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的基點
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內在要求，是一個係統工程。國家作為行使治理權力的主體，首先要從四個方麵構建法德合治的體係：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確保民權，倡導公益；權出於法，力以德行；愛民安民，富民教民。
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價值標準，德治能行法。
作為治國的手段，法律屬於製度層麵，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屬於精神層麵，但就本源的意義說，道德與法律是一體的。法律是什麼？其實就是對道德的起碼要求賦予國家強製力的結果，法律的內容與起碼道德的內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們在行為時，一般不會去區分自己的行為是道德行為還是法律行為，法律和道德最終都要指向行為，因為在評價一個人時，首要地是看其行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國家機關也是道德機關，法律人士也是道德衛士。基於這個命題，首先立法者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應該有個完整的了解和評估，要以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的依據，過高和過低地估計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過高的要求會被視為暴政，過低的要求會被視為縱惡，都不能達到治國的目的。立法者要預見到，所立的法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否出於自願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過低地估計社會的道德水平，要及時而恰當地肯定道德發展的成果，實際上，可以把法律的發達史，看作道德的發達史，例如，孟子提倡“民為貴”的政治倫理，在君主專製的時代，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這樣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眾利益置於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的法律不能貫徹“民為貴”的理念，就顯然落後於道德的發展要求，並且違背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因而這樣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敗是社會主義政治道德的起碼要求，人民群眾和廣大幹部是堅決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體係中，沒有切實地發揮他們的道德力量，沒有落實他們對腐敗行為的監督權和控告權，以至在比較清楚地了解腐敗行為的情況下，他們不會主動勸止，不願舉報，甚至不願協助調查，久而久之，社會以能貪、敢貪、成貪為榮，以至出現了較多的窩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時反映和鞏固並借助道德發展的成就。現在法律界有一種不太好的傾向，就法律談法律，重視研究法律條文的邏輯關係，忽視法律與道德及其他社會結構、社會現象的互動關係，這應該引起警覺，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體到立法領域，要正確認識法律與道德的同一性與差異性，把法律大廈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２、道德衛士要有強烈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道德建設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衛士首先應是法律鬥士，要以法律的實現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要有自覺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道德衛士對法治的趨勢要高瞻遠矚，為法律製定搖旗呐喊，為法律條文作出道德的注腳，把法律條文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為和內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設定的權力義務，不能停留在法律屬性和概念的層次，更不能拿著法律的片言隻語對法律說三道四。要善於運用法律的權威強化道德的權威，堅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與德畢競是二個不同的係統，看不到法與德的衝突的可能性是認識上的近視。就二者本身的構成因素來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當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從道德主體之間的關係來看，有夫婦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場道德、職業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愛是父子之間的道德，自古以來，天經地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間經濟交往的道德。現設計一個案例以說明二者的衝突可能性：甲貧病交加，其二十歲的兒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徑幫助的情況下，盜取了鄰居二萬元現金，並作好了坐三年牢的準備（事前他查閱了刑法第264條），全部用於甲治病。甲病愈後，在一次洪災中搶救出了十萬元的國家財產。對乙的盜竊行為，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就不一樣，並且道德評價內部也有矛盾，從父子道德看，乙的行為無可指責，因為盡管甲很可能不讚同乙的行為，但從乙的角度看，隻要能挽救甲的生命，就應不惜一切（決不殺人越貨），顯然對乙的行為無可指責；從公民道德看，乙的行為是不符合道德標準的，因為被盜者對乙和甲沒有直接的救助義務；因此道德內部發生了價值衝突，在此基礎上，與法律也發生了衝突。可見法律與道德的衝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實從堯舜到孔子到韓愈，一直有法律與道德矛盾處理智慧的追問，但是他們的智慧沒能解決這一矛盾。筆者認為對這個矛盾，應該這樣處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樣，應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為標準；第二，處理道德內部的價值衝突的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即“小圈子”服從“大圈子”，要取道德調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則社會就會混亂，當然，要把道德衝突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因此對上案的處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從輕或減輕。
