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寫成後，正趕上肅反糾偏，柳溪被宣布恢複人身自由，但尚無結論。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發表，一旦被發現，在運動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其後果將是嚴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後，決定化名寄出。柳溪說：“由於我欽佩全國勞動模範耿長鎖的為人品質，又加上我正在精讀夏綠蒂的世界名著《簡·愛》，我便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耿簡’。”按照當時的稿約規定，稿末必須寫上真實姓名。她想來想去，無人可寫，隻好寫上娘家嫂子安毓賢的名字。稿子寄出後，隻有幾天，《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小說組組長塗光群便找上門來，以為又出了一位文學“新人”。柳溪對編輯部閱稿後反應如此神速，感動得熱淚盈眶。當時她的思想裏充滿了顧慮和矛盾，各種“雜念”像火車一樣奔來馳去。《人民文學》敢於替作者承擔風險，當年五月號，《爬在旗杆上的人》終於以黑體標題，赫然發表在刊物欄目的頭條上。
柳溪說：“我拿到這本刊物，猶如托著一件怕摔的寶物，這時我滿眼熱淚，在心裏默念著：《人民文學》不僅是我的文學搖籃，而且在我命運困厄時，還我的救星。”
這篇反映農業戰線上“瞎指揮”作風的優秀小說，編輯為它做了獨具匠心的刪節。
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東西，原來的標題是《在先進地區》，但編輯部把我這平淡無奇的題目改為《爬在旗杆上的人》，並把我七千字的羅嗦的‘光明尾巴’刪掉，由於簡潔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輝啊！”
這些肺腑之言表現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誠。現在，雖然她已是影響廣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時時銘記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為他人做嫁衣的不為人知的編輯們。她沒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記在自己的名下，沒有讓才華掩藏其瑕疵。這是一個作家的高尚品質和良心。事實上，在我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天生的作家，再偉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條件和勤奮之外，在其作品出版、傳世的過程中，都無一例外地浸透了編輯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終於拆散了她的家庭。這個無法彌補的後果，使她大病了一場。
1957年，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柳溪卻有幸出版了第二個短篇小說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國青年出版社），內收《喜事》、《“責任事故”》、《金色的衛河岸》、《趕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煩惱的人——使人煩惱》等八篇小說。這是她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顯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藝術上的成熟。從曆史的觀點出發，且不說藝術價值，即使認識價值，至今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長、工作組組長朱光、組員王玉琨、記者李震等人的生動形象，他們的舉上言談、性格、思想方法，現在和將來都會使人得到啟示。正像小說開頭說的那樣：“這故事發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說，這故事還在發生……”是的，曆史的重現並不少見，事實上，在固若金湯的思想意識裏，在我們的生活裏，再現這樣的人，再發生這樣的故事，是不會令人吃驚的。
六炎熱的夏天，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樣的字眼。
柳溪大病初愈，也寫了一張普通的大字報，貼在並不顯眼的地方，要求那個在“肅反”中對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單位參加整風，同時還在《北京文藝》上發表了兩篇雜文：《搖身一變——教條主義哪裏去了？》和《要有這樣一條法律》。“大字報”、“雜文”，加上她同文藝界朋友的議論和談話，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說”
《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編入《重放的鮮花》），於是便給她羅織了兩頂“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重要骨幹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難的起點——她被開除黨籍、降職、降新，下放農村、農場、工廠，從事體力勞動，進行思想改造。
這種歲月的回憶是苦澀的。但從苦海中掙紮出的柳溪，卻有常人少有的樂觀情緒：“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這一漫長歲月的生活，對一個作家來說，也許正像俄國沙皇時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必然要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壞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礪了意誌，清醒了意識，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並不像我二十歲時所理解得那樣筆直、鋪滿鮮花，而是充滿了鮮血和荊棘。”
