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鬆花江上》這首悲壯的流亡歌曲，曾經激勵過多少愛國誌士，拿起槍來，冒著敵人的炮火，投入拯救偉大祖國的鬥爭！著名女作家白朗唱過它，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羅烽唱過它，那偉大的愛國主義旋律至今還激勵著人們的心……
白朗不是生在鬆花江畔，然而她說：“鬆花江是我的第二故鄉，它給予我許多溫暖，也給予我許多痛苦和寶貴的人生經驗。我仿佛一棵剛出土的嫩苗，經過鬆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成長起來，堅強起來。因此，除了故鄉之外，我更愛鬆花江；我懷念我的第二故鄉，有時，更甚於生我的沈陽。”
白朗是沈陽人。1912年8月20日生於城裏小西關，原名劉東蘭。羅烽（1909．1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歲。祖父劉子揚是沈陽有名的中醫，後來當了黑龍江省督軍吳俊升的軍醫處長，羅烽父親則在軍醫處擔任擬稿員。這時，白朗和羅烽兩家先後搬至齊齊哈爾，住在同一個院子裏，他們二人青梅竹馬，度過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歲時喪父，不久祖父失業，患病去世。這使家庭生活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白朗的母親善良忠厚，非常喜歡羅烽，將大女兒許給了他。但不久，大女兒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將白朗許給了羅烽。1929年十七歲的白朗同羅烽結婚，他們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
年輕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羅烽的影響，十分厭倦舊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籠裏的雲雀渴望藍天一樣的渴望著新的天地。
鬆花江是美麗的，但哈爾濱是一座染著鮮血和罪惡的城市。敵人的魔爪蹂躪著東北，奴役著那裏的人民……
1929年羅烽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擔任黑龍江省呼蘭縣至北安的“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北滿最早的產業工人支部）的宣傳幹事，他一麵工作，一麵秘密從事編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歸，曾引起婚後不久的白朗對他的懷疑，以為哈爾濱有他的“情人”。1931年，當東北被強盜攫取，白朗的愛國主義感情在痛苦裏輾轉的時候，羅烽把自己的隱秘向她公開了。那長方形的油印小冊子上的蠅頭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躍，像旗幟在飄揚，那上麵，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驟外，對未來新社會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計劃和理論。刊物上的每句話，都是白朗的心裏話，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後，她讀了不少新書和文件，眼界開闊了。白朗回憶說：“從此，我的智慧開了，我開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著真理，追求著光明，追求著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開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親自指派巴來（金劍嘯）和白朗協助羅烽工作，白朗從此成了羅烽的得力助手：幫助他保存文件、資料，刻寫蠟板，印刷刊物；她還變賣了結婚首飾，以支持抗日宣傳經費的不足。
此後，白朗的家，成了一個反滿抗日的中心，編印小報的印刷機關。反日同盟會開會，也常在她家召開。
1933年初，羅烽擔任北滿省委候補委員和哈爾濱東區區委宣委，同巴來一起負責北滿文藝宣傳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進步報紙《國際協報》，先任記者，後主編每天半版的該報副刊《國際公園》和《兒童》、《婦女》、《體育》等周刊。在羅烽的具體幫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繼日地工作著。同年，又主編新創刊的大型周刊《文藝》，得到蕭軍、蕭紅、舒群、金人、林玨、梁艸倩等作家的支持，成為與長春《大同報》創刊的《夜哨》齊名的反滿抗日文藝陣地。這兩個刊物，在大城市知識界和抗日聯軍、遊擊隊裏都有廣大的讀者。白朗團結了一批進步文藝工作者，結識了蕭軍、蕭紅和金人等東北作家。這期間，她還參加了星星劇團，並從事文藝創作，這是她文學生涯的開始，她以劉莉、弋白等筆名發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說。她的第一篇創作，是描寫兩代人的隔膜、歌頌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保守與落後的中篇小說《叛逆的兒子》，在《夜哨》上連載了十一期，在《國際協報·文藝》上連載了小說《悚栗的光圈》、《四年間》、《逃亡日記》及《琴音》、《她一直望到黎明》等。這些作品，無不有著濃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字裏行間透露著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學道路最早的足跡，是她在東北淪陷時期留下的寶貴財富。
1934年，鬆花江蜷臥在北國漫漫黑夜裏，白色恐怖籠罩著哈爾濱的每條大街每條小巷。3月，北滿省委遭到大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白朗受著敵人的嚴密監視，生活上感情上都負擔沉重：一方麵她要東奔西走營救羅烽，照顧老人、承擔家務；一方麵還得堅持編好副刊，繼續與敵人作戰。年輕的白朗，沉著、冷靜，以頑強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樣，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和考驗。白朗說：“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
