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經濟史（1953—1964）
1950年代的農業問題
農業生產問題
墾荒運動赫魯曉夫1945年1月22日在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信中提出的墾荒指標是：1954—1955年——1300萬公頃。他稱之為這是“第一期工程”。這一開墾荒地的指標實際上是要在當年在部分土地上種上春播作物，大部分土地要準備好在1955年播種。他說：“我們現在預定開墾的這1300萬公頃土地，正如俗話所說，都是等著下犁的土地”。事實上，赫魯曉夫並不滿意和滿足於他自己提出的這個指標。他說：“當然，開墾一千三百萬公頃生荒地和熟荒地，這決不意味著我們的需要和潛力已經到了頂點，我們要開墾更多的土地”。
整整一個月後，即2月22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共青團員的會議上，就指出要開墾的土地不是1300萬公頃，而且至少是1500萬公頃，並認為就連這個數也不是就到了頂點。到7月中旬，他又指出，除了1500萬公頃，還應再加上1500萬公頃。到此時，在他眼裏，開墾荒地已不僅是解決糧食的途徑，而且是一種方向性的決策。他說：“開墾生荒地，這是迅速發展一切農業生產部門的途徑”。
在赫魯曉夫的親自倡導下，所有宣傳工具大力鼓動，各級黨政組織積極安排，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動員人們去西伯利亞和哈薩克的墾荒運動。領導人的意誌和決策使全國生活充滿了激情和期望，而運動所產生的巨大效應又使赫魯曉夫生活在更大的熱情之中。1954—1955年上半年，他不停地到各地去，反複以墾荒為中心議題講述自己對發展農業的看法。到1955年初，他就把自己的思路集中在全力發展穀物生產上，並把它提高到決定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國家發展程度這個問題上來。
此時，對赫魯曉夫來說，問題更簡單了，似乎隻要完成三項措施，穀物生產就能大大發展，糧食問題就能解決。這三項措施是：“要靠增加原有耕地的穀物產量（減少收獲時的損失，提高單位麵積產量）；要靠在生荒地和熟荒地上進一步擴大穀物播種麵積；要靠大量擴大玉蜀黍的播種麵積”。
為此，國家大幅度增加了對農業的投資。1951—1953年平均為200億盧布，而在1954年上升到297億盧布（增和40％以上），1955年——409億盧布（比1953年增長一倍）。而在這種投資中，用於購買農業機器的投資比例也逐年增加。同時，從工廠企業抽調技術幹部去加強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和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的領導工作，使這些部門領導層中具有一定的業務水平和較高文化水平人員的比重不斷增加。尤其是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的技術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和充實。這些年，拖拉機站固定的技術工人總數達到了200萬人，即平均每個站的人數在200人以上。
為了加強和發展集體農莊，大力進行了集體農莊的改組工作。這種改組分兩方麵的工作，一直持續不停地展開。一方麵是將小的集體農莊合並成大規模的集體農莊，另一方麵是將集體農莊改建為國營農場。這種改組工作的結果是：集體農莊數急劇下降（1950年至1955年），由123700個減少至87500個，而國營農場數則不斷增加，其耕地麵積由1953年的1820萬公頃增加到1956年的3530萬公頃，幾乎增長了一倍。
為了在東部地區開墾荒地，“更充分地利用西伯利亞的農業潛力”，僅1954年上半年的時間裏就有40000人去了西伯利亞的墾荒區。國家在1955—1956年間調往東部地區的拖拉機（以15匹馬力計算）達20多萬台。此數約為全國提供給農業的機器總數的三分之一。在哈薩克斯坦、烏拉爾、阿爾泰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薩拉托夫和斯大林格勒州，以及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區，總計開墾出約3600萬公頃的荒地。開墾荒地的最初成效是明顯的，並且在1954年就表現了出來。1954年的春播麵積一下子就增加了945萬多公頃，其中糧食作物的播種麵積增加了近640萬公頃（其中，小麥播種麵積增加了358萬多公頃）。1954年的糧食總產量達到8560萬噸，其中來自開墾地的產量為3720萬噸，約為總產量的43％。新墾區的穀物生產增加得尤為顯著。這一年，西伯利亞西部各區的穀物產量比1953年增加了一倍。哈薩克斯坦地區的穀物產量比1953年增加了35％。而阿爾泰地區則幾乎增加了三倍。