無論處境何等險惡，不管是在農村工廠勞改中受苦，還是在收發室、資料室受屈，隻要她尚能呼吸，唯獨沒有忘記的是創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區“安家落戶”，應付了一些檢查之後，就偷著寫了幾十萬字的小說，其中題名《兩個父親》的長篇，後易名《紅薇傳》者，即是《功與罪》的前身。但她卻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指為“幻想東山再起”。那時她在人生的悲涼之中常讀兩篇文章：尤利烏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辯《絞刑架下的報告》，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
這兩位完全不屬於同一思想範疇的曆史人物的發言和文章，卻使她從中吮吸了無比堅毅的力量和難忘的教誨。柳溪說：“我不僅應該活著，而且應該奮發有為地活著……”
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並不能熄滅她的創作之火。在北風呼號著的寒冬，她忘掉了“勞改”中的屈辱、緊張、疲勞，偷著記錄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創作筆記，並利用幹部們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機，創作了中篇小說《王媽媽》。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雙林農場改造。在那裏，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時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沒有使她停止關於創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為思考一個故事情節，竟掉進溝邊的冰窟窿，棉衣棉褲濕透了，在跑回宿舍時，全身結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鎧甲的武士。為了烤幹棉衣，她隻好請假，一個人倒插著門，披著棉被，盯著火光，沉思著。誰會想到，她又在繼續剛被中斷了的創作構思呢！
橫掃東方，風雲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自生自滅的一場將永載史冊的災難。柳溪說，這期間，“我所受的迫害和鬥爭，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人民群眾所受的沒有什麼兩樣，隻不過我受的比他們延長了一倍的時間罷了。”關於這段生活，她不願多說，我也不想多問，但她那些與創作有關的情節，我卻不厭其煩地窮追不舍……
1967年，中國的“造反派”正發高燒，於是掀起了一個抄家的高潮。對於柳溪來說，已無家可抄，然而，她也不會幸免。那時，她既無金銀，也無珠寶，隻有偷偷寫成的那些比金銀珠寶更珍貴的草稿。柳溪總算把草稿都穩妥地轉移到鄰居——一個新華書店幹部——的家裏。但後來“牛棚時期”，她偽裝寫“認罪書”（上而擱著“認罪書”，底下放著創作手稿），寫了長篇小說《功與罪》中的幾個新章節，因臨時轉移，來不及把稿本收藏起來，還鎖在書箱裏。有一天，一幫人要檢查她的單間宿舍，她怕極了。柳溪說：“我那些稿子裏有一章標題為《幸福》，內容是寫小說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區工作，偽裝洋車夫，從車站接來北方書記劉少奇同誌，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時我真是提心吊膽，若是被發現，不僅撈來一頂‘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的帽子、挨批挨鬥，肯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她後悔不該寫出來，要是裝在心裏那該多保險。但她總算躲過了這場大禍。她利用開箱取茶之機，就著他們轉身檢查別人東西的時候，順勢將稿本擬在手中，掖在褲子裏——讓它順著褲子掉在事先用帶子紮好了褲腳的褲腿下邊。
寫在這裏的，我不認為是一則文人軼事。它是那個時代的罪證記錄。柳溪說：“在我們的國家，把許多事情弄顛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權力去搞打砸搶，卻不允許你幹正大光明的事業，做學問、創作，還得像賊一樣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這樣的滑稽戲令人疚心……”
這些我痛苦地實錄在此，也許會成為曆史和社會的一麵鏡子。
1970年，她離開了勞動集中營似的幹校，在一片一級戰備聲中，以疏散之名插隊到天津西郊一個臨著獨流減河的一個小村。東躲西藏的稿本，也從沉睡中醒來，欣然陪伴著孑然一身的柳溪。這時她並不感到寂寞孤獨，雖然還戴著右派帽子，但是老鄉們的親近、關懷、同情溫暖了她的心。他們常擔心她的處境，為她的遭遇落淚。柳溪說：“我日夜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聲說笑。
春天，有剛出生的羊羔和牛犢的叫聲；夏季，有可愛的蛙鳴；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蟲聲；冬天，有串門的花貓同我說話，有呼嘯的北風向我喧嘩。每當夜深入靜，全村沉睡的時候，我便重新攤開稿本就在這個小村子裏，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們成了她的朋友、親戚，有的還是政治上和重病時的恩人。她寫的不少作品，有些還念給他們，聽取意見。
1975年，柳溪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和更年期綜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裏，想喝水都喊不到人。這時候，有一個從前認識的老朋友來伺候她的病體，使她起死回生。為了報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艱難困苦和暴風雨中組織了一個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術學院的畫家康明瑤。他早年留學日本，也被錯劃為右派，是一位為人耿直的知識分子（據柳溪來信雲，康先生於1993年7月9日病逝）。
