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使研究人員擁有更廣泛的學術網絡，在搜集研究數據、團隊合作、和同行討論以及傳播研究成果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31]。簡單技術對學術社群的影響已經證實，但複雜數字化科研環境的影響還不明確。
研究表明，研究者不需要網格或者計算機專家提供的其他高級技術，他們更關心一般技術（如電子郵件）更穩定和方便的應用[32]。科學家更喜歡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人際交流的方式，而不是使用視頻連接[33]。
從用戶需求看，一項虛擬研究環境的用戶調查顯示，研究者需要工具支持協同文檔處理、同協作者共享文檔資源，並且可以通過視頻會議等形式與同事實時交流並對討論進行注釋。在研究成果出版方麵，他們希望可以存儲在個人主頁或其他可靠平台上實現開放獲取[34]。
此外，科學研究中對人和專家資源的訪問，和對文獻及數據的訪問同樣重要，個人交流網絡被廣泛認為是科學社群的主要支持結構[35]。新的數字化學術交流服務需要滿足學術社群的這些需求。
Brown在2010年美國情報學會年評的科學交流綜述中，回顧了研究周期的各個環節學術社群交流行為的變化及影響，認為數字化基礎實施具有改變傳統學術交流模式的潛力，盡管如此，ICT沒有根本改變學術交流的模式，智力和社會關係對學術交流的影響更為重要[36]。
並且，很少有證據表明web2.0對開放研究社群倡導的學術交流有根本影響。數字化環境下，人際網絡的重要性以及合作關係的固定性依舊明顯，研究團隊通常都是相同的構成[37]。事實上，學術社群交流模式的根本變化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Kling等認為信任在機媒交流中扮演中心角色，這是正式學術交流同行評議過程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麵[38]。在機構庫的應用上，影響因素包括支持協作、了解研究進展、數據控製及安全性、版權問題以及易用性等[39]。
調查研究顯示，有些教員認為在數字化學術研究投資的時間和勞動，和傳統學術產出相比，價值表現不足。這是個文化問題，必須根據不同學科領域的文化差異性來看待，在製度層麵，需要從學術評價、職稱評定的實踐中去分析[40]。
Shen對計算機領域教員科研過程中的學術交流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在技術密集型領域，以電子信息交流和個人交流渠道兩種機製的共同應用為主要特征。
他認為，深入考察研究實踐的社會要素，可以為支持協同科研工作的係統設計提供依據。因此，他強調，社會和物理背景在科學知識共享的人際交流中十分重要，要重視社會規範、交流對社群共享領域和實踐構建的影響、以及交流和實踐的社會規範間的互動性[41]。
已有學術社群交流行為的大量研究集中於對一般機媒交流應用的分析，在數據實踐及協同科研行為方麵的研究還較少，學術社群在協同環境下的交流機製還需進一步研究。
研究者要明確學術社群行為變化與數字化交流係統間的交互性影響。準確揭示學術社群的需求和社會文化背景，引導數字化科研環境的建設，也是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
1.4學術交流機構服務創新研究
學術交流的本質是社會過程，嵌於同其他研究者、學會、出版商以及圖書館的關係結構中[42]。數字化科研環境使該關係結構發生變化，促使學術交流機構的戰略和服務做出調整。研究圖書館是學術交流係統的重要服務提供者，在數字化影響下麵臨戰略轉型。
e-Science對科學研究服務機構提出了新要求，要在信息的長期訪問、信息可靠性、海量數據的有效處理、以及全球協作等方麵發揮新的功能[43]。
為更好支持科學研究和學術交流，研究圖書館在數字圖書館、機構庫、數據倉儲等建設方麵可以充分參與，並且發揮數據管理中心、信息集成門戶、資源保存中心等不同作用。
近年來，研究者開始探討圖書館如何適應虛擬研究環境[44]，在e-Science的發展中尋求機會。21世紀CI用戶需求評估報告指出，未來研究圖書館的發展要在充分利用現有服務的基礎上，開發和整合適應當前科研需求的基礎設施，圍繞最終用戶需求開發服務，改善處理研究數據的能力，改善對研究資源的訪問[45]。
