出的侵犯行為都沒有男性那樣普遍厲害。不過，在沒有其他人觀看或監視的情況下，實驗室的女性被試者往往表現出較多的侵犯行為，用較強烈的回擊來對付別人對她的侵犯，而且有在場第三者鼓勵的話也會增加女性被試者的侵犯行為。依此看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沒有表現出像男性那樣的侵犯性，可能與擔心其侵犯行為的顯示會和社會對女性行為方式的期望(柔順、溫和)相悖有關。如果缺乏這種顧慮，男女兩性在侵犯行為上的差別可能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心理學家證實，女子一旦成為恐怖分子，就會具有與一般女性不同的特有性格，因為此時她(們)絲毫不顧忌自己的行為是否與社會觀念的要求相吻合以及他人如何評價了。婦女作案時容易接近目標，出其不意地下毒手，其成功率遠遠超過男性，而且她們一旦成為殺手，外表雖然顯得依舊溫柔動人，實際上卻比男人更心狠手辣，殘酷無情。
1986年11月19日，深秋的巴黎之夜有些涼意。被譽為“當今企業界奇才”的雷諾汽車公司董事長喬治·貝斯正沿小路往家門走去。兩名婦女(法國恐怖組織“直接行動”的成員)突然從暗中鑽出，迎麵走來。貝斯還沒反應過來，隻聽一個婦女大叫一聲“好極了，上吧!”便見那女子掏出手槍，對準貝斯就是一槍。貝斯慘叫一聲，倒在地上。那女子又朝他走近一步，向喉部和腦袋各補一槍，頓時血如泉湧，慘不忍睹。兩個女殺手檢起貝斯的手提包，不慌不忙，揚長而去。
1978年3月16日，意大利“紅色旅”實施了被世人稱為“最凶猛和最大膽的行動”——“寶石行動”：綁架當時的總理莫羅，用他來交換被捕的“紅色旅”創始人庫喬。行動的總指揮名叫安娜，一個美貌的金發女郎。別看她長得嬌小玲瓏、楚楚動人，卻是她策劃了這一切，並用衝鋒槍將莫羅的保鏢、司機打成“馬蜂窩”的。當要挾政府的希望破滅後，安娜代表“人民法庭”向莫羅宣讀了“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那張有著驚人的美麗的麵孔毫無惻隱之感，表現出的隻是神聖、莊亞的表情。安娜用她那雙柔軟的手親自為莫羅理發，但接著舉起裝有消音器的手槍，對著莫羅的胸膛，連發10槍，卻故意不朝心髒打。殘酷的人!
在對社會進行盲目報複反抗的極左理論指導下，西方出現了大量的極左派恐怖組織。其中規模和影響比較大的有：意大利的“紅色旅”、原聯邦德國的“紅色軍團”、美國的“共濟解放軍”、法國的“直接行動”、日本的“赤旗軍”等。它們擁有一整套恐怖主義的“理論”。西方行為科學的學者把它概括為“行動——反擊—再行動——再反擊”的循環。這種理論認為，恐怖活動不僅針對政界、軍界、工商界的頭麵人物，而且製造出緊張氣氛，威脅群眾生存，使公眾喪失安全感，從而對“無能”、“腐敗”的政府失去信心，最終為武裝奪取政權創造條件。如果資產階級政府為穩定局勢而鎮壓恐怖活動，隨著恐怖活動和鎮壓措施的輪番升級，即“行動——反擊”循環的螺旋上升，最終會使政府的嚴厲措施侵犯到公民權利和利益，失去民主色彩，暴露出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動真實麵目。這樣，革命組織也可以得到群眾擁護，從而武裝奪取政權。所以，極左派認為，恐怖活動能使資產階級政府陷入一種“不鎮壓就要完蛋，鎮壓了更要完蛋”的兩難境地，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埋葬腐朽舊製度的一條捷徑。
極左派恐怖組織主要活躍在歐、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組織仇視資本主義製度，對西方社會的現實悲觀失望，但又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解救方法。於是，他們采用了單一的恐怖手段來實現他們的所謂“社會理想”。不少極左派恐怖分子還自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紅色旅”成立之時提出建立無產階級的“武裝中心”和“自治區”的主張，號召開展城市遊擊戰，並以一顆五角星和一挺機槍作為徽號來象征著用革命的武裝奪取政權，在羅馬、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等地實施了多起槍擊政府官員膝蓋的計劃，他們竟兒戲般地宣稱：“這象征著反動政權的癱瘓。”“直接行動”建立之始自稱“戰鬥的共產主義組織”，“要發動西歐遊擊戰”，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象征性恐怖”的打擊，用機關槍掃射法國雇主協會總部，以此宣布該組織的誕生。1986年7月26日，該組織頭目之一戴特宣稱：“在巴黎，我們將以具體實踐行動，來清洗美帝國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的腐化，再創另一個巴黎公社。”
