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家捕獲間諜
封麵故事
作者：Jacques Barzun
落筆伊始（1964年仲夏），《卡迪》（Candy）和《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這兩部通俗文學作品正在美國暢銷。前者是一本拙劣的情色小說；後者被推崇為一部講述當代間諜故事的現實主義小說；但評論顯示，即使是蔑視暢銷書的嚴肅讀者也在關注這兩本書。我想一定是有些重要而又不言而喻的東西將這兩部作品聯係在了一起，吸引著那些所謂嚴肅文學的忠實愛好者。
盡管我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但我認為《卡迪》的內容無聊而做作。至於《冷戰諜魂》，它的亮點在於身為間諜的主人公本想放棄，但卻不得不繼續幹下去。單憑這一點，他就贏得了所有人的心。他不相信間諜的意義；他不是英雄，反而更像一個受虐狂。他肩負著實地作戰的間諜使命，這個使命要他做一個無名的殉難者。於是他用低級趣味放縱自己：詆毀同事；自我否定；道德和身心都墮入泥潭；玩弄女性；最終在行動中被總部出賣，丟掉了性命。其實我們早已知道，死亡，是這些來自陰冷角落的人的唯一結局。
我確信這出在“鐵幕”之下上演的通俗劇與人們內心深處的某些東西一致，它甚至比人們對冷戰的焦慮還要深刻。這個間諜的靈魂可以說是一個通用模型，他的行為他的困境滿足了某些我們無法滿足的欲望。否則伊安·弗萊明也不會掀起如此大的波瀾，不談他的道德觀和政治哲學，持有殺人執照的詹姆斯·邦德一定滿足了很多人內心隱匿的欲望：為了公務殺人的權力。
當士兵和間諜的好處在於，他們總可以用高尚的動機，譬如為了國家，來隱藏自己的齷齪想法。間諜故事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不做道德選擇，用崇高理由幹下流勾當的想象空間。人們喜歡那種市井底層的自由，人們知道權力和奢侈，金錢與性都可以用來做一些肮髒的交易。
但先避開道德問題不談，我對間諜故事為公眾帶來的滿足感深感好奇。繁多的間諜文學製造的滿足感讓人們對現實產生幻覺：被詆毀被背叛，被放蕩的愛人拋棄，每時每刻都有可能突然毫無意義地死去，恐懼，恐懼，恐懼——仿佛這成了間諜生活的本質，然後在這種離奇的間諜生活中，作者用嫻熟的技巧讓危險和困難向主角低頭，最終撫平我們的恐懼感。一個間諜的鎮定自若不是源自他天生的氣質或是後天的哲學素養，而是源自他的專業，雖然他也會犯錯，比如殺錯了人。我們一致認定這個世界正變得美好：知識製衡權力，真相受人重視，死亡的威脅離我們越來越遠。以上因素構成了這個時代的浪漫，也成為了小說的靈感源泉。
最近我又重讀了《克拉麗莎》（Clarissa Harlowe），故事中的暴力、行為、語言及感情的狂歡和放縱，讓我感到震驚。故事中克拉麗莎被強奸後引發了眾人的狂怒，而這激起了所有的人，朋友反抗朋友；男人對抗女人；父母、孩子和親戚間相互鬥爭。這種情緒像傳染病一樣，也把我卷進了憤怒的漩渦，想消滅所有的一切。
這個關於間諜和冷戰的故事宣泄了1914年以來人們所忍受的暴力壓迫，隻是這種表達不帶遺憾或是悔恨色彩，除了威廉·哈格德（William Haggard）的小說《高高的鐵絲》（The High Wire）。該書主人公是一個溫順的中年工程師，在被迫成為一個間諜後，他發現這個職業充斥著恐懼、無助和折磨。最後他成功地活了下來，並與一個女間諜喜結連理。當然了，故事沒有結束，他的妻子因為工作需要，當了敵對間諜的情人。
顯然，這些故事之所以誘人，完全在於人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現代人把生活徹底複雜化了：懷疑、敵意、被欺騙的恐懼充斥著生活的方方麵麵。結果許多讀者根本不知道那些三流的故事在抄襲和濫用真正的大師所塑造的幻滅感，比如薩默塞特·毛姆，他在《偏僻的角落》（Narrow Corner）中對主人公桑德斯博士有著這樣一段描述：“他的才智是顯而易見的……他從未真正暴露過自己。他時刻都在提防……那雙眼睛觀察、衡量、判斷並得出意見。他不是一個以貌取人、隻看事物表麵的人。”後來許多圓滑世故的人模仿毛姆寫間諜故事，把每件事每個人都寫成了騙局，結果讀者得到的滿足感也是很別扭的。這種套路創造出一種諷刺效果：扭曲的人物悲苦地迎接命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