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社會經濟政策方麵，該黨奉行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提出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是基礎，要堅持自由競爭，但也不能對市場經濟完全放任自流，國家的任務是保護市場經濟，使市場經濟發展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並為其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同時，國家也要幹預收入分配和勞資關係，以確保“經濟人道主義”的實現。德國曾經曆過納粹專製的浩劫，作為對法西斯極權統治的否定，“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強調維護經濟的私有製和自由競爭原則，讓經濟按市場規律運轉，因而聯邦德國沒有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改革。
1951年，阿登納政府實行的比較引人注目的改革是頒布《共同決定法》。該法緣起是英國占領當局為了防止魯爾工業巨頭逃避控製和監督，讓工人參加公司董事會，並享有平等地位。後來工會要求將該做法推廣到全國。在工會壓力下，阿登納頒布了礦業的《共同決定法》，規定：凡擁有1000名職工以上的礦山和冶金部門實行對等的共同決定製度，即監事會由資方和職工各選派5名代表組成，董事會由監事會選舉產生，內設勞工經理，由工會代表擔任。但同時，政府在一項關於修改刑法法典的法令中又嚴禁企業生產委員會從事任何政治活動。1952年，阿登納政府還通過《平均負擔法》，通過征稅辦法，援助在大戰中損失嚴重的普通居民。在社會保險製度方麵，政府通過補助失業工人，給予工人及其家屬以免費醫療，以及多子女補助和養老金等，使人們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
1963年10月，由於基民盟和自民黨內實力人士的反對，阿登納被迫辭去總理職務，由路德維希·艾哈德接任。1965年9月舉行全國大選，社民黨取得重大進展，議席從190席增至202席，基民盟—基社盟從242席增至245席，自民黨席位從67席減至49席，基民盟和自民黨組成新的聯合政府執政，艾哈德留任總理。
1966年，聯邦德國爆發結構性的大規模經濟危機，基民盟內部的矛盾也隨之尖銳。是年7月，在作為基民盟重要據點的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亞州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基民盟遭到重大失敗，黨內一部分實權人物趁機要求艾哈德辭去總理職務。10月，自民黨人反對艾哈德關於大幅度增加稅收的決定，宣布退出聯合政府。11月，基民盟和基社盟遴選符騰堡—巴登州首席部長庫爾特·基辛格為領袖，艾哈德被迫辭去黨的領袖和聯邦總理職務。12月1日，基辛格就任聯邦總理，組建包括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和自民黨成員的大聯合政府，社民黨領袖維利·勃蘭特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1969年9月的議會大選，社會民主黨獲得大勝，所得議席從202席增至224席，基民盟—基社盟從245席降至242席，自民黨從49席降至30席。基民盟第一次成為在野黨，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勃蘭特擔任總理，自民黨領袖瓦爾特·謝爾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社會民主黨在1959年巴特戈德斯貝格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原則性綱領”，宣布徹底“同馬克思主義決裂。”新綱領聲稱該黨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隻能在民主中實現，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民主”。綱領在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宣布該黨是“社會不同階層的、持有不同觀點的男子和婦女的思想共同體。”在經濟方麵，綱領宣布放棄國有化政策，維護私有製，保證“自由競爭和企業主的行動自由”，但同時也要實行社會經濟改革，確保人人享受社會福利和正確分配財富和利潤，以保證“階級和平”，調和勞動與資本的利益。在對外政策方麵，綱領宣布社民黨願意執行同政府一致的路線，支持聯邦德國參加北約組織，但同時也主張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鞏固國際緩和局麵。該綱領表明社民黨在改良主義的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該黨的群眾基礎。
50—60年代自由民主黨以中等企業主、中級官員和職員為群眾基礎，黨員中政見差異較大，既有要求實現國內政治生活自由化和緩和“冷戰”局勢的部分資產階級，又有最保守的民族主義路線的擁護者。從1968年弗賴堡代表大會起，黨內以謝爾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逐漸壓倒了以埃裏希·蒙德為首的保守勢力。1969年自民黨紐倫堡代表大會要求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加入更多的直接民主，實現勞資對等共管企業、擴大工會影響、提高遺產稅和實施計劃經濟，對外放棄“哈爾斯坦主義”，緩和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
