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築中國夢：對外傳播的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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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遙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複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在“中國夢”的時空背景下，對外傳播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與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夢想息息相關，長久以來一直塑造著外部世界對現代中國的國家認同。
一、對外傳播的時空背景
1925年，中國依然身處動蕩的深淵，魯迅先生在一篇雜文中對中華民族的未來目標做了如下概括：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部踏倒它。
然而，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生存、溫飽與發展？五年之後，曾經留洋美國的胡適博士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隻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不難看出，胡適為中華民族開出的藥方是——向西方學習。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始終麵臨著兩個莫大的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內生的。
中國畢竟有著5000年香火傳承的文明傳統，上億民眾不可能一下子便心甘情願或者輕而易舉地集體“西化”。一百多年的實踐證明，一個人口上億的農業社會，要想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突飛猛進，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將始終困擾著中國人的前進之路。
第二個難題是外生的。
當中國人抱著現代化的使命求諸西方老師時，不得不麵臨一個尷尬的現實：自己一心學習的西方老師，為了在中國的資源盛宴上分一杯羹，總是對學生上下其手、予取予求。即便在1949年以後，曆史經驗依然無一例外地證明，不論是歐美還是蘇聯，發達國家永遠不會心甘情願、毫無保留地幫助中國。
一百多年來，上述兩個難題始終困擾著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之路。一方麵，與西方貿易、交流、合作，是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另一方麵，這個過程又絕不可能一帆風順——對內，中國必須確保現代化的變革與上億同胞的文明傳統相互協調；對外，中國還必須確保西方國家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
曆史實踐是一切曆史預言的試金石。為了擺脫落後挨打的地位，也為了實現魯迅所預言的“生存、溫飽、發展”，古老的中華民族確實需要將目光投向世界、投向西方。然而，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的胡適或許忽視了一點：傳承5000年的中華民族，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畫地為牢的。
曆史上的“中央之國”，本來就是中華文化不斷擴展的地理結果：由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國”，擴展至跨越大江南北的“中國”；由東亞文化圈中的“中國”，擴展至世界文明體係中的“中國”。5000年來，中華民族曾多次麵臨外來民族及其締造的文化，經過一係列碰撞與交融，最終同化並融合了外來民族，也豐富並改變了自己。
某種意義上，對外傳播正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從未停歇的“中”與“外”之間交流互通的曆史主題。以此觀之，自1840年至今，麵對與中華傳統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我們民族正在經曆的也正是一場全新的文明嬗變——而這也正是“對外傳播”與“中國夢”之間無法割裂的曆史邏輯。
二、對外傳播的國內使命
無可否認，源自西方的現代化的確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某些進步。退一步講，晚清以後，即便沒有西方人敲開國門，中國也必須做出改變與革新，唯此，才能使鄉土社會的億萬同胞過上更加富足和現代的生活。換言之，向西方學習、與西方互通，這是無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也是對外傳播的題中之義。
第一，追求富強
富強，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最大夢想，也是中國對外傳播的永恒主題。
早在晚清，居於朝堂之上的李鴻章即已看清，唯有“求強”、“求富”，唯有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才能夠抵禦外侮、救亡圖存：
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西洋方圓千裏，數百裏之國，歲入財賦以數萬萬計，無非取資於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板、信局、丁口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終受其敝者。
20世紀上半葉，科學與工業的進步已成為中國走向富強的公認標誌。1938年，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蔣廷黻在其專著《中國近代史》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