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ARL）報告指出，圖書館需要支持研究數據管理和保存的政策和項目[46]，將承擔數據管理的使命。2012年ARL、數字圖書館聯盟（DLF）、及DuraSpace共同成立e-Science研究院，以為研究圖書館用戶提供數字化研究以及科學數據保存管理的機構支持。
該研究院提出研究圖書館支持數字化科研的戰略規劃，在參與e-Science建設中，將聚焦教育、政策以及戰略合作夥伴。Lynch強調機構庫在數字化研究中的重要性[40]。這正是需要大學圖書館支持的重要基礎設施。
目前，哈佛大學DASH、加州大學eScholarship機構庫係統，大學圖書館都在機構庫開發、推廣和了解教員需求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提高本校研究成果的影響力做出了貢獻。
集成數據庫係統支持對分散文獻資源的調用，一個重要影響是，期刊的重要性對研究者來說遠不如論文本身，研究者對搜索服務比期刊訂閱服務的需求更強。
麵對分散在不同圖書館或研究機構中的資源，研究者需要集成服務。從用戶需求看，需要信息服務機構支持新資源的推送，實現相關信息的訂閱，為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提供統一便捷的訪問門戶。
學術交流的未來將被數字化工具構成的問題解決門戶所替代，圖書館將發揮不同的作用[47]。此外，學術交流係統的變化要求大學圖書館參與到基於虛擬信息係統的學術出版過程中，對編輯標準、數據庫維護、用戶接受、版權、可靠的存檔及檢索機製進行探索，圖書館還可以承擔起質量控製的職責[48]。
Ziming Liu認為，隨著研究者對學術出版和圖書館的資源的獲取由紙質形式向電子形式轉變，未來圖書館將更多承擔資源保存的角色[49]。
Herbert等提出，學術交流係統應包括數據集、仿真、軟件以及動態的知識表示對象作為交流單元，支持對研究過程中產生的信息的重用，形成與當前學術出版同等風格的新的學術價值鏈[50]。
這種變化促使出版商變革當前的服務模式。未來麵向研究結果的出版係統將拓展到麵向知識生產過程的知識網絡係統，強調研究資源的開放性、共享、快速傳播和重用。Lynch認為，CI對學術出版的核心影響是數據出版以數據的可視化展示，出版商需要提供數據服務。
目前，Nature雜誌在線版實現了數據展示功能，支持iPad訪問，文章鏈接可直接指向數據資源。Springer的“開放選擇項目”是出版商在開放獲取趨勢中尋求新模式的成功探索。Thomson Reuters的ResearcherID服務為全球研究社區提供了論文作者信息索引，是建立學術內容和研究者之間關係網絡新出版服務模式。
1.5開放獲取機製研究
近年來，開放獲取（Open Access）、開放數據（Open Data）、開放科學（Open Science）成為學術界大力倡導的科學研究理念。
學術界已經認識到開放存取對科學研究的價值。哈佛大學是開放獲取模式的積極倡導者，呼籲全體哈佛教員同意將他們的文章放到網上供開放獲取。
2012年5月，美國科學界向白宮發起請願書，要求實現對公共基金資助的研究成果的開放獲取，在一個月內就有兩萬五千人簽字響應。CI規劃中，確保使用公共資金產生的所有研究成果和資源能被所有學科的研究者通過公共渠道隨時隨地獲得和利用，是一項基本目標。
但是，基礎設施本身不能保證研究成果的開放性，實現開放獲取模式的可持續性需要政府、機構和文化不同層麵的機製保障。
公共政策是開放獲取機製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麵。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是開放獲取政策的先行者。
2007年Bush總統簽署NIH開放獲取政策，要求所有由NIH資助的研究者將最終同行評議手稿的電子版提交到PubMed機構庫。該政策雖然受到美國化學學會和美國出版協會的強烈反對，但已顯示出影響學術交流模式的潛力[36]。
目前，NSF的數據管理計劃要求，2011年1月18日以後提交的研究計劃書，都必須包含“數據管理計劃”補充文檔，說明計劃書如何同NSF傳播和共享研究成果的政策相一致。研究表明，資助機構政策的實施可以影響數據集作為公共資源被提供，為數據發現、訪問和重用建立框架和服務[51]。