盡管1955年的收成不佳，但農業的發展仍呈上升趨勢。1955年的穀物產量為10370萬噸（來自墾荒地區的為2770萬噸，占總產量的27％）；1956年為12500萬噸（來自墾荒地區的為6330萬噸，占總產量的51％）。1956年的穀物產量比1953年的產量增長4250萬噸，即增長51.1％。穀物采購量也增加到5400萬噸，比1953年的3100萬普特多出2300萬噸，約為十四億普特。其他，如牛奶采購量增加670萬噸；肉類——66萬多噸；馬鈴薯——290萬噸；蔬菜——140多萬噸。采購量的增加表明農產品的商品率在增大。和前幾個五年計劃相比，從1954年開始，農產品的商品率在上升，基本保持在45％上下。
集體農莊的現金收入也在增加。1953年的現金收入是57400萬盧布，1956年增加到118500萬盧布。集體農莊莊員的收入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以非黑土地區為例，10個州平均增長50％左右，其中最高的是斯摩棱斯克州，增長77.3％，最低的是莫斯科州，增長31.5％。集體農莊莊員的收入組成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1952年以前，集體農莊莊員在農莊的勞動收入在其總收入中的比重較小，而在國家和合作社機構的工作所得卻較大。自1953年起，這種情況發生了相反的變化，前者的比重逐年增加，後者的比重逐年下降。在上述10個州中，前者的比重在其總收入中平均占到了25—30％。
盡管如此，農業的發展情況並不令人樂觀，一些潛在的問題孕育著十分嚴重的局麵。其中主要的問題是墾荒運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種阻力是民族的。計劃開墾荒地的地區大多是非俄羅斯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哈薩克斯坦這種阻力最大。因為要開墾的荒地原都是當地人放牧的草場。這些草場被開墾出來勢必要破壞當地的畜牧業和傳統的生活習慣。此外，開墾荒地又勢必使大量的非本地居民湧入，從而引起複雜的民族矛盾。即使在黨中央內部，對墾荒運動也存在懷疑和不安的因素。但赫魯曉夫最終還是運用行政權力，以解除地方黨政負責人的辦法，排除了這種矛盾。
另一種阻力是技術上的，但實質上也是理論上的。赫魯曉夫根據李森科所提供的實踐和理論，主張往開墾的土地上撒石灰，說是這樣可以防止土地的“鹽堿化”。事實上，無論從事農業具體工作的人，還是知名的科學家，都對這種做法提出懷疑和反對意見。前蘇聯農科院農業土壤學和農業化學學部常務委員會就曾為使用有機—礦物混合肥料（用赫魯曉夫的話來說，就是“往土地上撒石灰”）作出過一份專門的決議：“……學部常務委員會不讚同特·傑·李森科關於有機—礦物混合肥料的建議，認為這一建議缺乏科學根據。廣泛宣傳這一建議，有礙於合理使用有機肥料和礦物肥料”。在這份決議上簽名的是學部委員會主席恩·阿夫多寧。赫魯曉夫極力反對這份決議，一個接一個地點了這些知名學者的名字，稱他們是“在科學爭論中運用民警的方法”。在這方麵，他極力維護李森科的“科學權威”：“假如有人問我，你擁護哪一種科學家，我就會毫不猶豫地說：“擁護李森科。而且我知道，他不會叫人上當，因為他不幹壞事。我認為，科學家中像李森科同誌那樣了解土地的人並不多”。
此外，赫魯曉夫反對普遍實行草田輪作製，反對實行休閑地製。他說，草田輪作製並不是在任何土壤和氣候條件下，在所有地區都能夠防止一切災害和能保證獲得豐收的。他認為，休閑地製，“實際上，這是使用土地的一種不合理的、不經濟的辦法。”赫魯曉夫如此不顧一切地反對傳統的耕作方法和毫無保留地推崇一種未經大規模試驗的片麵經驗，實際上成了繼續開墾荒地和發展農業的預示不吉之兆的阻力。1956年的糧食總產量和采購量的半數以上均來自墾荒地。它表明，在集體農莊製度下經營了20多年的農業用地，即那些種植了多年的土地上的農業並沒有獲得什麼進展。這是籠罩在農業發展上的一片驅趕不散的烏雲。一旦開墾地上的穀物生產出現風險，這片烏雲就會化作暴風雨。多事的前蘇聯農業能否經住這暴風雨的襲擊，是很難預測的。
畜牧業、玉米和趕超美國然而，赫魯曉夫的判斷卻不一樣。由於1956年的好收成，同時也由於開墾土地上長出了豐碩的糧食，農業的發展一時間展示出了誘人的前景。糧食和畜產品收購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全國上下都感到歡欣鼓舞。赫魯曉夫尤其興高采烈。1957年5月22日，他在列寧格勒市的一次農業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中列舉了經濟發展的最新數字。截止到1957年4月30日，國家共收購到肉類產品689000噸（1956年同期收購量為466000噸，增加了223000噸，即增長48％）；奶類產品——396.7萬噸（1956年同期為317.6萬噸，增加了79.1萬噸，即增長25％）。
