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
原名夢熊（1886～1964），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中秀才，次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三十四年（1908）赴美國加州大學留學，開始接觸孫中山，為同盟會在舊金山辦的《大同時報》撰寫了文章。民國元年（1912）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深造，民國6年（1917）獲博士學位回國。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孫中山的秘書，幫助孫中山校訂實業計劃。民國8年（1919）任《新教育》主編。“五四”運動時，支持學生運動，但要學生服從學校領導。同年7月，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務。反對學生的救國活動，要求學生“一心盡瘁學術”。民國12年（1923），再次代理北大校長，仍竭力反對學生參加反北洋軍閥政府的政治活動。民國15年（1926）“三·一八”慘案後，態度有所轉變，譴責軍閥政府製造慘案，支持各校師生的愛國活動，主張抵製日貨；因而遭到軍閥嫉恨，逃離北京，回到杭州。民國16年（1927）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試行大學院製，受命出任第三中山大學（後改稱浙江大學）校長，兼管浙江教育行政事務。次年10月，任大學院院長，大學院改教育部後任教育部部長。民國19年（1930），因與國民黨的元老們意見相左，辭去部長職務，重任北大校長。在幾次主持北大期間，創設研究院，提出北大發展的三個方向，一要研究西學；二要整理國故；三要注意自然科學研究，設立最完備的實驗室等，對北大的發展作出過一定的貢獻。民國35年（1946）6月離開北大，曆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國民政府委員、中國農村複興委員會主委。民國38年（1949）去台灣。繼續主持“農複會”工作，並任“故宮中央兩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70歲時，台灣“教育部”頒予“當代儒宗”的“匾額”。著有《孟鄰文存》、《東土西潮》、《新潮》、《中國教育管理研究》等。
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漫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北京曾為五朝京城，曆時一千餘年，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後就在這裏的龍座上統治著全中國。光緒皇帝在1898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曇花一現，所留下的惟一痕跡隻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為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為曆史陳跡，隻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裏，供人憑吊。但是在北京大學裏，卻結集著好些蘊蓄珍珠的活貝；由於命運之神的擺布，北京大學終於在短短三十年曆史之內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1916年（民國五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於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了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造成強烈的對照。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於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這是希臘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著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產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份。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於樂”的傳統信念。高尚的道德基於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產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並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係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係統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輕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辟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裏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繳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裏中了舉人。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穀，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麵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著；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麵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穀，對於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大校長。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曆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理眷戀帝製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裏，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製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裏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在南方建有堅強根據地的國民黨黨員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致指責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責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爭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隻有曆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曆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