2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極左派恐怖組織進行了許多次恐怖活動，但他們的行動並沒有對資本主義製度有什麼實際上的衝擊，也沒有增加社會主義的力量和影響。恰恰相反，它極大地損害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聲譽。極左派恐怖分子的理論隻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試圖用暗殺、爆炸等手段去喚起民眾，其結果恰恰相反，隻能引起人民的恐懼和反感，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決不是殺死幾個人就能辦到的。目前，各國的極左派恐怖組織日益陷於孤立，這絕非偶然。
極左派恐怖分子口口聲聲信奉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是完全反對恐怖手段的。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這種恐怖，大部分是些無用的殘酷，為那些自己心懷畏懼、借以安慰自己所演成的。”列寧把恐怖主義視為“左派幼稚病”的一種，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卻堅決摒棄這種手段。自然，我們所以摒棄個人恐怖，隻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
二、還我家園
對於那些受壓迫的民族來說，最痛苦的莫過於追憶昔日的家園了。多少年來，他們從未放棄過爭取獨立的努力和鬥爭，但由於多種因緣的聚湊，最終得到的隻是壓迫者殘酷的回報。在此情形下，有些激進派便深信隻有用恐怖主義才能趕走侵略者，特別是在四五十年代獲得獨立的國家曾間或使用過恐怖主義(當然，恐怖主義與民族獨立是否成正比關係，人們不曾細加考慮)，這就使激進的民族主義組織更迷信恐怖手段的靈妙。另外，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又常糾纏於一起，從而決定了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多是一些狂熱的教徒，有些教派鼓勵教徒去獻身，大大增加了恐怖主義的危險性和破壞性。對激進民族主義恐怖分子的心理愈加探究，就會發現，盡管他們所善用的手段不同，打擊的對象不一，但他們都在追求著統一的目標：奪回賦予了自己血脈的故土家園。
1986年，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諾蘭和威爾森冒著生命危險，在中東恐怖分子營地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專題采訪。他們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恐怖主義並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逼出來的。是倒黴的難民營造就了他們。”
本世紀初期，英國在統治巴勒斯坦期間，大力扶植猶太複國主義，把大批猶太人從世界各地遷至巴勒斯坦，使這一地區的猶太人從5萬猛增至60萬，侵占了阿拉伯人的土地。1948年5月14日午夜，猶太人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區成立以色列國。從那時到1982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間發生了5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侵占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近1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屠殺了大量巴勒斯坦人。100多萬巴勒斯坦人被趕出生養他們的家園，流落異鄉，淪為難民。難民營的條件十分悲慘，許多人住在簡易的帳篷裏，靠聯合國難民工作署的救濟品維生。這裏，既沒有多少給男人幹的活，也沒有女人值得驕傲的家。
為了爭取重返家園，巴勒斯坦人民組織了自己的武裝。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恃強不退還土地，還四處追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這使巴勒斯坦人的絕望和仇恨情緒高漲，複仇意念日盛。一些激進的巴勒斯坦組織憤怒地使用恐怖手段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
