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如果在性格和命運之間有什麼橋梁可以把兩者連接起來的話，那麼就應當是選擇。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麵臨著選擇，有選擇，就意味著有所失、有所得。我們在選擇時，權衡利弊，斟酌再三，無非是想得到的多一點，失去的少一些。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我們的生命是在選擇中前行的，我們也是在不斷地收獲與失去中領悟到各自的“人生真諦”。從一個貧苦農家的窮小子到一個身家過億的大富翁，再到素有“中國首善”之稱的慈善家，許多人都想體味一下黃如論的人生。可是，他們卻並不一定能夠理解黃如論的選擇。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黃如論的“世紀帝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從一個小地方的民辦教師，到工地的“包工頭”；從隻身下南洋的“打工仔”，到衣錦還鄉的“海歸派”；從我們建樓，到“我們造城”；從造福鄉裏，到“善行天下”……
如今的黃如論，功成名就，人人都豔羨他的成功，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我國宋代的時候，有一位神童，名叫汪洙。他九歲就能寫詩，並因此聞名鄉裏。有一天，汪洙出來放鵝，恰巧路過當時士人讀書的地方——學宮，他看到宮殿如此破敗，心中很是感慨，就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門徒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多少公卿從此出，誰人肯把俸錢修。”他的寓意很明了，士人們在此讀書學習，接受老師的教導，最終位列公卿，榮耀無比，可是卻沒有人回過頭來，出資修繕一下自己的“發跡”之地，致使學宮如此落敗。
過了沒幾天，這首詩便被當時的知府發現了，當即命人把題詩者請到府衙。汪洙家裏窮，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所以知府見到他的時候，他穿著一身破衣爛衫。知府也曾聽過“神童”的名號，便問他：“你就是神童嗎？為什麼穿得如此破舊？”汪洙應聲答道：“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知府一聽，嗬！不得了，小小年紀，便有如此大的口氣，將來一定不可限量。
事實證明，知府所料不差。雖然汪洙考了許多次才中進士，但是他的詩作卻流傳越來越廣，最為著名的就是《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小多才學，平生誌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這些我們今天仍耳熟能詳的詩句便出自汪洙之手。
也許你會產生疑問，黃如論和汪洙之間有什麼聯係，為什麼要把他們放在一起？汪洙是宋代人，黃如論是現代人；汪洙是浙江人，黃如論是福建人；汪洙是文人，黃如論是商人……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
然而，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那就是始終堅信——“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1951年，新中國成立剛剛兩年的時間，百廢待興。也就是在這一年，黃如論降生在福建省連江縣的一戶普通農家。用他自己的話說，“上學填表的時候是貧農”。對連江縣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連江不僅是有名的“建築之鄉”，還是出了名的“華僑之鄉”。這個深山裏的小縣城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華僑，就是因為，在這裏想要生存下去，真是太難了。
雖然黃如論的家鄉馬鼻鄉辰山村是個背山麵湖的風水寶地，可是沒有土地卻成了當地人最頭疼的問題。土地對於農民的重要性，無異於大海之於漁民，深山之於獵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礎，當地人隻能有三種選擇：一是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尋找發財之路。這也是連江縣為什麼可以成為華僑之鄉的重要原因；二是到福州打工，也就是最初的所謂“農民工”，靠為官家和有錢人修建房屋賺錢，這也是連江縣成為建築之鄉的原因；三是留在家中，靠種田或打魚為生。黃如論的父輩就是靠種田為生的農民。可是，“平生誌氣高”的黃如論卻不想走和父輩們一樣的路，“我生在一個很窮的農民家庭裏，但這並不決定我永遠受窮、沒有發跡的時候”。
農村的孩子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必須走出去，而要走出去就必須先讀書。1958年，當中國的“大躍進”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的時候，黃如論也背上書包走進了學堂。少年時代的黃如論，嗜書如命，即便是後來因為家庭貧困的原因上不起學，他也想方設法去學習。也許有人覺得，為什麼每次涉及成功人物的童年生活時，總有上不起學卻仍然勤學不輟的“橋段”？難道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還是為了故意給人們製造一種“少年時代便與眾不同”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