勃蘭特政府在內政方麵通過了內容廣泛的“內政改革計劃”，繼基辛格政府大幅度提高工資和民眾消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之後，決定在實現企業共同管理、改革稅製、實行財產合理再分配、實行退休、家庭、健康保險、改革教育機構等方麵采取一係列措施。1971年11月，政府頒布了《企業內部條例法》，要求擴大勞動者的權利，使他們能更廣泛地參加工作，從而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但是，由於聯合政府在議會中僅占微弱多數，自民黨對社民黨的施政方針也不盡讚同，內政改革計劃基本上沒有實行。相比之下，勃蘭特政府在外交上的成就較明顯。在“西方政策”方麵，政府一如既往，盡力發展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並推動西歐聯合。在處理東歐關係方麵，政府正式推行“新東方政策”，把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同東歐各國關係正常化，暫時解決德國兩部分的關係作為東方政策的三重目標。1970年8月，勃蘭特訪問蘇聯，兩國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聯邦德國政府承認戰後所有歐洲邊界的不可侵犯性，其中包括作為德波邊界的奧得—尼斯河邊界線，蘇聯方麵保證不反對德國通過和平手段完成重新統一。同年12月，勃蘭特訪問波蘭，簽訂兩國友好合作條約，雙方保證尊重彼此領土完整並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一切分歧，德方再次承認奧得—尼斯河邊界線。訪問波蘭期間，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區紀念碑前親自下跪，表示民族懺悔，該舉動對改善聯邦德國與東歐各國的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聯邦德國先後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波蘭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從1970年3月起，勃蘭特多次與民主德國政府舉行會晤，1972年12月，兩個德國簽訂“基礎條約”，雙方同意“將隻用和平手段解決它們的爭端，並且將放棄用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同意“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相互之間的正常睦鄰關係。”
由於勃蘭特政府在內政改革上成效較小，國內出現了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和大學生動亂等問題。在外交事務上，國內一部分人對“新東方政策”也表示懷疑，認為該政策給予東方國家的讓步太多，卻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回報。他們反對勃蘭特向華沙猶太人區紀念碑下跪的做法，認為這種外交方式過於“感情用事”。1974年春，勃蘭特的隨從記者紀堯姆被發現是民主德國的間諜，勃蘭特被迫辭去總理職務。由於社民黨在1972年秋的大選中獲得大勝，所得票數在戰後第一次超過了基民盟—基社盟，故仍由社民黨人赫爾穆特·施密特擔任總理。
在施密特政府執政期間，聯邦德國比之西歐其它主要國家都要順利地度過了1974—1975年經濟危機。在1976年和1980年兩次大選中，社民黨和自民黨連續獲勝。但由於自民黨和社民黨政見不合，突然轉向和基民盟—基社盟聯合，1982年10月向議會提出對社民黨內閣的不信任案。1983年3月，舉行聯邦大選，基民盟—基社盟在大選中得票48.8%，社民黨得票38.2%，自民黨得票7%。基民盟成員赫爾穆特·科爾同自民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執政。科爾政府重新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調整經濟政策，緊縮財政開支，控製通貨膨脹，外交上立足西方聯盟，但又堅決維護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同時積極謀求對蘇緩和。在科爾政府執政時期，聯邦德國的經濟走出穀底，連續4年保持穩定增長（1983—1986年分別增長1.3%、2.6%、2.4%和2.5%），通貨膨脹率從1982年的5.5%下降到1986年的-0.5%，預算赤字由1982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3%減少到1986年的不足2%，使馬克成為西方最堅挺的貨幣之一。
1986年底，聯邦德國再次舉行大選。結果基民盟—基社盟得票44.3%，社民黨得票37%，自民黨得票9.1%。以科爾為首的執政聯盟以53.4%的絕對多數擊敗最大的反對黨社民黨而繼續執政，科爾連任聯邦總理。
戰前，德國西部地區相對東部地區而言，工業比較發達，全德78%的礦山、84%的冶金、鑄造產品出自西部地區。然而，由於二戰的破壞，德國許多城市成了廢墟，約30—40%的工廠不能開工，工業生產值直線下降，1946年西占區工業生產隻及1938年的22.9%。為了恢複經濟，穩定社會秩序，聯邦德國成立後，推行“社會市場經濟”理論，放鬆政府對經濟的控製，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的辦法來推行福利國家政策，逐步建立社會保險體係。在聯邦德國恢複經濟的過程中，“馬歇爾計劃”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食品和原料，緩和了供應緊張狀況。艾哈德說：馬歇爾計劃的基金是德國經濟複興的最初動力。1950年聯邦德國經濟已恢複並超過戰前水平，開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5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為8%，超過美、英、法諸國。