悲慘的命運使恐怖分子相信：“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敵人。如果為了生存我們必須摧毀這個世界的話，我們會這樣做的。”他們認為：“在巴勒斯坦收回他們的領土之前，整個世界必須充滿痛苦。”被美國和以色列視為世界上頭號危險的恐怖分子的阿尼·尼達爾，指揮其組織，已在世界上20多個國家裏從事了100多起恐怖活動，造成上千人傷亡，其中有包括5名大使在內的100多名外交官。在恐怖行動中，該組織動用了高爆炸藥、火箭、輕機槍和蘇製手榴彈，劫機、暗殺、綁架和爆炸無一不為，還殘酷地進行自殺性攻擊。阿尼·布達爾狂妄地宣稱：“我認為自己能將阿拉伯人民救出水火。給我4億美元，我能在5年之內將中東整個變樣。”他對有人搶先於他殺掉了埃及總統薩達特一直耿耿於懷。他宣布：“沒有任何人能搶在我前麵幹掉美國總統裏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約旦國王侯賽因、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人的“黑九月”衝進慕尼黑運動員村劫持人質，殺害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和1名美國人。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見國際輿論有利，下令立即組織特別行動隊，以捉拿凶手為名去暗殺巴解領導人以及“黑九月”的重要人物，按照“摩薩德”(以色列特工部門)開列的一張12人的黑名單，開始了驚心動魄的全球大追殺。以色列采用遙控引爆炸彈、派遣由蛙人、傘兵和近戰專家組成的特別行動小組等手段，僅在追殺令下達9個月內，便從黑名單上抹去了11個人的姓名。數月之後，“黑九月”的突擊隊長阿布·哈桑也被連人帶車炸飛上天。自此以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展開了恐怖對恐怖、暗殺對暗殺的地下大戰。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仇恨和報複心理，以色列則趁機強化“國家恐怖主義”，造成報複和反報複的惡性循環。
阿拉伯輿論指出，合理、公正地解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權利問題，是平息中東恐怖主義狂潮的關鍵。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國宣告成立，不久，阿拉法特宣布承認以色列國，並提出堅決反對采取任何恐怖手段。這是明智的。“要在中東燃起熊熊大火”的複仇心理會把無辜的平民變成幹燥的木柴。巴勒斯坦國的成立給中東地區的和平帶來一線希望的曙光，不過，要從根本上解決恐怖主義問題，前景不容樂觀。國仇家恨導致的民族複仇意念，畢竟已深深地植入許多人的腦海。
與此同時，活躍在英國北愛爾蘭地區和西班牙的“愛爾蘭共和軍”與“埃塔”，也在用槍聲和爆炸聲訴說著他們的心願。
在曆史上，南北愛爾蘭本是個整體。英國於1801年把愛爾蘭並入英國版圖，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後由於愛爾蘭民族運動的高漲和大英帝國霸主地位的衰落，英國被迫於1921年同意讓愛爾蘭南部的26個郡自治，這些南方郡便成為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但愛爾蘭北部6個郡仍歸英國統治，這就為以後的紛爭埋下了種子。從宗教和種族來說，在北愛爾蘭居民中，有60%是從英國本土移來的英國人的後裔，他們信奉基督教，主張北愛爾蘭留在英國。其他40%是愛爾蘭族人，信奉羅馬天主教。種種原因，使後者在北愛爾蘭政治上處於不平等地位，就業受歧視，因此強烈要求北愛爾蘭脫離英國，合並到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愛爾蘭共和國中去。從1921年起，“愛爾蘭共和軍”為南北愛爾蘭的統一而開展了武裝鬥爭。他們搞暗殺，燒汽車，襲擊軍警，在公共場所搞爆炸。據估計，從1969年到1986年，其活動已造成2400多人喪生，1萬多人受傷，經濟損失達100億英鎊。他們曾用450公斤重的特大地雷把英軍的裝甲車炸成一堆廢鐵；在撒切爾夫人下榻的房間內安放定時炸彈，派出一個配備有“毒刺式導彈”的暗殺小組，計劃在她離開加拿大時，向座機發射導彈，致使加拿大多次演習使用載有誘餌的飛機引開導彈，撒切爾夫人最後心有餘悸地乘坐配有反導彈防禦裝置的飛機脫身。恐怖分子宣稱：“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血洗這沒落的帝國。”他們對英國政府憤恨之深由此可見。
