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菀
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二戰題材影片中不少故事和人物觸及戰爭與人性。為何人性如此殘忍，卻又有高尚的一麵？穿越黑暗與硝煙，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觀眾，都在努力用光影銘記真相，用正義升華人性。
固然，二戰影片不是二戰曆史本身，但它給後人提供了反思戰爭、觸摸曆史的觀察視角和把握方式，折射出戰爭觀、價值觀和美學觀的時代變化。
上圖：《地道戰》講述了冀中抗日根據地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配合八路軍英勇抗日的傳奇故事
海外二戰影片風格變遷
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說，戰爭片的風格類型變化，和人們對戰爭的理解——“戰爭觀”密切相關。伴隨著時光的推移和思索的深入，二戰影片所體現的主旨也會不斷進化。
“早期的海外二戰題材影片，故事結構比較簡單，說白了就是好人打壞人。”石川說，到了上世紀70年代前後，開始有了更多以戰爭為背景的人性挖掘，突出戰爭的殘酷及其所帶來的傷痛，美、蘇兩國均有較為突出的作品。如《雁南飛》《士兵之歌》《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最長的一天》《巴頓將軍》等等。
“戰爭是什麼？它並非隻是統帥們談笑風生、運籌帷幄，也不僅僅是勳章和豐碑，更是像沼澤吞噬美麗生命一樣的災難。”影評人唐拉拉說，“《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沒有口號式的英雄主義，沒有慣常的血腥刺激，卻如此樸實、細膩而充滿人性光輝。”
“因為專業背景的關係，我更關注戰爭中形形色色的真實人物，《士兵之歌》在這方麵下的功夫很足。”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二戰影迷王平說，整部電影基本上沒有戰場的描寫，而是敘述了一個普通的青年士兵，如何在短暫的假期裏，成全了友情、錯失了愛情、彌補了親情。最終，這些經曆都因為主人公戰死沙場而雋永起來。
到了世紀之交，人們通過戰爭來闡釋人性價值的方式變得越發多樣。“《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師》……從人的立場反思戰爭，成為一種經典潮流。”石川說，實際上這種手法並非二戰影片首創，上世紀30年代，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線無戰事》中，主人公保爾爬出戰壕去捕捉蝴蝶卻被冷槍打死，便已豎起批判戰爭的裏程碑。
《拯救大兵瑞恩》被許多二戰老兵稱為“最真實反映二戰的影片”。除了長達26分鍾的血腥諾曼底登陸，留在觀眾心中的還有那句“請不要殺我，我不是德國人，我沒殺過任何人，我是捷克人！”
如果說世紀之交的經典二戰影片，猶如“槍炮與玫瑰”的盛宴，那麼近十年來，人們對那段曆史的藝術剖析，則越發理性。
《電影文學》雜誌評論員李映杏說，很多時候，影片可能隻是在二戰的背景下去提出並嚐試回答一個問題。如《生死朗讀》——無意識犯罪需要承擔罪責嗎？《偷書賊》——人性怎能同時如此光明，又如此邪惡？李映杏指出：“通過對二元對立式思維模式的解構，通過對類型片的突破與創新，成就一次向內觀照的精神之旅。”
二戰影片中的“中國身影”
一些研究者根據敘事手法、人物特性及價值體係的不同，將二戰影片分為歐美、俄羅斯、德日和中國模式。冷戰時期，西方學界對中國為二戰所作貢獻“視而不見”，二戰影片中也很少能看到中國軍民的身影。
“例如《太陽帝國》的發生背景雖然在中國，但其中幾乎沒有中國人的形象。《珍珠港》中男主角迫降中國，隻出現了幾個模糊的中國人剪影。”王平說，在日本的二戰影片中，大多把所謂的“中國事變”作為太平洋戰爭的前置背景，如《獨立愚連隊》。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Rana Mitter）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引起西方輿論的轟動。拉納·米特說，希望不久的將來，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豫湘桂會戰等，能像硫磺島決戰、敦刻爾克大撤退及諾曼底登陸等那樣，引發更廣泛的“文化共鳴”。
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半個多世紀裏的國產抗戰影片登上了電影史上的高峰。一方麵，在表現手法和技巧上不斷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麵，尋找到極富中國特色的主題、場景和人物形象。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二戰影片對中國戰爭片的影響是巨大的。比如，樹立了人物的“樣板”——如早期蘇聯電影《夏伯陽》（也譯作《恰巴耶夫》），主人公開始身上有些流氓無產者的習氣，經過戰爭的洗禮，成為一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戰鬥英雄。而《中華兒女》《狼牙山五壯士》《渡江偵察記》《沙家浜》等國產英雄電影作品雄渾、大氣，充滿正麵陽剛之美，具有濃厚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和英雄主義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