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時有不測風雲和狂風惡浪的驟起。正當白朗勤奮寫作和工作的時候，於1958年春，在反右鬥爭中，她被誣為有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通天翻案之“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所謂“天”，係指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1956年，白朗為了潛心創作，避開會多、運動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這時，恰恰周總理和鄧穎超也在那裏。他們問白朗：為什麼要批判丁玲。白朗講了從1955年以來對丁玲批判鬥爭的情況，還表示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認為這種鬥爭太過了，不同意對所謂“一本書主義”的批判，“在創作上，我自己就是抱著爭取多為黨工作而寫作的，那就是要為人民至少寫出一本像樣的書。”當時，鄧穎超說：“在我們和丁玲的接觸中，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她是一個反黨分子！”她還非常感慨地對白朗說：“老頭兒（指總理）時刻關心運動，他也憂心出現老毛病：上邊要什麼，下邊就給什麼……”這句話，正切中了反右鬥爭錯誤的要害。白朗雖沒有對誰重複鄧穎超的話，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劃成右派分子。羅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發表的《還是雜文的時代》進行大規模的“再批判”，也被錯劃成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他們蒙著奇冤，被趕出北京，送到遼寧阜新煤礦勞動改造。當白朗離開北京的時候，她滿懷激憤地預言道：“有一天，我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因為我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輩子的決心從未動搖過。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黨，也決不會拋棄一個真正擁護馬列主義的共產黨員，肯定有那麼一天，我仍然會肅立在黨旗下麵盡情高唱《國際歌》，黨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獻出我的生命。”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難中的自白！
悲劇就從那時開始。在“階級鬥爭”中人人自危；中國，在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中渙散人心。安定、強大、繁榮的國家是這樣“鬥爭”來的嗎？阜新，中國最大的露天煤礦，她像一位健壯的母親，敞開黝黑火熱的胸懷，迎接自己忠誠的兒女。白朗同礦工一樣下礦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級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說：“在我們煤礦，還從來沒有見過女同誌下坑。我們都夠嗆，而她卻和我們一樣……”
白朗，沉默著、勞動著；她沒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變成一塊燃燒的煤，也投入祖國的建設之中。後來，她被調到阜新地毯廠（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氣腫和氣管喘息，在這沉重的勞動中加重了。疾病摧殘著她，勞動折磨著她，政治壓迫著她。在三年半的時間裏，她在勞動上花費了勞力，但卻沒有得到半分報酬，連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錢。
逆境中的人，時刻都受著大山一樣的壓力；心，就像泡在苦水裏的蓮子，人生，那是多麼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戰士，仍然樂觀地勞動著，她同青年女工一樣，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織地毯，把自己的白發也都織進地毯的花朵。
幾年熬煎後，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調到阜新市文化館看稿子。這時，她振奮起來，創作激情襲擊著她，她要創作了。白朗從不空發宣言，她是一位肯於實踐的人。作家、藝術家也許都有一種習慣：任何時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藝術構思。那幾年，白朗如同被風暴拋入大海的一葉小舟，但驚濤駭浪終究沒有吞沒這位堅強的戰土，她是那樣執著地愛著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
在同工人一起勞動中，她積累了生活，相繼發表《少織了一朵大紅花》、《溫泉》等短篇小說及《在起跑線上》、《紐帶》、《火花》、《管得寬小傳》和《跨海訪師記》、《黑海紅帆》、《人·物質·精神》等報告文學。那時，她雖然摘了帽，但畢竟還有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她常受冷遇，稿子被編輯無情地打回來，但她從不因此灰心，在低壓的氣候裏頑強地生活。心，向著理想的世界；筆，寫著光明的乾坤……