因此作為治國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經典，一手握寶劍。
二、確保民權，勸導公益
１、充分保護民權，是法德合治的製度基礎
民權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諦，這是法治理論的基本命題。如果我們不敢承認民權，人們就不能認同“我”是集體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並不排斥個人的民主權利，而是追求個人民主權利在社會同步前進的基礎上的最大化，比極端的個人主義更快、更多、更穩妥地實現人們的利益。
社會主義法律要充分保護民權，這是實現法治的基礎。在一次國企股份改製的調查中，調查員問，改製以前員工對本廠國有資產被領導貪汙或被盜是什麼態度？員工說，一般不管；調查員問，現在是什麼情況？員工說，現在既要管，也敢管，因為我有股份在裏麵，企業章程也明確規定了我的權利。企業改製，使企業員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業獲得了新的活力。同時法律和道德的也獲得了實現的力量，一方麵，國家對國有財產、個人財產的法律規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麵，企業領導和員工的愛廠如家的道德也有了製度保障。
民權的範圍不局限於經濟民權，還有政治民權，它包括選舉權、監督權、批評權、彈劾權、罷免權、抗辯權、請求權等，它是依法辦事和廉潔從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製和根治腐敗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實現民權的一種較好的嚐試，特別是東北等地的“海選”，據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在村長的選舉中，黨組織起一個指導和監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選人，由村民報名參加競選，在選舉時，競選人主要靠自己平時的名聲和競選演說來贏得選票；村民競選、選舉熱情非常高，選舉權的行使率達99%，選舉順利完成了預期目標。“海選”給我們這樣一些啟發，第一，不能過高地估計人們的政治水平，黨組織和上級政府的“導航”作用不能忽視；第二，不能過低估計人們的政治能力，不要以為不符合我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定勢就是沒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農民，他們也有自己認識和表達民權的路徑和方式。聯想到這麼一個故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一個老農來見，納頭便拜，孫先生趕緊避讓，並扶起老農，說現在是民國了，不能這樣，老農激動地說，我見到民主了，我見到民主了！老農很可能沒讀過三民主義的冊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權製度，通過孫的言行，老農以特有的方式，體會了民權的精神，表達了對民權的認知。對自己幸福最有發言權和選擇權的應該是自己，隻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權，隻不過是治國者要幫其找到行使權力的適當方式。第三，選舉權是政治權的核心，“誰的人誰能管”，我估計，基於村民的壓力和自己的諾言，“海選”村長任職期間，會真正努力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職責，至於以權謀私、貪汙公款、欺上瞞下、粗暴專橫的現象可能大為減少甚至絕跡；同時從憲法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海選村能得到較好的實現。我認為新聞界和學術界能否對“海選”村進行隱蔽的長期的追蹤訪問和研究呢？第四，下級的行政抗辯權是政治民權的重要內容。我國行政訴訟法把行政機關內部的爭議排除在外，使得憲法和部門法規定的監督權、批評權、控告權在行政領域落空，同時黨紀政紀規定的道德要求也會落空，這是我國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級的行政抗辯權得不到切實保護前，誰敢批評上級的專橫？誰能“扔掉”上級的“小鞋”？很多案例顯示，敢於抗辯者會為此被壓製、被調離、被辭退、被傷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樣一種現象，下級對上級、部屬對領導的言行是比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麵，還是壞的一麵，但是對上級的違法行為，下級一般不願“吱聲”，決不多管“閑事”；個別比較“高明”的上級，將一部分不法利益與部下分享，部下對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況且有個順水人情，何樂而不為？這也是“窩案”發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誰來製約上級？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號召＋舉報＋上級檢查，舉報方式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背離，中國人信守與人為善的信條，對舉報者的評價不高，特別是被舉報者違法不是嚴重的情況下，舉報者會視為“小人”，決不會是英雄。上級檢查作用不大，因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現在上級麵前的形象都是經過“包裝”了的，上級很難看到“廬山真麵目”，上級由上級監督，上級的上級由更高的上級監督，越往上，監督者越少，監督力量越薄弱。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堅信，權力不受監督往往會走向腐敗，而監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廣大的民眾之中。誰來監督上級，這個一個亟待解決的實踐問題，確保政治民權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