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自由經濟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1966年4月，聯邦德國早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結構性的大規模經濟危機。與1952年5月和1958年4月的兩次危機性生產下降不同，這次危機是一次全麵的生產過剩危機。在這次危機中，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大、時間長、部門多。危機從1966年4月到1967年6月持續了15個月，期間工業生產下降幅度達7.6%，一些一直保持上升勢頭的新興工業部門也第一次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失業人數從1966年6月的10.1萬人猛增到1967年2月的67.4萬人。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主張加強國家幹預的社會民主黨開始參與執政。1967年初，政府通過一項刺激經濟的綱領，增加對鐵路、郵政和公路建設的支出。聯邦銀行將貼現率從5%降至3%，以鼓勵投資，另一方麵擴大貨幣投放量達10.4%。1967年6月，政府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簡稱“穩定法”），規定國家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同時達到物價穩定、高就業狀態、外貿平衡和經濟持續地高速度增長”。為達到這一目標，政府運用公共開支對經濟的發展過程作有力的幹預，遇到社會需求空缺時，就以信貸的方式增加財政赤字，擴大公共開支，相反，如果社會總需求超過生產能力，就增加稅收，降低支出總額，將未曾支出的經費作為“景氣平衡剩餘”存放在聯邦銀行裏，法律頒布後，政府采取一係列措施推動經濟狀況好轉，包括向企業大批定貨，大幅度提高工資水平，實行優惠的稅收率，擴大政府投資等。從1968年起，全國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7.3%，失業率降至0.8%，1969年該兩項指標分別為8.2%和0.5%。
在石油危機的誘發下，1974—197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一場較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聯邦德國也卷入其中，從1974年5月至1975年7月所有工業部門生產持續下降，總幅度達12.3%，失業人數1975年和1976年持續兩年超過100萬人。為了克服危機，施密特政府決定對新投資給以7.5%的投資補助費，並對中小企業給予財政援助，對雇用失業工人的企業發給工資津貼費，動員失業工人更換勞動地點和職業部門。但是，在1974—1975年經濟危機的打擊下，資本主義世界普遍出現保守主義的政治潮流和經過改造的舊經濟學派理論，這一趨向也影響到聯邦德國。一些經濟學家則提出凱恩斯主義已行不通。1982年，主張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和抑製通貨膨脹的基民盟重新執政，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再次向傳統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回擺。
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是比較快的。從1951年到1971年，2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5倍多，平均每年增長6.1%，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於日本。但是，聯邦德國經濟發展速度前後並不一致，增長率呈現出先快後慢的趨勢。從1950年至1982年，聯邦德國經濟發展經曆了6個周期，每個周期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第一周期，1950—1954年，8.8%；第二周期，1955—1958年，7.2%；第三周期，1959—1963年，5.7%；第四周期，1964—1967年，3.6%；第五周期，1968—1975年，3.8%；第六周期，1976—1982年，2.5%。其中50年代經濟發展呈現飛躍狀態，被國內外譽為“經濟奇跡”。
1950—1977年聯邦德國工業生產增長34.04倍，平均每年增長6.2%。由於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在各個生產部門大量湧現和普遍運用，民眾的消費構成也發生不少變化，出現了很多新的產品和新的工業部門，因而全國工業的部門結構發生很大變化。1950年，紡織工業和食品工業是整個工業中最大的兩個工業部門，而到1976年，化學工業、電子電器工業、汽車工業和公共動力部門所占的比重則大大提高，其中化學工業和電子電器工業成為居於第一、第二位的最大工業部門。
聯邦德國的農業在建國初期十分落後，很多農產品都依賴進口。1958年西歐經濟共同體成立後，六國內部實行共同農業政策，統一農產品價格，聯邦德國農業落後，農產品成本高，勢必使法國等國的廉價農產品充斥聯邦德國市場，引起很多國內問題。為此，聯邦政府從50年代中期起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加快農業生產的發展。1955年9月，聯邦政府頒布《農業法》，規定推行農業結構改革，加速土地和農業生產資料的集中。全國農戶的平均規模，從1948年的8公頃上升到1976年的14公頃。政府還大力推行國家貸款和財政補貼的政策以促進農業的發展。農業貸款主要用於推進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同時與改革農業結構聯係起來。到70年代初，全國基本上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在各種因素推動下，農業生產獲得較快發展，1950—1977年間，年平均增長率為2.2%。到70年代中期，農產品自給率達到80%左右，除主糧、蔬菜和水果、雞蛋需要相當數量的進口外，牛奶和食糖完全自給，肉類自給率達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