“埃塔”是巴斯克語的縮寫，意為“巴斯克民主與自由組織”。自從佛朗哥政權強行剝奪巴斯克在西班牙聯邦形式範圍內擁有的民族自治權和禁止使用巴斯克語後，巴斯克一直進行著爭取民主、反對專製的鬥爭。1958年，由激進分子組成的“埃塔”成立，拋棄所謂應在維護西班牙統一的前提下爭取更多的自治權利的主張，認為通過暴力把巴斯克從法國和西班牙分離出來，建立獨立的國家。他們不斷派出武裝小組，懲罰了一些法西斯分子，“以革命暴力反對法西斯統治的暴力”。佛朗哥死後，西班牙取消了對巴斯克進行的鎮壓和歧視性措施，通過了《巴斯克區自治章程》，恢複了巴斯克人民的自治權利。絕大多數巴斯克人的民族主義要求得到了滿足。
但是，“埃塔”中的軍事派主張繼續暗殺、綁架和爆炸，聲稱如果巴斯克不獲得徹底獨立，決不放棄恐怖活動，其目標就是爭取巴斯克地區從西班牙分離出來。出於製造混亂的目的，“埃塔”搞暗殺活動幾乎是不選擇對象，僅從1977年到1980年間，就殺害了憲警、國家警察、檢察長193人，無辜平民94人，另有7名市長和6名工業家遇害。“埃塔”綁架的目標指向政界和外交界，以此迫使政府立即釋放在押的恐怖分子。爆炸時，他們既炸警察局、軍營，也炸鬧市區的商店、餐廳、停車場，並經常在旅遊區安放炸彈，還兩次用炸彈襲擊西班牙正在施工中的核電站。“埃塔”奉行的戰略是：大搞恐怖活動以使人民對前途喪失信心；襲擊國營和私人企業，以瓦解經濟，削弱國力；同公共秩序部門進行最大限度的心理戰，製造混亂和緊張局勢，最終迫使西班牙人同意讓巴斯克獨立。
“埃塔”的成員矢誌不渝地堅信：“我們有著鬥牛士式的精神，我們將以血來建立一個獨立的巴斯克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因為如此，它幹下了一係列血腥勾當，被西方報刊稱為“西班牙最準的短劍”。
恐怖主義是絕望者的武器，而受害最深的，卻總是平民百姓。
除了以上兩種主要心理支配著恐怖主義外，“實現自由的白色歐洲”的心理正左右著西歐新法西斯恐怖組織的活動，“白人優越”的心理成為美國“三K黨”的行為源泉。目前，新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比利時、奧地利等國形成了氣候，出現了“墨索裏尼行動隊”、“納粹黨小組”、“大德意誌戰鬥小組”、“新秩序”、“黑色秩序”等組織。其成員厭惡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也對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表示反感，在極右翼勢力的拉攏下，認為法西斯強權政治才是理想的製度，進而成為追求刺激和冒險的新法西斯分子。他們放火焚毀猶太教堂，向猶太人開的商店內投擲爆炸物，在公眾場合安放炸彈，不分對象和地點地製造最大傷亡，騷擾社會，製造混亂，企圖建立能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組織嚴密的製度——法西斯製度。美國“三K黨”的黨徒則崇信白人是上帝的子孫，而猶太人和其他有色人種是魔鬼的子孫的說法，強烈反對猶太人和黑人。他們駕著汽車用自動步槍、衝鋒槍向黑人居住區、遊行隊伍掃射，甚至公然在一些城市攔截汽車，收取“打擊黑人”的經費，近幾年製造了幾百起事端。“三K黨”宣揚白人優越，其成員個個身穿白袍，並披上了“愛國主義”的外衣，具有一定的蠱惑性。雖然它目前總共隻有1萬多名黨徒，但已比10年前翻了一番。美國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都對“三K黨”的發展甚感不安。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能夠看出，劫機、綁架、暗殺和爆炸作為恐怖主義行為，其背後有固執的心理在起作用。操用這些手段的人，其意識中有濃縮了的政治信仰，他(們)的一切生命意義活動，就在於去實現某一政治理想。由此，在他(們)的行為的效果與願望相悖(如炸彈沒有爆炸、政府沒有答複其要求)或失敗時，也不會改弦易轍，而隻會在失利之中要看到成功的希望，“東山再起”的意誌不斷得到強化。從事恐怖行為的大多是狂熱的亡命徒，他們很少考慮被逮捕、擊斃或引渡的危險，即使失敗10次，隻要有一次僥幸成功，他們就會繼續冒險。犯罪心理學把這種以某種政治信念為轉移的個體心理活動稱作“高級模態”。這種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人的自然屬性，具有較高的社會屬性，染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一旦形成，便會促使行為者著意於反社會行為，守恒特性強，塑造性低，從而決定了從事劫機、綁架、暗殺和爆炸行為的人危險性增大，不易改化。
第二節 凶殺
“人是高級動物”這個論斷，對於今人來說，可謂耳熟能詳。當人們以此對人與動物作出優劣之評判時，言語中便透著幾分得意，幾分自詡，似乎人與動物天懸地隔，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細究之下，並不見得如此。
