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先生晚年，苦於絡繹不絕的訪客，為健康計他不得不親自書寫“敬告來訪賓客”的字條。上寫：“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猶衰，談話請以一個半小時為限，如有未盡之意，可以改日續談，敬此陳情，唯希見諒，幸甚。”有心人看出，那“一個半小時”的“半字，是後來加上去的。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趙樸初則說：“觀之儼然，即之也溫。”
四
梁先生也不是一個不能行動的書生。他表裏如一而能力行。19歲時，他開始素食，一生沒有中斷。36歲時，他到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38歲時，他到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47歲時，他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56歲時，即1949年夏秋間，晉謁貢嘎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8月初至9月初，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
63歲8月，居京西八大處習靜。他的鄉村建設跟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實踐一道聞名世界，是當時中國人超越政黨而救國的卓越努力。他的鄉村建設思想，是構思宏大的社會改造試驗，嚐試將西方現代化的優點與中國文化的優點融合起來，他為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農民自覺，一是鄉村組織。農民自覺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農民必須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識。而鄉村組織，則是形式上、製度上的建設。這種力行，使得梁漱溟對一般人以為不可接觸的軍閥都有同情之論，他很早就認識了馮玉祥的部將韓複榘，韓後來被蔣介石拉攏，擔任河南省、山東省政府主席，恰好梁漱溟在此兩地搞鄉村建設試驗。韓複榘為他的鄉村建設試驗提供了諸多方便。梁漱溟談對韓的印象時稱他讀過孔孟的書，並非完全是一介武夫。由此可見，梁先生的行動能力非同一般。
在國共爭奪政權時，梁漱溟為國是奔走，一度擔任民盟的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他的行跡為美國人馬歇爾和司徒雷登了解，他們尊其為“中國的甘地”。
這是一個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用我們今天的話，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梁漱溟耗時最長的誌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在別人那裏，東方和西方、社會和個人、內心和外界是糾結的，梁漱溟卻是統一的。當陳獨秀、胡適把梁漱溟視為文化保守主義，將之劃入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麵的時候，梁漱溟在《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公開說：“照這樣說來，然則我是他們的障礙物了！我是障礙他們思想革新運動的了！這我如何當得起？這豈是我願意的？這令我很難過。……我總覺得你們所作的都對，都是好極的，你們在前努力，我來吆喝助聲鼓勵你們！”梁漱溟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閑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裏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思考是大事，德性是大事，行動也是大事。在《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中，艾愷問梁漱溟：“您認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麼？”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個就是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鄉村建設是一種社會運動，這種社會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先生也明認自己的輪回：“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因此，在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裏，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給我們中國社會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傳統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國文化經過調整還能繼續存在並複興，他相信中國本身擁有走向現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別的什麼人，更足以與魯迅構成表麵對立、其實互補的兩極。他們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批判者，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發揚者。梁漱溟說：“我願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說的。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彌留之際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學家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