這些數字盡管有些水份，但並不是虛構的。所以，赫魯曉夫有理由這樣說：“這幾個月還是肉類收購的淡季，因為大量的收購總是在下半年。既然我國在上半年就已取得了這樣的成就，那也就是說，我們在下半年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促使這一時期農業發展令人樂觀和穀物生產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量開墾荒地，部分地補償了糧食的不足，二是國家對農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保證了征購定額降低和采購價格提高政策的順利實施。但農業生產發展到1957年，一切潛在的矛盾又已經表麵化。幾乎是隨著荒地的開墾，草原和植被就遭到破壞，原有的生態環境不再存在，幹旱和風沙也就隨之而來，土地的砂化和鹽堿化就使開墾出的土地不可能繼續來補償糧食生產的不足。而荒地補償作用的減弱和中斷就會使因開墾土地而暫時平衡的農業發展天平發生嚴重的傾斜。
此外，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已增加到使國家再無力承擔的地步。增大投資的目的是期望依靠提高收購價格來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而當國家已經拿不出這筆錢時，原先的目的就將成為泡影。赫魯曉夫不是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說：“有些同誌打算進一步提高收購和采購價格來推動落後的集體農莊。但是，你們可以看到，我們不能繼續走這樣的路。國家得自集體農莊的糧食比得自國營農場的已經貴一倍了”。
盡管這時赫魯曉夫並未能從總體上對農業的發展作出正確的判斷，但他有一個抉擇卻是正確的，即他提出了農業的出路就在於畜牧業的發展。他十分強調：“不能離開畜牧業問題來看糧食問題。隻有做到充分滿足居民對畜產品的需要，糧食問題才能說解決了。而畜產品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沒有糧食”。他認為發展畜牧業隻有兩條路。一條是減少國家收購和采購的糧食數量，相應地增加畜牧業所需的糧食數量。但不能走這條路，因為國家必須保證有必要數量的糧食儲備。隻有走第二條道路：在提高種植業一般水平的基礎上，發展新的飼料資源。
赫魯曉夫所指的新的飼料資源就是玉米。他認為種植玉米會改進前蘇聯飼料作物的結構，因而大力倡導這種作物的種植。到1955年，玉米的種植麵積已達約1800萬公頃（1953年為350萬公頃，1954年為約500萬公頃），其發展速度是很快的。在一些氣候、土壤和人工管理等條件都合適的地區，玉米的種植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赫魯曉夫仍對此感到不滿意。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種植麵積達到2800萬公頃。他說：“玉米是我們的政策。”
事實上，玉米不僅是赫魯曉夫的政策，而且是他眼中變化萬千的、色彩斑斕的未來圖景。這種政策日益變得更具有他個人意誌的色彩，變得更具有隨想性。他幾乎是隨時隨地的把這種隨想性強加給他的聽眾——各地區的農業負責人或集體農莊主席。他無處不談有魔力的作物——玉米，無會不要求擴大玉米的種植麵積，滿腦子是玉米和玉米生產所帶來的神奇效果。他主張把玉米的種植麵積加以擴大，來代替絕對休閑地。他算了一筆帳，得出俄羅斯聯邦非黑土地帶的集體農莊共有全休閑地382.8千公頃。如果在這些土地上都種上玉米，哪怕每公頃隻收20公擔，折合成糧食，也可多收四億六千萬普特。
赫魯曉夫為推進種植玉米的運動，還提出列寧也很重視玉米這種作物。他說，列寧生前曾向計劃委員會指示過要研究推廣玉米的問題。
赫魯曉夫就這樣在玉米問題上創造了一個神話。他讓自己，也讓整個前蘇聯人民生活在一個神話的世界裏。他以極其充沛的精力，充滿活力的鼓動宣傳，要讓畜牧業、農業按照他所設想的高速度發展起來。1957年2月16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會議上，對白俄羅斯的“曙光”集體農莊計劃在1960年使每公頃耕地上的收入達到400盧布的指標感到極不滿意。他說，這裏的農業應該成為全國的典範。他要求這個集體農莊的每公頃土地上的收入應達到2500盧布。這個指標比農莊自己提出的高出五倍多。他還以一種居高臨下，但卻很有禮貌的語言對這些領導人施加壓力：“我同你們不是最後一次見麵，希望在下次見麵時聽到你們關於在增產農產品，特別是增產肉類和牛奶方麵取得巨大成績的消息”。這樣的談話和會見在這一時期是很頻繁的。就連赫魯曉夫政治上的最堅決反對者莫洛托夫也承認：“赫魯曉夫跑了許多地方，他經常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他本人經常呆在莊稼漢中間，在這方麵對他是無可指責的，他的優點恰恰在這方麵。他到處都去——在鍋爐房，在馬廄，但問題不在這裏。當然，比起列寧和斯大林來，他更經常地和普通農民及工人見麵。這是決不能否定的。他們對他不感到拘束，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人民的人。”