按照動物行為學的觀點，各類社會動物為了防止殺傷同種秋伴，都有抑製攻擊的抑製機製起作用。例如，像狼那樣的隻要一口就能把對手的頸動脈撕開的動物，這種抑製機製尤其發達。這些動物在同種之間相互通用的常規是認輸的表示，見到這種表示，勝者大體上立即停止攻擊。作為高等哺乳動物的人，這種抑製機製是當然存在，但它有時沒有充分地起作用。同種之間進行殘殺是其顯著特征。
從北京猿人的遺址發現的出土物品證明，與人最初使用火的痕跡一起，發現了粉碎了的、沒有燒盡的、留有火的烙印的人骨。美國動物學者勞倫茲認為，由於文化發達的結果，把人類的適應能力推上了暗礁，武器的發明，使得直至當時保持下來的殺戮能力和抑製本能殺戮之間的平衡出現了破綻，即使使用斧頭的攻擊者也可以在還沒有來得及從對方的叫聲和順從的姿勢(表示認輸)喚醒自己的攻擊抑製時，就說時遲那時快地把對手殺死了。
雖然有些動物具有致命的牙齒和利爪，但它們並不用這些武器來襲擊它的同類，而老鼠和人類卻有因憤怒而殺害自己的同類的。
麵對殘酷的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開化人尚夾雜有不如獸性的東西，盡管這會有傷人類的自尊。
凶殺，作為人類的一種文化現象，作為自然犯罪，貫穿於各個時代，具有令人驚異的共同性。心理學家和犯罪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殺人的動機作了考慮，認為許多凶殺可歸因於財欲、性欲和性欲這三者的衝動。
殺人的最古典的形成是饑餓狀態下的獲取食物，它向著通過征服來獲取財物方向發展。於是便有了“謀財害命”這一說。通過盜竊殺人、搶劫殺人案可以看出，作案者大都是單純為獲取金錢、財物而犯罪，當他們在“財欲”導引下進行殺害他人時，完全沒有考慮到被害者是人。在許多案件中，被害者就是親屬，但卻始終被當作第三者而慘遭不幸。有些神智健全的人僅僅因一念之差，就置將來於不顧，而不假思索地走上犯罪道路。雖然這要以血甚或生命為代價，作案者在獲得錢財時就有所滿足，甚至會感到一種痛快勁兒：“如若被捕，到時再說。”
不論社會如何高度發展，人們的物質欲望可輕易地得到滿足，唯獨對於異性的欲望卻存在著抑製。古往今來，性欲犯罪一直伴隨著文明的人類。出於害怕或仇恨，許多人在異性身上獲得了刺激和“解放”後，往往殘酷地殺害女性。“奸殺”這種犯罪，為女性的命運帶來了悲劇性的災難。
情殺是以嫉妒的根源的攻擊性反應。所有情殺案的共同情節，都是“由愛變成恨”，由襲擊所愛的人，變為去對付他的情敵，或直接向所愛的人動手，或向橫刀奪愛的人加以報複，這都由他(她)的一片妒火所引發的一種感情的爆炸行為，也是因嫉妒或憎恨形成的怒火所織成的一種複雜感情。久遠的動刀子或撒毒傳統，表明人類在對待愛情糾葛問題上，其憎恨與氣質始終以其原有的形態發泄。
即使是今天，出自這三大因素的凶殺也並未消失，而且塗上了時代的特色。財殺方麵，除保留了傳統的盜竊、搶劫而行凶外，已湧現出保險金詐騙殺人；奸殺方麵，原有的性質已被惡性化，作案者屢屢殺人滅口。有“偉大”的色魔之稱的日本人大久保，實施強奸後，將8名被害人勒死並挖墳埋掉屍體，為逮捕他，當局共投入了2、1萬名的警力；情殺方麵，作案者很少采用甚或拋棄了原始的殺人方式，充分、巧妙地利用智能和技術而犯罪，如醫生用靜脈急速注射、手術中體內放置金屬，電工以電流害命並將現場偽裝成自殺，司法人員用“槍走火”來達到目的等。今天的開化人注定要為三者引起的凶殺而苦惱。
不過，時代的變遷，使凶殺“因素”不斷得到“創造”，出現了凶殺動機的多麵化，超越了“財欲、性欲和情欲這三者的衝動是人的最根本的罪孽，是犯罪現象中最為重要的三種因素”的命題範圍，總使人覺得傳統的命題不無褪色陳舊之感。
一、為保存名譽而攻擊
某廠加工資的名單張榜公布了，一個青年鉗工找了半天，仍不見自己的名字。正在納悶，身邊的一位同事便說：“別白費心啦，人家已把你給頂替下來了。”當時，他的腦子轟地一響，眼冒金花。他歪歪斜斜地衝出人群，去找車間主任質問為什麼。車間主任用“官腔”敷衍了幾句，就半送半推地將他拒之門外。事後別人說他是個“窩包”：“假如有人膽敢以‘狸貓換太子’的騙局搞到我的頭上，我就拚他個魚死網破……”他越想越覺得丟份兒，一怒之下，操起一把寒光明晃的板斧，直奔車間主任家裏。敲開門後，他衝進主任的臥室，未等主任反應過來，抽出斧子。隨著一聲慘叫，鮮血飛濺，一條人命就這樣結束了，那位青年也做了“槍下鬼”。
上述案例充分地表明了現代社會殺人的社會病理。