1966年，黑浪四起，無情地破毀著共產黨領導人民流血犧牲建造的家園，摧殘著法律、正義和真理。白朗和羅烽，被關進中共遼寧省委“學習班”，挨批、挨鬥、坐“噴氣式”，彎腰、掛牌子……白朗的頭銜是“大右派”、“黑線人物”、“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為了幸福的明天》是大毒草；“造反派”質問她：“為什麼明天才幸福！今天就不幸福嗎？‘白’是反動的顏色，你為什麼叫‘白朗’？”
人類曆史的黑暗時代，就是瘋狂加愚昧的時代。白朗回答說：“白色純潔，我喜歡白色。”於是她挨了毒打，從“學習班”又關進專政隊。
1968年秋，遼寧的“牛鬼蛇神”被趕到盤錦幹校。但幹校不是天堂，是全國赫赫有名的勞改集中營。他們的惡運沒有結束，接受的是強迫勞動和繼續被批被鬥。
這時，白朗一身重病，但在胡家公社田家大隊同青年農民幹著一樣的重活。每天從住地出發，到二十裏以外的冰天雪地裏勞動，白朗為給大家燒開一鍋水，她摟草、刨冰半天半天地趴在雪地上吹火，她是想用自己的苦，能給大家換來一點溫暖啊！
冷酷的嚴冬是那樣無情，它那肆虐的風雪把白朗的臉、手、腳都凍爛了。在他們收工的時候，天色已黑，在沒有月光的荒野走著坎坷的小路；到了駐地牛棚，常常吃不上飯，吃了飯，又要開批鬥會。
白朗是一位性格剛強的人，寧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會上，她竟從嘴裏掏出假牙回擊那個誣陷她的家夥。政治受誣害、精神受折磨、肉體受摧殘的白朗啊，受到重創的靈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絕境，於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這次最重，她變得癲狂得怕人，摔東西，把床單撕成布條，指名道姓地大罵大人物，周圍的同誌都為她的命運捏著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帶著一身還在流血的創傷，被運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兒家裏“療養”。
北京啊，你還記得十二年前，當白朗依依不舍地離開你的時候說過——“我會唱著《國際歌》回來的！”現在，她回來了，披著一身淒風苦雨。在北京，他們夫婦有很多共過患難的同誌和朋友，但多處在自身難保的遭際之中。有的冒著危險偷偷地把命豁出去來看望他們，或相對無言，或說上幾句互勉珍重的話，行動不便的，隻能受著感情的宰割，內心裏向白朗夫婦祝福平安。
陽光依然燦爛的北京，人們卻過著黑暗的生活。重病纏身，“神誌紊亂”的白朗，沒有說過話，儼然是個“啞巴”。
性格堅強，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經曆過許多生離死別的時候，但她沒有流過淚。然而，在周總理逝世的時候，她的眼角淌出了兩行長長的淚水。1976年“四五”運動爆發的那天，她那布滿陰雲的臉，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轉；翌年初，白朗——一個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複蘇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給她恢複了政治名譽和文藝一級的待遇。
1979年，滿頭白發、曆盡苦辛的白朗，坐著手推車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
不久，她從作協遼寧分會調回中國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
從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後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閱了她的全部作品：三個短篇小說集《伊瓦魯河畔》、《牛四的故事》、《北鬥》，兩個中篇小說《老夫妻》、《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散文集《西行散記》、《月夜到黎明》，報告文學集《真人真事》、《一麵光榮的旗幟》、《鍛煉》、《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使我對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有了極深的印象。如果她沒有這二十餘年的遭遇，她能給我們寫出多少佳作？！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能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後一次訪問她，我讓她在我的紀念冊上題名留念，羅烽遞給她一支金筆，她順手寫下了“白朗”二字，並說：“這是我十餘年來第一次握筆寫字。”在場的女作家逯斐說：“白朗同誌，您寫得太好啦！”是的，還是那樣瀟灑、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樣。這時，她當年那種英姿和風采，又重現在我的腦海……我希望，這次相見，能是她的新的開始，揀回早被摔掉的筆來，勾銷“決不動筆再寫一個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愛和僧譜寫出由《搖籃曲》、《流亡曲》、《春光曲》、《進行曲》、《回春曲》組成的大型回憶錄《一曲未終》，作為新長征的開始……
但是，她身患多種疾病，身體越來越壞，不得不申請離休。又一個十年過去，她的病並未見好，羅烽先行離她遠去，這更使她的精神難以承受。生命就這樣最後告別親人，告別文學，告別再也回不去的東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與世長辭，數天後在北京八寶山，我流著淚，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為她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