赫魯曉夫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提出下述任務的：“現在前蘇聯已擁有一切必要條件，通過和平經濟競賽，在最短的曆史時期內解決前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在按人口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麵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在國家不再為糧食嚴重不足所困擾和赫魯曉夫把發展農業的措施日益變為自己的主觀想象的雙重形勢下，開始出現一場“自下而上”的迅速增加肉類和牛奶生產的倡議和競賽運動。不過，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場競賽運動卻是從農業發展最落後的斯摩棱斯克州發起的。
“斯摩棱斯克人鼓起了勁兒，鼓起了勇氣，發起了競賽，提出了很高的保證”。赫魯曉夫對此予以讚揚。他在1957年3月和4月舉行的中央非黑土地帶和黑土地帶各州農業工作者會議上，都提到並大力推崇了斯摩棱斯克人的首創精神。接著是庫班地區。他們修改了原先的計劃，將1957年的每公頃耕地生產肉類36.8公擔的指標提高到43.6公擔，而到1959年要達到85公擔，即比1957年的計劃數字增加95％；牛奶產量——1957年為140公擔，1959年要達到325公擔，即比1957年計劃數字增加132％。莫斯科州、沃龍涅什州、別爾戈羅德州、庫爾斯克州、奧勒爾州、坦波夫州和利佩茨克州等地也都一湧而上，相繼提出了高指標：平均要在1959年把肉類和牛奶的產量翻一番。
但赫魯曉夫對這種熱情和保證仍感不滿足。他認為：“人們一經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能創造出奇跡來”。於是，他不分對象地提出了一個統一的標準：“同誌們！你們的奮鬥目標應當是每百公頃農業用地生產肉類一百公擔，牛奶四百公擔”，而要達此目標，“每公頃玉米（玉米穗和玉米稈）的產量就不能低於四百到四百五十公擔，每公頃馬鈴薯產量不能低於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公擔”。
從4月中下旬開始，各地農莊提出的保證和競賽條件就都包括了這一百公擔的肉類產品和四百公擔牛奶產品的內容。赫魯曉夫對這些保證的反映十分熱烈，每有保證公諸於報端，必致電祝賀。他說：“這些保證表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增加肉類和牛奶產量的潛力有多麼大，而這些潛力我們還沒有充分地加以發揮”，“如果所有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都能按照你們的範例充分利用自己的潛力來增加肉類和牛奶產量，那麼蘇維埃國家在今後幾年內就能充分地滿足人民對畜產品的需要”。
1957年5月下旬，赫魯曉夫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肉類、牛奶和黃油的產量方麵趕上美國”的問題上算了一筆帳。1956年，在肉類生產方麵，美國為102.3公斤，前蘇聯為32.3公斤（前蘇聯的產量隻有美國的31％稍多一點）。在牛奶生產方麵，美國為343公斤，前蘇聯為245公斤（前蘇聯的產量為美國的71.4％）。在黃油生產方麵，美國為3.8公斤，前蘇聯為2.8公斤（前蘇聯的產量為美國的73.7％）。為要趕上美國的水平，赫魯曉夫提出了一個更高的定額：必須使每百公頃農業用地平均產肉類——屠宰重42公擔，或毛重67公擔（即420公斤，或670公斤），牛奶——141公擔（即1410公斤）。這就是說，為了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肉類產量方麵趕上美國，必須把肉的產量增2.15倍（和1956年相比），即增加到2000—2100萬噸，而牛奶產量要達到7000萬噸。至於黃油，赫魯曉夫說，1957年的黃油就將等於，甚至多於美國1956年的產量。這就是說，就總產量而言，我國將擁有同美國相等的或者更多的黃油，但是我國的人口比美國多一些，所以我們還得加把勁”。
赫魯曉夫對於完成這樣的高指標，並沒有指定準確的期限。他說：“我認為，我們現在無須說出應在哪一年解決這個任務。讓各共和國和州的領導人，集體農莊莊員，國營農場工人自己計算計算，並在報刊上公布自己在什麼時候能夠完成上述任務”。