按照常人理解，一個人如果想挑起對他人的攻擊行為，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主動地向對方大打出手，對方會因此而被激怒並且發起反擊。但西方社會學理論指出：痛覺刺激對於人類來說，比動物更少成為挑起攻擊性行為的誘因。因為人在身體愛到打擊的情況下，是否立即反擊，還取決於其抗爭技巧和對方的能力。現代社會的發展，卻使言語侮辱或威脅被典型地逐步上升為人身攻擊。社會學家發現，人們越來越愛護自己的名譽，當名譽當眾受到侮辱的時候，不論男女，都呈現出一種“男子氣概”的狀態，均有可能采取暴力行動以維護自己的名譽。同時還應看到，人們對降低身價的高度敏感性，通常與缺乏解決爭執的言語技巧分不開，對於恢複自尊的強烈願望，又通常與缺乏實實在在的反擊進攻者的能力分不開。在上述個案中，青年鉗工認為自己被別人頂替損害了個人名聲，對於車間主任(假想的進攻者)不能主持公道他幾乎無言可對，更不能通過其他方式來反抗車間主任的“進攻”。在此情況下，本來他能避免攻擊行為，但羞辱卻賦予了攻擊力，使他產生了敵意。
為保存名譽而不惜巨大的代價去奪取“勝利”的抗爭(攻擊)，既令人同情，又十分可怖。
二、為死而攻擊
這是日本犯罪史上極為罕見的殘忍殺人案。
1979年1月26日午後2點多鍾，一個手持獵槍的人闖入三菱銀行大阪分行，威脅銀行職員，要求交出5000萬日元。其間，兩名職員因抵抗而被當場擊斃。他還開槍擊斃兩名聞訊趕來的警察。這時，他喊道：“誰是負責人?”當分行經理走近後，他說：“你不交出錢來，拖延到現在，所以被警察包圍了，你要負責任!”說著對準分行經理腹部開槍，致其當即死亡。犯人是居住在大阪市住吉區的“夜總會收款員”梅川昭美(30歲)。
之後，犯人以39名顧客和銀行職員作為人質，固守店內。店內不斷傳出槍聲。27日，犯人的態度有所緩和，交出了5名死者和3名重傷人員，同時還放出了11名顧客人質。重傷者中有一人的耳朵被割掉。但是其後再也沒有放出人質的征兆。最後警察武力衝入，打傷犯人，才使其餘全部人質(25名，全部為銀行職員)獲釋。
許多人認為，這是單純的“搶劫濫殺”。銀行職員與梅川確實沒有特殊利害關係，僅因當時在場而成為人質。僅就這一點看，也許屬於“無差別濫殺”。但是，犯人還是神經質地把職員和顧客加以“區別”，對待顧客較為禮貌而對職員卻明顯地表現出敵意。被解放的人質中，被割去耳朵等受傷人員都是職員。此外，在他固守期間被扒光衣服的也隻有職員。有一位顧客說：“我們與職員受到區別對待，而且他說話也比較和氣，從一開始就說要釋放顧客，所以我們曾抱有希望。”甚至就連警察也說：“可以推測，犯人對銀行懷有某種強烈的仇恨。”
另外，他雖然如此殘虐，但除了最初說要5000萬日元外，後來幹脆不提錢的要求。由此看來，隻把它歸結為以金錢為目的的“無差別搶劫濫殺”那就還會留下過多的情節無法理解。這不得不令人想到，另外還有隱藏得很深的動機。為此，我們首先從他的生平加以分析。
梅川生於廣島縣大竹市，獨生子。由於父親因病從廣島的人造絲工廠退職，同時父母離婚，他曾一度隨父親回到香川縣。其後他再次回到大竹市的母親身邊，讀到中學畢業。考入工業高中後，他僅上了一年就中途退學，到大竹市土木公司當了工人。正在這時，他因偷盜摩托車被處罰，後來從公司退職。不久，他闖入公司經理家中，用刀子殺害了與經理同居的表妹，奪取現金和存折後逃走，但旋即被捕，進了中等少年院(日本對違法犯罪青少年進行矯正的設施)。母親雖在人造絲工廠做傳達員，但梅川高中退學後，卻回到靠算卦活命的父親身邊去了。
小學的老師說他“成績中等，缺乏自主能力”，“性情軟弱，沉默寡言”；但有時卻給人一種“黯淡的感覺”。當他過去犯了搶劫殺人罪時，廣島縣刑警隊長中村曾負責審訊。中村說：“當時梅川18歲，犯了搶劫殺人罪。但人們感到他十分纖弱，完全不像殺人犯。他作案手法極其殘忍，在亂紮被害者之後，還用力插入尖刀，直至手柄。審訊時拿出物證——一件血跡斑斑的夾克衫給他看時，他毫無反應，也不打算認罪。但當審訊人員觸及到他的複雜的家庭環境，說‘你也受了不少苦時’，他立即哭了起來，全部承認了所犯罪行，感情起伏很大。”
在這次作案之前，他已在大阪市住吉區的公寓裏住了7年，當“夜總會女招待的收款員”。與梅川交往的朋友和有關人員都說他“非常喜歡讀書”，“他外出時總是開著一輛新型汽車，穿著筆挺的西服，總是打扮得很漂亮”；而且在“闖入銀行的那天上午還到理發店來理發”。人們反映：“他的手很巧，經常邀我們到他的房間去，請我們吃他親手做的湯，是個脾氣很好的人。”
根據他的生平、過去的情況和有關人員的證詞，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追求虛榮、自我顯示欲很強的人，不願給別人留下壞印象，但骨子裏卻潛伏著不惜自我毀滅的強烈攻擊性。他那冷酷的攻擊性並不單純出自缺少金錢和物質這種表麵的對日常生活的不滿，而是當他的家庭生活和過去的“不幸”短路時“爆發的”一種“下了決心的東西”。所以，當警官說到“你也受了不少苦”，對他表示理解時，他一下子從緊張感中解放出來而流了淚。反之，假如對其“不幸”加以“歧視”(世間的白眼)，則他的攻擊性的能量就會突然增大。
作家兼精神病醫生小木貞孝談到感想時說：“我認為他是為了死才搞了這個事件。心理學上稱之為擴大自殺。他抓住人質卻不提出要求金錢的條件，由此也可證實這一想法。他對人世間充滿仇恨，認為即使活著也沒意義，所以才做出這種行動。”