當談及愛情、家庭時，柳溪頗為傷感。年輕時候，戀愛受騙，結婚有子後，因受審查怕牽連而被迫離異。這便是她十七歲至三十歲的辛酸史。她還得過惡性血崩症，幾乎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子宮摘除時一個人流著淚躺在病榻上，她沒有家屬，也沒有一個人關心她。柳溪悲傷地說：“我並非天生是一個意誌堅強的人。我也曾經陷於過絕望與悲愴之中。那時我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失去了家庭。夫離子散，遠隔天涯。孤獨是我的侶伴，忍耐是我的朋友。我從生活費裏節儉一點錢，買些鉛筆、書包、手套、糖果一類東西，寄給遠在長春的孩子，我就會得到‘想用物質腐蝕，收件人拒收’的回執；我嫌公廁太髒，主動打掃，就說我‘故意表現’；我給河北地震災民捐獻棉被，就諷刺我要‘嘩眾取寵’……人言可畏，牆倒眾人推！這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不到這份處境是無法領略的。如果不是我兒童時代就受過苦難的磨練，也許我不會熬過這人類情感領域中這種罕見的創傷和折磨……謝天謝地，一切都熬過去了。現在，過去和我劃清界限的兒女，他們受到株連、曆盡人生痛苦之後，也都歡歡喜喜來和我團聚了。看來，這個新家庭也可以與我共存亡了……”
二十年苦海，柳溪的小船顛簸著，終於來到了生活的彼岸。那部長達一百五十萬字的書稿，最後也在“評法批儒”“批水滸”的嘈雜喊叫聲中悄悄地走完了它的全部曆程。1976年，10月的春雷轟毀了十年修築的城堡，祖國麵前又出現了一條康莊大道。柳溪這個被命運棄之已久的淪落人，和她的作品一起新生了。1978年春，她告別了那間親切的茅舍和可敬鄉親，搭乘拖拉機回到天津。一張恢複政治名譽、恢複黨籍、恢複職務的“改正決定”，解放了柳溪被囚禁的精神和被捆綁的手腳。
於是，她開始了長篇小說修改的艱苦工程。這一年，這位在文藝界被冷落了二十餘年的老兵，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選了一篇小說《雙喜臨門》投寄給最富有威望的《人民文學》，並在8月號上刊出，起到了“亮相”、“開禁”的積極作用，於是上海《文彙報》才發了一則新聞消息：《女作家柳溪重登文壇》。此後，各刊物才敢發表她的作品。柳溪為此感慨萬端。多少年來她一直沉淪在政治漩渦的深淵，又像一顆飛落荒郊野外的隕石，其心情悲涼而寂寞。柳溪說：“《人民文學》在我生死攸關的時刻，第二次又成了我的救星。”所以，她懷著最美好的感情，稱《人民文學》為嬰兒的奶瓶，是她走上文壇的搖籃。
七柳溪是一位獻身於革命，獻身於創作的作家。從1939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失意者》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曆史。但她的主要創作時期卻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除了五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挑對象》（1950年，大眾書店）、《爬上旗杆上的人》（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之外，之後出版、發表了《柳溪短篇小說集》（1982年，花山文藝出版社），長篇小說《功與罪》（上下集；198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淑妃文繡的一生》（199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戰爭啟示錄》（上下卷；1995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中篇小說集《生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男人的弱點》（1986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及《柳溪中篇小說選》（199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長篇傳奇小說《燕子李三傳奇》（1985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大盜燕子李三傳奇》（1985年，花城出版社）、《超級女諜——金壁輝外傳》（1987年，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及散文集《若夢集》（199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另外，還在《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新港》、《長春》、《新苑》等多家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短篇小說、散文、特寫、報告文學《李寶大嬸》、《霞輝》、《竇老樂趕會》、《海河之濱》、《“紅瑪瑙”
大戰“五子登科”》等。從這個作品簡表，我們不僅可以看出由於柳溪鍥而不舍的堅毅精神所取得的成就，還可以異常明晰地看到她那條含辛茹苦、一生多蹇的道路。
柳溪擅寫短篇小說，二十多年的“犯人”生涯，使她不得不偷寫長篇小說，而且中篇小說也成了她的所長。善良的讀者，為她的成就而慶幸，又為她的不幸而同情。興奮之餘，我們還要握著她的手，含著淚說：“活過來就好。這就是一部作品……”
文學是生活、思想的反映。但是如果沒有真實的生活，就不會形成真實正確的思想，這樣，作家也不會創造出真實感人、富有社會意義的作品。柳溪的短篇是其時代社會生活的寫照，是生活土壤裏長出的花朵。當我們讀她五十年代的小說時，雖是時過境遷（尤其國家政策的巨大變化），但給人的思索似乎還是比較深遠、廣闊的。
柳溪把河北人民視為養育她、疼愛她的再生父母，把曾留下過她年輕的足跡、青春的倩影的華北大地，看作自己的至親骨肉。她的小說的根須，就深植在這塊可愛的土壤之中。
孫犁在她的短篇小說集序裏說她的“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畫深刻，其學足以成之。時有嘲諷，發人深省；亦富娓娓，聽者不倦”；還說她的作品有著女性作者“不易有的豪放”之氣。這是氣之相熟較深的老作家所作的言簡意賅的寶貴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