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集團生活，有如上述固種種不同；但其間一致之點，亦有可指：
第一，不僅客觀上有一種社會關係存在，而且主觀上要求有一種組織；其特征在於有代表全體之中樞權力機關。
第二，範圍大過家庭，家庭為所包容。而且組織上不依家庭為其出發點：——多半依地域，或職業，或信仰，或其他。
第三，在其範圍內，每個人感受到相當拘束，更且時時有切身利害關係。
合於此三條件者，即可謂為集團生活，不合底，便不是。以此為衡，則中國人是缺乏集團生活底。
十五.中國之缺乏於此
我們僅能說到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而止，不能截然說他沒有。例如以國家來說，以地方自治體來說，以同業公會來說，乃至以宗教團體來說，中國都是有底。柳詒徵先生撰有《述社》一文（刊於《學衡》第五十四期），從史籍上考證中國民間各種團體組織，亦算搜求有所得。至少，不能否認其形跡之有。雖然形跡上是有，但一經與中古歐洲對看，其貧乏真不堪說了。如史家所傳，中古歐洲無論何人均屬於教會，正如今日人人各屬於其國家一樣。且不得叛離，否則以大逆不道論。但中國人百分之九十，怕都不在宗教組織中。他們於聖賢仙佛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進甲廟則不進乙廟，拜乙神則不拜甲神之稍有區別。區別都沒有，自更說不到組織。又如所傳，中古教會廣擁領土及其他資產，並享有教稅曰什一稅者。凡教徒均有納稅義務，正與吾人今日納稅於國家同。中國寺廟縱有財產，亦非此比，更不能收稅。又如所傳，中古教會有法律，有法庭，有監獄，有定人終身監禁罪之權。此在中國直為夢想不到之事。又如所傳，中古教會不但執行國家職務，而且有國家之機關組織：為教皇者，有立法及管理各國教士之權。這一切都是夢想不到底。所以比起來，就比不得。
同此教會雖曾傳教到中國，或因初傳所及甚小，或因持妥協態度（如耶蘇會之妥協於中國禮俗），或因遭拒絕（不妥協之後遭拒），訖未能將中國人納入其組織。及至末後基督教在中國傳播開了，時則其教會組織已大變，無複強力，亦不能影響中國社會。日本人稻葉君山有幾句話，可附此以供參考：
中國家庭製度之牢固，古今任何強勁之敵未能突破之。唐代受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影響，明末清初受耶蘇會教士影響，鴉片戰爭後受基督新教影響，依然不變。而且轉有使基督徒家庭化之傾向。佛教在中國有最長久曆史；但謂佛教已降服於此家族製度，亦無不可。此真世界一大奇跡，於中西文化劃一鴻溝。
說到國家生活，中國人亦大成問題。於此而成問題，中國人之缺乏集團生活乃非同小可。從國家放得很鬆，來推想，地方自治體（地域組織）和同業公會（職業組織）應當較發達。但中國為農業社會，工商業僅居附庸地位。工商業者雖不同於農民之分散閑靜，想當有些組織，然其影響於中國人生活者亦就不大。同時以其不為中國文化界所重之故，關於其組織之記載甚少，難資比較討論。從耳目見聞來判斷，例如俗語“同行是冤家”（同行於商業上為競爭者）底一句話，則它沒有西洋基爾特那種堅密團體組織，是不待說底。
說到地方自治，有大可注意者，中國有鄉村自治而沒有都市自治，恰與西洋地方自治肇始於都市者相反。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就注意到這問題。他在《新大陸遊記》上，記他目睹美洲華僑社會情形而生之感想，其第一點就指出中國有族民而無市民。
吾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也。西方人之自治力，發達固早；吾中國人地方自治亦不弱於彼。顧何以彼能組成一國家，乃我不能？則彼之所發達者，市製之自治，而我所發達者，族製之自治也。試遊我國之鄉落，其自治規模確有不可掩者。恒不過區區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機關，秩然不相混。若此者，宜其為建國之第一基礎也。乃一遊都會之地，則其狀態之淩亂不可思議矣。凡此，皆能為族民不能為市民之明證也。吾遊美洲觀於華僑而益信。彼既脫離其鄉井，以個人資格來居於最自由之大市，顧其所齊來所建設者，仍舍家族製度無他物。且其所以得維持社會秩序之一部分者，僅賴此焉！
軍國社會與宗法社會之不同，就在前者之組織依地不依人，而後者則依人不依地。我們前說集團三條件，亦有組織上不依家族為其出發點一條。市自治之不成功，即是依地而起之真性集團組織不成功也。
任公先生晚年著《中國文化史》，其社會組織篇第七章講鄉治，第八章講都市；他研究之最後結果，仍是“中國有鄉自治而無市自治”一句話。在鄉治章，特將他自己家鄉——廣東新會茶坑——自治組織之梗概述出，而作結論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