如此看來，犯罪的動機並不像表麵那樣單純，在它的深處有一種超出私欲的深深的“執拗”。從梅川常叨念“借了很多錢”和他所從事的工作內容來論，他在經濟方麵可能確實很苦。不過，現實情況說明，更為嚴重的是他少年時代的家庭生活和接連不斷的“錯誤”，在他心中形成一種“暗影”，凝聚成壓抑感沉重地壓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原因並非最初就被意識為某一特定的個人或事件。相反，在實行現代管理的社會機製中，它愈益難於捕捉。因此，他隻能通過模模糊糊的“對社會的仇恨”來解放自己，而銀行就是這種現代管理社會機製的象征。
他對於母親的愛憎衝突也發人深思。按照日本警察的常用手段，在這次案件中，警方也曾試圖讓母親(73歲)與他“接觸”，以此作為促使犯人投降的王牌，但他卻更加激怒，詈罵：“你們利用年邁的母親”，“如把母親叫來我就殺死人質”。他還說：“我將被抓起來，隻有死路一條。因此你們必須準備500萬日元留給我母親，還必須簽署文件，以免出現法律問題”，並表示“要讓母親快活”。他還質問人質中的女銀行職員有沒有和自己一樣“雙親不全的人”。當這種情況的人舉起手後，他問道：“遇上像我這樣的孩子，母親該怎麼辦?”當他聽到說“斥責他”時，他說道“那就對了”，臉上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喜悅。但是另一方麵，他又不斷表示“是母親使自己成了這樣的人”。母親曾經說：“他從前可不是這樣，也是個普普通通的孩子，喜愛到處搜集昆蟲。”當警察問她對兒子“是不是太嬌慣”時，母親隻是含著眼淚回答說：“哪裏談得上嬌慣，倒是我在家庭生活方麵和經濟方麵很對不住那孩子。”
上述這段“對話”可以使人結合梅川的家庭與社會以及其中的壓抑和攻擊創作出一幕極生動的活劇。梅川奪走了許多人寶貴的生命，這點應當受到嚴厲懲罰，但同時他的這一行為也使人充分聯想到他對不斷異化人性的過去及現在的家庭和社會做出的揭露。
時下的社會為“管理型社會”，私欲關係日烈，個人要從屬於完全喪失人格性的物與物的關係製造的社會“規則”，其具體表現就是受到市場機製的拜物主義的控製。整個社會如同大市場——“人格市場”，成功主要依靠一個人在市場上怎樣很好地出售自己，他的人格是否獲得通過，他是否是一個“包裹”，是否“令人愉快”、“健康”、“可靠”、“雄心勃勃”；此外，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是否認識有權之士。因此，現代人所體驗的自我既是市場上的賣主，又是待出售的商品，所關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銷路。他的自尊隻能由他所無法控製的條件來決定。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價值；如果他不成功，他就沒有價值。一個人被無情地驅使著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對他的自尊都是一種嚴重的威脅。隨之就產生了孤立無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場的變遷決定人的價值，那麼，人的尊嚴感、自豪感就被摧毀了。這種人格狀況，使人覺得自己像一隻洋蔥——被人一層接一層地剝開，卻找不不到核心。這種情景使他完全依賴於其他人對他的看法，並迫使他保持曾經獲得成功的那樣一種角色。雖然管理社會強調價值觀的多樣化，但實際上生活上的整齊劃一卻很嚴重。因此，同步競爭愈加激烈，人們互相模仿別人，並希望出人頭地。即使人們在這種同步競爭中力圖回避模擬，但在客觀上卻日益牢固地嵌入管理社會的體係之中。
對於跟不上隊伍的人來說，壓抑感成倍地增強。在競爭中失敗的人或落後於一般水平的人往往被直接視為“落伍者”而受到歧視。由此產生的壓抑因失去噴出口而日漸積蓄，易以扭曲的形態轉化為自我顯示和虛榮心，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轉化為敵意或侵犯。產生於這種壓抑結構的犯罪，大多作為無處發泄的反體製感情爆發而無差別地選擇對象。同時，由於攻擊對象不確定的機製不斷循環，攻擊的矛頭往往指向模擬共同體內身邊的他人以求代償，或者指向自身。換言之，壓抑的特異結構使主體的認識“內向化”，給攻擊他人和攻擊自己帶來某種連續性。這也就導致攻擊的“內向化”，其極限是自殺。
梅川正是用這種向銀行職員攻擊的“擴大性自殺”，對壓抑做出了最大的反抗。
三、為痛快而攻擊
伴隨著社會的高度發展，許多國家出現了所謂“缺乏邏輯的犯罪”，且有逐漸增多之勢。有很多導致凶殺的案件僅僅起因於一些瑣碎小事，例如：汽車的喇叭聲刺耳，別人駕駛汽車超車，行人多看了自己一眼，或是在酒館裏感到別的客人不中己意。這裏僅就日本的情況加以分析。
1979年11月。一男子紮死了偶然在電梯中遇到的素不相識的幼女(6歲)，並跳樓自殺。他身上帶有一份遺書，寫道：“因患重病受盡了折磨，沒有任何人照顧我，包括親屬在內。世間殘酷。我決心隨便找一個人，讓他(她)跟我一起死去。”作案者是個56歲的三等殘廢。