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歸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在危險的環境裏，她編發了四十八期《文藝》周刊，曾累得昏厥過去、流了產。她每夜都伴著不眠的燈，聽著雞鳴、犬吠、梆聲，盼著黎明。這一段苦難的生活，為她一生投奔光明、參加革命打下了基礎，其中，楊靖宇對她的教育和影響最大。
1935年初，羅烽被判為共產黨嫌疑犯，經過黨的活動、白朗的奔走、呼海鐵路二百多職工、同事捐款營救，以重金賄賂了日本領事館的高級人員，方保釋出獄。
出獄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護白朗夫婦和老人上了火車，逃離腥風血雨的哈爾濱。在沈陽一個小店裏，白朗和母親、弟弟匆匆見了一麵，便告別了故鄉的骨肉和田園；當黑夜吞沒了大海的時候，他們登上了從大連開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蕭軍和蕭紅。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師家裏，白朗夫婦和蕭軍、蕭紅共同生活了三個月。當時二蕭發表文章還不算多，正在為《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狽；如果他們長期住在一起，互相影響，就很難寫出東西，於是白朗夫婦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華裏亭子間。在那裏，大家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沒有正常的收入，經常沒有飯吃。白朗夫婦剛到上海，身上還有點錢，包一個客飯，為大家都能吃一點，經常同這些窮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經懷孕；動亂的生活使她無法動筆創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藝界“兩個口號”之爭激烈的時候，羅烽參與了這場論爭，而白朗卻在極壞的條件下，潛心寫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輯裏的絕大部分散文，就是這個時期寫的。這些散文多是“從個人的角度抒發個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為某一時代的青年的一種思想動態，也許還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時，從那些描述中，“有關東北淪陷後敵寇的殘暴、狡獪以及對革命力量的瘋狂迫害，也許不無一點跡象可尋的。”（《月夜到黎明·前記》）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過的一段路程，那許多鬥爭和往事構成了她的思想軌跡，“可以窺見一個小知識分子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裏，是怎樣從無知趨向覺醒，由單純的愛國主義走進無產階級的陣營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後，白朗結識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當時她們是鄰居。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藝家協會，和金人合編了《夜哨小叢書》，寫了《伊瓦魯河畔》、《輪下》、《生與死》、《一個奇怪的吻》、《珍貴的紀念》等短篇小說，後來編入題為《伊瓦魯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本集子裏。這些小說，描寫了在偽滿、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隸、有血氣的最普通的中國人所昭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咱們的土地，誰打算給奪去，那可不行，這一塊地有咱祖宗的血和汗，有咱們祖宗的骨屍，長腿三，你想想，一個後代，眼巴巴的看見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屍盜去，那還叫人？賈德，衝這話，你小子有骨頭！咱們的祖宗的後代全是硬棒棒的，不是這樣，咱們簡直不能認他是中國的子孫！
這是《伊瓦魯河畔》裏的主人公賈德和長腿三的對話，每個字都閃耀著永遠不可征服的我們民族的精魂。
我死了，無論誰都不要為我流淚，當我瞑目之前，我看見一個為我所愛的人，正向為民族而犧牲的大路走去，我仿佛也看見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這是《一個奇怪的吻》裏的主人公李華用左指寫在壟溝上的幾句話。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對祖國的摯愛鼓勵自己所愛的人去為祖國而犧牲。白朗這時期的所有創作，都無一例外地表現了這一愛國主題。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她同文藝界的大多數人士一樣，投身到拯救民族存亡的偉大鬥爭之中。不久。“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白朗和羅烽都參加了上海的文藝界戰地服務團，她日夜在街頭奔走呼號、募捐、宣傳群眾，慰勞傷員和難民……
上海的日日夜夜，那是多麼不安定的生活啊！艱難的生活、惡劣的環境，迫使白朗夫婦先後搬了六次家，不到一歲的孩子，也在這災難中死去。但堅強的白朗在祖國的苦難中變得更堅強了。她在散文《一封不敢遞的信》中說：“從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我們便蜷伏在上海租界裏。為了信仰的關係，我們依然不能暢所欲為，依然受著無形的監禁。然而，從抗戰發動以後，祖國總算解放了我們，我們的信仰已獲得了廣大的同情，如今，我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了。媽媽，你該高興，你的女兒已經跳出了苦悶陷阱，讓無限的歡欣與興奮擁抱著了。”這是白朗來到上海投入抗戰洪流後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