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祥新作小輯
作者：
有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是，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有些情況下，有了調查，也同樣沒有發言權。如果非要發言，就難免壞事。
1959年秋冬，各省、市、自治區普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村人民公社發展情況調查，由新華社編輯成兩大本《農村人民公社調查彙編》下發，其中包括二十七個省市區的一百七十二篇調查報告，如河南、安徽兩省介紹了兩個省不同區域、具有代表性的二十五個人民公社的典型材料，有《吃甘蔗節節甜，上樓梯步步高》、《高山飛出金鳳凰》、《紅光萬丈照白河》等大唱高調的調查報告，全是歌頌和讚揚人民公社優越性、帶來的巨大變化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方麵的材料。
這些調查材料，即使記述的是真的，也是個別現象，而不是當時的普遍情況。1959年的安徽，全省農業總產值二十三億六百萬元，下降到1952年的水平。糧食總產量七百萬噸，比1958年減產一百八十五萬噸。而當年征購量為三百五十萬噸。當時物資供應十分緊張，人民生活非常困難。河南的情況也差不多（2010年6月11日《報刊文摘》）。
半個世紀之後再看這次調查，顯然是一次唯上的、不實事求是的、從既定判斷出發的調查，是一次不正確調查的樣本。調查的緣起，是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對“右傾”的批判，調查的態度是“昂首望天”，而不是“眼睛向下”，調查結論都與中央提出的“發展、健全、鞏固”這個主題高度一致。以這次調查作依據，全國繼續“反右”，以“錯”糾“對”，拖延了解決“大躍進”問題的時機，數千萬人被餓死，出現了“人相食”的悲劇。造成悲劇的原因，正如劉少奇所言：“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之中就有調查之禍。
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調查也是如此。同樣一件事，調查的人員不同、調查的目的和指導思想不同、調查的方式方法不同，就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調查可能是正確決策的依據，也可能是決策失誤的誘因；可能是一種工作方法，也可能是一種政治姿態；可能是實事求是的體現，也可能是想當然的印證；可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也可能是一廂情願的詮釋；可指引迷途者走向勝利的彼岸，也可將正常的行路者導入歧途。一句話，調查可能是幸福的天使，也可能是災難的魔鬼。這裏的關鍵在於——調查的目的是否正確，指導思想是否端正。
如果調查的目的是要證明“八屆八中全會”精神無比正確、無比英明，調查的指導思想是要為“反右”提供炮彈，那麼，調查必然是應景式、命題式、求證式、先入為主的調查，調查就肯定被扭曲、被強奸：調查會成為權力的婢女，權力走到哪，調查跟到哪。權力怎麼說，調查怎麼做；調查會成為獨裁者的貞節牌坊，“你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這是大家的調查結論喲”；調查會成為醜陋的遮羞布，通過調查，把膿包、疤瘌等掩蓋起來，把強健肌肉和健康體形展現出來；調查是錯誤的擋箭牌，運用調查的“篩子功能”，把不好的東西篩掉，把成績保留、放大，用事實證明“大躍進”是對的，用調查為錯誤正名；調查還是小人整人的暗箭，如“文革”中“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證明材料就是通過大量“調查”獲取的“鐵證”。
品質的低下，思想的偏差；唯上的奴性，盲目的服從；思維的雜亂，邏輯的混淆；作風的輕浮，方法的簡單等等，都可能讓調查得出“偽證”。
嗚呼！“調查呀調查，多少不義之事假汝而行！”調查之後，誤導知多少？決策失誤知多少？冤魂知多少？
解難題，做決策，調查不可或缺。但必須明確的是，調查有正確與不正確、有用與無用、有利與有害之分。是有利還是有害，全看調查者怎麼調怎麼查。
如果不是“正確的調查”，就不如不調查。
【原載2011年第1期《同舟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