1980年10月。某公園裏，一個5歲的孩子正和同伴玩耍。一個中年男子走過來，突然照準孩子臉猛打幾拳，把孩子打倒在地。然後他解下腰帶又把小孩捆起來。附近的人聽到慘叫聲跑來，救下極有可能被殺死的孩子。經調查，那男子是個“流浪者”(41歲)。他說：“我感到那孩子嘲弄我，怒上心頭就打了起來。”
1980年8月。公共汽車終點站。一個中年男子用火點著報紙扔進一輛滿載乘客等待發車的公共汽車裏，接著又用鐵桶把汽油潑到車裏，車內瞬間變成一片火海，造成3人死亡，20人負重傷。犯人(38歲)是個無固定住處的土木工人。據審訊時犯人自供，他在站前的台階上喝酒時，“遇到一個行人斥責說要他‘滾到那邊去’”，於是怒火中燒，心想：“這幫小子們(指過往行人)有家可歸，太自在了。”越想越感到窩火，為了泄憤，他想“點著火潑上汽油恫嚇行人。”他還自供說：“襲擊汽車完全屬於偶然。”
1981年6月。商業大街上，一個年輕男子將擦肩而過之人(71歲)的腹部紮傷。接著，這個男子又跑了20米左右，撲向帶著子女從幼兒園回家的主婦(27歲)，當場紮死母子3人。同時他還突然將近處的另一名主婦(33歲)紮死。對這一淒慘案件，犯人(沒有固定工作)自供說：“正在心煩意亂時偶然遇到了她們，就紮進去了。對方不論是誰都一樣，而且現在也不感到她們可憐”，“死了的人是她命該如此。刀紮進去時，我心裏頓時痛快了。我認為殺得好。為了殺人，我的行動是冷靜的”，“死了4個人，要再殺一個就是5個人了”。他說這些話時，毫無反省之意。他還說：“我生氣時，看到有孩子的人就感到嫉妒，我要發泄一下私憤。”
對上述惡性濫殺事例，人們常常以“異常”來解釋。的確，那種極度的凶殘性格實屬異常，以此能為不可理解的作案動機做出某種程度的解釋。然而如果因此而斷定這是犯罪的原因，卻是十分危險的，也是不準確的。
這類犯人有一相同之處，即都是失業者。有些人工作不順利，還有些人在結婚和家庭方麵遇到挫折。可以想象，經過“高速增長”，社會日漸富裕而呈現表麵的安樂，這就增加了他們為社會淘汰所形成的自卑心理，有時甚至是被害妄想。落殘者已經失去了任何依靠，甚或難以尋找到自身敗落的突破口和發泄孔。當具備這一情勢時，在他們的認識中，夜間的霓紅燈似乎僅顯示了別人的幸福，社會呈現的表麵歡樂隻能是使自己陷於不幸的元凶。犯人在紮死幼童和主婦時曾說“我嫉妒那些有孩子的人”。如果以此和大多數人都把“家庭美滿”為人生第一目標這個實際情況相對照，此類案件確實充滿了象征意義。當這樣認識時，“動機不明”的犯罪就可在一定程度上恢複到能夠理解的範疇。一般說來，與周圍“富裕而歡樂”的狀況成反比例，欲求不滿會成為一種壓抑而積蓄在心底。隻須對此表現出點滴歧視的態度，就會引起強烈的“爆炸”——這來源於加害者的認識作用對於這種印象的放大效果。
擺脫壓抑而獲得“解放”容易形成冷酷無情的攻擊，完全視他人為工具。它經常是二重或三重地發生扭曲，致使凶殺殘忍和荒唐參半。對此，人們好用“他從小就老實，是個性情溫和的孩子，沒想到他會幹出這種事”來表示驚訝、不可理喻。其實，現代社會中，平時“老實而溫和”的人並沒有什麼特別重大動機而突然變成殺人魔鬼。這是因為今天的社會，本身與一種病態價值觀密切相關——當一切順利時，人際關係可以起到相互幫助的作用，而如果一旦遭受挫折，它則又轉化為被掃地出門似的壓抑。
四、為滿足欲望而攻擊
1976年7月至1977年8月。美國紐約市風聲鶴唳。這裏連續發生了8起殺人案，凶手向13名年輕男女發射了31顆子彈，造成6人死亡，7人重傷，受害者都是年輕姑娘或夜間在汽車上談情說愛的男女。
起初，由於不知凶手姓名，報上遂以他使用的凶器相稱：“44口徑凶手”。後來他開始向報館寫信，簽名為“山姆之子”。他說，山姆是真正的凶手，因為他不斷地命令他本人去殺人。後來他又說罪魁禍首是惡魔。紐約市一時籠罩在恐怖之中。
由於“山姆之子”的頭幾個受害者是棕發姑娘，於是許多棕發姑娘就把自己的頭發染成了金色。接著他就殺了一個金發姑娘。原來遭害的都是長發，許多姑娘都把長發剪短，他就又殺了一個短發的。原來家長管不了女兒，如今反而恢複了對女兒的控製，叫她們晚間不要外出，她們就乖乖地不出門了。
紐約市的歇斯底裏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一個手持大口徑手槍的溜門撬鎖者，險些兒被圍觀的群眾在電線杆上吊死；另外一個開黃色大眾牌汽車超速行駛的司機，也被打個半死，隻因為謠傳“山姆之子”開的是這種汽車。
1977年8月10日，“山姆之子”終於被捕。他的名字叫大衛·伯科維奇，曾經當過郵遞員。被捕時他手中正拿著行凶的武器。
在這前後，英國、德國和法國及日本等也曾出現如此嗜殺成癖的人。有的殺人累計達三四十名。而且，連續殺人似乎有愈加嚴重的趨勢，令人惶惶。
據日本專家研究證明，累犯凶殺(或稱多殺)多半是性變態者或心理失常者，他們把自己的性欲衝動與破壞衝動直接結合起來所進行的可怕的破壞行為，突出了他們作為犯罪者的“個性”。這些人因獲得性的快感而殺人，落了個“快樂殺人者”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