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的“一國兩製”
史海鉤沉
作者：林航
“一國兩製”在當今中國社會可謂家喻戶曉。殊不知在一千年前的古代中國早就已有了“一國兩製”。公元10世紀下半葉宋遼金時期，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遼，創世紀地實施“一國兩製”，統治多民族的遼國並與中原抗衡達二百多年之久。
建立遼國的契丹人興起於唐代並活躍在中國的北方。“安史之亂”之時，唐朝駐邊軍中便已有很多契丹人。隨著唐朝後期中央政權的衰弱和地方勢力的爭奪，契丹民族就趁機更大量地進入中原地區。唐朝覆滅時，契丹人的力量已相當強大，甚至隨後的五代政權，都要依靠契丹人，向契丹臣服。例如，石敬瑭就是在割讓了燕雲十六州後才取得了契丹的軍事支持從而得以建立後晉。契丹人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曆史機遇，建立起了間跨塞外草原和中原漢地的遼國。
公元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正式從後晉接收了燕雲十六州。隨著遼的疆域不斷擴展，各民族生產方式、社會習俗等方麵的差異所帶來的矛盾也日益明顯，尤其是契丹人的遊牧文明與中原漢人的農耕文明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衝突。尋求一個並存不悖的製度困擾著遼的統治者，也給遼中央的統治帶來艱巨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遼太宗推出了一項新的政策，即“因俗而治”，並確立了“官分南北，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遼史》卷四《太宗紀上》）。這就是遼朝“一國兩製”的由來。那麼，遼在怎樣的曆史背景下選擇了這種獨特的製度？遼的“一國兩製”又有哪些具體的特點？遼的“一國兩製”對今天的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樣的啟發？本文將略加梳理，以饗讀者。
漢文化對契丹的衝擊和影響
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漸興盛的時期，正當中原處於唐之後的五代十國分裂割據之際。在北宋建立之前，中國處於一個大分裂時期，也正是在這個缺乏強大中央政權的曆史空檔期，契丹民族憑借武力迅速在北方崛起。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機被選為契丹部落聯盟的首領。到916年（神冊元年），阿保機統一了契丹各部，正式宣布登基稱帝，建立契丹國（後改稱遼），是為遼太祖。從此遼稱雄北國，威震四方，形成擁有“東至於海，西至金沙，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遼史》卷三十七《地理誌》）廣闊領土的強大政權，同之後的中原北宋王朝南北對峙，曆時二百餘年。
阿保機建國前後，由於漢文化的逐漸影響與滲透，契丹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阿保機在建立契丹國之前，便在連年的對外征戰中俘擄了不少漢人。此時的中原大地上，後晉、後唐戰火不休，南方的割據政權之間也是烽煙四起，民不堪命。於是有大批漢人離開故土，逃往相對安定的北方契丹地區。在所俘尤其是逃亡遷入的漢人中，有相當部分漢族知識分子，如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等，之後都受到阿保機的重用。這些漢人知識分子“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製婚嫁，置官號，稱皇帝”（《契丹國誌》卷二十三《國土風俗》）。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文化對契丹的影響，也從經濟領域慢慢滲透到政治文化領域，循序漸進地推進了契丹社會和文化發展。譬如當阿保機為與日俱增的漢人而苦惱時，他的重要謀士漢人韓延徽建議他對漢人實行異於契丹人的統治措施，即按照唐代的規製另置州縣城郭令其居業，讓漢人保持原有的生產生活習俗與製度，這就是頭下軍州《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
頭下軍州設置在農耕和遊牧的結合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初入遼地之漢人的生活，同時也開拓了農業和手工業在遼的持久發展。久而久之，這種新的生產方式也開始引起了遼統治者的重視，如史載阿保機“平諸弟之機，弭兵輕賦，專意於農”（《遼史》卷五十九《食貨誌上》）。這些頭下軍州的建立和其中漢人的增多促使著契丹經濟開始擺脫單一的遊牧生產方式，逐漸向半牧半農的經濟轉化。手工業在契丹建國前還不是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在契丹經濟中也沒有特別的地位。大量漢人的遷入帶來了中原較發達的手工業技術，促使遼代手工業開始向專門化和多樣化進步。近年來出土的眾多精美的遼代金銀器和瓷器證明了這點。
阿保機對漢文化的開放態度以及對漢文化的主動借鑒和吸收，推動了契丹自身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化的政治進程，為以後遼太宗時遼的強盛奠定了經濟基礎，也在意識形態上為“一國兩製”的最終確立做了鋪墊。
“一國兩製”：曆史的必然選擇
盡管遼建國前後契丹開始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和衝擊，呈現出顯著的民族文化融合的趨勢，但遼代客觀存在的地理環境和曆史條件，決定了它必然選擇南北分製的獨特製度。勃興於潢河（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以南、土河（今內蒙古老哈河）以北的契丹民族，地處“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城之境，時車馬為家”（《遼史》卷三十二《營衛誌中》）。雖然經過了幾個世紀的發展，但是契丹社會到了10世紀初時仍然處於畜牧業為主的奴隸製經濟下，畜牧業也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生產部門。《遼史》記載說：“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逐水草，人仰殳酷，挽強射生，以給日用”（《遼史》卷五十九《食貨誌上》）。之後漢人大量進入契丹地區並開始農耕，使草原上出現了許多塊狀的小片農田。然而漢人相對契丹人數量仍然不多，同時當地的自然環境也不並太適宜農耕，因此農耕始終沒有能取代遊牧成為契丹的主體經濟形式。相反，遼代的畜牧業，“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遼史》卷六十《食貨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