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了，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活）。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曆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曆史，從老子的無為主義，到現在的布爾什維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凡是可以指為這個或那個的，凡是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製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裏聽見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的名詞，或隻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裏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象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裏難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所涵的結果，一一想象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內，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象，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曾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隻可算是抄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象力，並不是那些抄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曾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隻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因為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觀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回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文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象”，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隻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蕩，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