知識產權的法律工具是推動知識共享的重要支撐。Fitzgerald等對“開放許可”模式的討論，提供了多個案例表明如何應用法律概念解決複雜問題，通過創造簡單工具（如創作共享協議）幫助研究者保護研究成果[52]。
Creative Commons （簡稱CC）是支持網絡環境下創作共享的非盈利組織，為支持信息內容的開放交流提供了新的版權管理策略。許多在線課程視頻、講義、會議視頻、博客文章都采用CC版權協議支持開放獲取。
Sicence Commons是CC在科研領域的子組織，它為克服獲取文獻、實驗資料和數據共享的障礙，推動共享、開放的科學研究，提供政策、合同、以及技術工具集。
開放獲取和研究成果引用率之間的正相關性，成為研究者支持開放獲取的重要動力。但是，對於數字化科研環境中的數據和工作文檔等資料，如何實現其學術價值認可、保證合理利用是仍待解決的問題。
2理論視角
數字化科研環境對學術交流的影響，具有社會和技術雙重屬性。科學社群和知識生產的社會屬性，為分析學術交流的變化提供了多個理論視角。
2.1科學與技術研究
許多學術交流研究是以科學與技術研究（STS）作為理論基礎。主要理論視角包括：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以及實驗室研究。
ANT將人員和其他影響因素視為同等地位的行動者，對社會、自然和技術屬性不加以區分，將這些行動者構成的網絡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網絡的形成以及交互作用對技術轉移的影響。ANT可用於科學創新傳播的采納過程提供了理論解釋[53]。
SCOT理論用於解釋不同技術設計的選擇，這不僅是技術問題，而是由特定社會環境塑造的。實驗室研究將科學知識視為黑箱，在其形成過程中，科學文本的修辭和科學事實的實驗室建構都是不可或缺的。Latour主張，科學事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社會過程建構的[54]。
上述理論視角可用於解釋學術交流過程的新技術采納，以及數字化環境下的知識建構。主要影響表現在：ANT和SCOT理論都將“人工產物”視為社會性理解和形成的；ANT為具有社會技術特征的學術交流活動提供了係列概念；STS通過對知識、個體、群體、技術和社會結構關係的論述，形成了對社群實踐的表達[55]。STS認為社會背景和科學技術是彼此影響的，尋求打開科學知識的“黑箱”並理解其形成過程[32]。
上述理論視角，為研究數字化科研模式對學術社群出版、搜索、合作及寫作的影響，以及新技術支持知識創新的社會建構過程，提供了從特定社會背景出發的理論解釋。
2.2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
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理論體係闡述了科學製度的規範和運行，區分了科學界的獎勵係統、交流係統、評價係統，揭示了科學界的社會關係結構。
他認為，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製，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的製約和影響。默頓對科學製度和結構的解釋，是分析影響學術交流模式的社會結構及規範的理論依據，揭示出學術交流變化的複雜社會要素。就科學合作中的數據共享來說，屬於複雜的社會過程，數據共享的方式和效果，受到信任、激勵、阻礙、風險及知識產權等多重社會要素的影響[56]。默頓理論為尋找和分析這些要素提供了理論支持。
默頓建立了社會學研究的功能分析範式，從角色、製度、組織等具有功能的各個社會要素來分析。其結構功能主義思想為研究數字化學術交流係統提供了理論和方法。
學術交流具有合法化（legitimization）、傳播（dissemination）與獲取（access）、保存（preservation）與管理（curation）功能[57]。這些功能具有數字化的表現形式，通過功能分析可以解釋學術製度和組織如何在新模式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