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停了。火車站的工作人員發現他躺在車廂裏，於是把他帶到附近的醫院。
凍傷使他失去了部分鼻子，也失去了手指尖和腳趾尖，但更深的痛苦卻是他失去了尊嚴。他怎麼能帶著醫院的賬單回家去，而不是帶著薪水回去，給家人的餐桌帶點兒食物呢？
他為一個陌生人舍棄他的外套；他冒著生命的危險，隻為讓另一個人能活下去，而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現在卻必須為他的行為受苦。但是他也不會做出別的選擇，他這麼對自己說。
他感覺對不起家人，痊愈後，過了一個多星期還不敢打電話給妻子。一個星期日的早晨，他終於忍不住煎熬，撥通了家裏的電話。他的妻子聽到他的聲音激動得不得了，她告訴約翰前些天發生的一件不尋常的事。她說，來了一位陌生人，把一張4萬元的支票放在她的手裏。那人要她讓孩子們吃飽、穿暖。約翰聽到這些，明白了為什麼自己要把外套給陌生人。他清楚地看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聯。
患難見真情，友情是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字眼。真正的朋友是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借給你肩膀的人；是在你苦悶的時候，讓你想起的人。
“約翰，你認識這個人嗎？”妻子問。
“是的，”他回答，“我們共享過一堆營火。”
最後一美元
文/王莎
卡姆是我童年的朋友，我們倆都喜愛音樂。卡姆如今是一位成功人士。
卡姆說，他也有過窮困潦倒隻剩一美元的時候，而恰恰是從那時開始，他的命運有了奇跡般的轉變。
故事得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初說起。那時卡姆是得克薩斯州麥金萊市kyal電台的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結識了不少鄉村音樂明星，並常陪電台老板坐公司的飛機到當地的音樂中心納什維爾市去看他們演出。
一天晚上，卡姆在納什維爾市賴曼大禮堂觀賞著名的oleopry樂團的終場演出——第二天他們就要離去了。演出結束後，一位熟人邀他到後台與全體opry明星見麵。“我那時找不到紙請他們簽名，隻好掏出了一塊錢，”卡姆告訴我，“到散場時，我獲得了每一個歌手的親筆簽名。我小心翼翼地保存著這一美元，總在身上帶著，並決心永遠珍藏。”
後來，kyal電台因經營不善而出售，許多雇員一夜之間失了業。卡姆在沃思堡wbap電台好不容易找了個晚上值班的臨時工，等待以後有機會再轉為正式員工。
1976年到1977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卡姆那輛破舊的汽車也失靈了。生活非常艱難，他幾乎囊空如洗，靠一位在當地超級市場工作的朋友的幫助，有時搞來一點兒過期的盒飯，才能勉強使妻小不挨餓，零用錢則一分也沒有。
一天早晨，卡姆從電台下班，在停車場看到一輛破舊的黃色道奇車，裏麵坐著一個年輕人。卡姆向他搖搖手，開車走了。晚上他上班時，注意到那輛車還停在原地。幾天後，他恍然大悟：車中的老兄雖然每次看見他都友好地招手，但似乎沒有從車裏出來過。在這寒冷刺骨的下雪天，他接連三天坐在那裏幹什麼？
答案第二天有了：當他走近黃色道奇車時，那個男人搖下了窗玻璃，卡姆回憶：“他作了自我介紹，說他待在車裏已好幾天了——沒有一分錢，也沒有吃過一餐飯；他是從外地來沃思堡應聘一個工作的，不料比約定的日子早了三天，不能馬上去上班。”
“他非常窘迫地問我能否借給他一塊錢吃頓便餐，以便挨過這一天。明天一早，他就可以去上班並預支一筆薪水了。我沒有錢借給他——連汽油也隻夠勉強開到家。我解釋了自己的處境，轉身走開，心裏滿懷歉疚。”
卡姆以後再沒見過那個坐破舊黃色道奇車的男子，他有時不禁遐想：他到底是一個乞丐呢？還是一個天使？
就在這時，卡姆想起了他那有歌手簽名的一塊錢，內心激烈鬥爭一兩分鍾後，他掏出錢包，對那塊紙幣最後凝視了一會兒，返回那人麵前，遞了給他。“好像有人在上麵寫了字。”那男子說，但他沒認出那些字是十幾個簽名。
“就在同一個早晨，當我回到家，竭力忘掉所做的這件‘傻事’時，命運開始對我微笑，”卡姆告訴我，“電話鈴響了，達拉斯市一家錄製室約請我製作一個商業廣告，報酬500美元——當時在我耳裏就像100萬。我急忙趕到那裏，幹淨利落地完成了那活兒。隨後幾天裏，更多的機會從天而降，接連不斷。很快，我就擺脫困境，東山再起了。”
後來的發展已盡人皆知，卡姆不管是家庭還是事業都春風得意：妻子生了兒子；他創業成功，當了老板；在鄉村地區建了別墅。而這一切，都是從停車場那天早晨他送出最後一塊錢開始的。
卡姆以後再沒見過那個坐破舊黃色道奇車的男子，他有時不禁遐想：他到底是一個乞丐呢？還是一個天使？
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是對人性的一場考驗，而卡姆通過了。
圍巾
文/佚名
那一年我17歲，高中讀到最關鍵處，我卻退卻了，隻是因為一次老師在全班宣布數學模擬考試我的分數為18分之後，我全無所謂地收拾了行李，與我痛恨的學校不辭而別。
從此我就在家待業。
我家所在的那個鎮依一座無名的小山而坐，鎮子也是小而無名，所有經過的火車隻停一分鍾，我父親經常教育我一句話：不好好念書將來隻有下地種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