不過，赫魯曉夫自己到是請經濟學家計算了一下。經濟學家們說，要達到這樣的高指標，必須到1975年。赫魯曉夫不滿意這種計算結果。他諷刺他們說：“他們照例是拿起鉛筆，算了算在多少年內能增加多少，也就是得出了要許多年的數字。從算術觀點來看，這裏並沒有任何錯誤，一切都有根據”。事實上，赫魯曉夫是希望在一、二年內就能達到這樣的指標。那他寄希望於什麼呢？他寄希望於“前蘇聯人的勇敢精神”，通過一場全民運動來“激發他們的熱情”，寄希望於用戰爭時期的辦法來動員和組織人民。此後的進程是完全符合赫魯曉夫的願望的。波爾達瓦州、維耳基斯基區“凱萊斯和共產主義”集體農莊、契爾尼哥夫州、莫斯科州、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羅斯托夫州、高爾基州、明斯克區、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列寧格勒州、沃龍涅什州的集體農莊紛紛保證要在1960年達到這一指標。
1957年，對於前蘇聯的農業經濟來說，是在歡欣和期待的氣氛中渡過的。而對於赫魯曉夫本人來說，則是在掌聲中渡過的。他相信他在提出這些高指標時所贏得的熱烈掌聲。他認為這樣的掌聲不會背叛他：“你們現在鼓了掌，可是你們今後應以若幹公擔的產品來增強自己的掌聲”。
簡言之，集體農莊製度、前蘇聯人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競賽是赫魯曉夫所依據的完成“趕超”計劃的三項法寶。應當說，赫魯曉夫提出的以發展畜牧業為主線，來推動整個農業發展的方針是正確的。但他對前蘇聯實際的國情估計過高，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愛國和競賽的精神力量之上。此外，他是期望在現行的體製內，用傳統的舊方法來完成這一任務。舊方法和高指標是不相適應的，這就預示赫魯曉夫必然要陷入窘境。
農業管理方麵的改革赫魯曉夫所采取的發展農業的措施，都是針對緊迫問題的，往往就事論事，很少有與其他問題綜合平衡和長遠的考慮。一開始，他隻是認為農業發展的遲緩大都是由於農業政策訂得不適宜或者執行政策不得當。他還認為前蘇聯農業和農產品采購部的管理機關及其地方機關的編製太大，影響了農業的發展，所以要求大大縮小這種編製。
事實上，多年來領導、指導和負責農業發展具體工作的不是一個單一的部門，而是有國家計委、農業和農產品采購部、農業部、國營農場部及其他地方機構等一係列部門。它們對農業的幹預形成了對農業發展具體工作的多重領導。除了各部門各地區本身的利益外，還有自上而下的國家的硬性農業發展指標和收購任務。
除了編製過大外，赫魯曉夫還認為下述問題是值得嚴重關注的：由於國家經濟拮據，因而臃腫的和需要大量經費的行政管理機關就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這就是說，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在農業管理體製上赫魯曉夫所密切關注的隻是縮減編製和減少經費。
直到1955年初，他才提出了阻礙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即行政管理上的過分集中。他開始意識到，長期形成的對農業經濟的行政管理工作及其體製是使農業生產發展緩慢和起伏變化的極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農業管理上的過分集中又主要體現在農業計劃製度上。1955年3月9日蘇共中央和前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修改農業計劃工作方法》的決議反映了這種看法。決議寫道：“在現行的計劃製度下，下達給各集體農莊的播種計劃嚴格規定了應當播種的作物種類和播種麵積，以及集體農莊必須飼養的牲畜種類和頭數，結果往往導致不合理的經營管理”，“這一切限製了它們對發展農業生產的責任心和興趣，不能刺激集體農莊從它們使用的土地上增加產品的產量，減少了集體農莊獲得高額收入的可能性”。決議認為，這種過於集中的計劃製度是“一種官僚主義的、非常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計劃製度”。所以，決議要求改變這種做法，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農業部應放棄那種對農業發展計劃作出不必要的詳細規定，而不去研究一些重要問題的作法。將計劃工作改變為由各區執行委員會下達計劃任務，由集體農莊和農莊莊員根據需要，自行確定各種作物的播種麵積，以及畜牧業的產品率和各種牲畜的數量。今後，國家計劃委員會隻負責農業發展的遠景規劃和農業發展的協調和平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