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時的生皮價格，我們不能找到何等可靠的記錄。羊毛通常被製定為輸納國王的物品，當輸納時，所評價格至少必為當時普通價格。至於生皮則情況似不如此。不過，弗裏伍德曾根據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與該院某牧師之間的帳單告訴我們，公牛皮五張，價十二先令；母牛皮五張，價七先令三便士；二齡羊皮三十六張，價九先令；小牛皮十六張，價二先令。在1425年時，十二先令所含的銀，約等於今日英幣二十四先令。這樣，按這帳單，公牛皮每張價格，折合銀量，就等於今幣四又五分之四先令。它的名義價格，遠較現今為低，但當時十二先令，按每誇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可購小麥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而同量小麥，在現今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算，卻要值三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當時公牛皮一張，所能購得的小麥量，現在需要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購得。即其真實價值，等於今幣十先令三便上。當時家畜一入冬令，即不免陷於半饑餓狀態，我們不能設想其軀體是肥大的，重量四石即常衡十六磅一張的公牛皮，在今日視為中等牛皮，在往時恐要視為上等牛皮。據我們所見，每石半克朗，實為今日（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價格，按這價格，這重四石的牛皮一張，不過值今幣十先令。因此，就公牛皮的名義價格而言，今日較當時為高，但就真實價格而言，即就所能購買或支配的食品真實量而言，今日實較古時為低。如上述帳單所示，母牛皮價格對公牛皮價格，大抵常保有普通比例。羊皮價格大大超過這普通比例。羊皮也許和羊毛一起賣掉。反之，小牛皮價格大大低於這比例。在家畜價格非常低廉的國家中，不是為著延續畜種而飼養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時撲殺。二三十年前的蘇格蘭，就是這樣。小牛價格通常不夠償還它所消費的牛乳價格。所以，撲殺小牛可節省牛乳。小牛的皮的價格因此很低。
生皮價格，現在比幾年前遠為低廉。此中原因大約不外海豹皮的關稅撤廢了，1769年又許愛爾蘭及其他殖民地的生皮得於一定年限內無稅輸入。不過，就現在全世紀平均來看，生皮的真實價格大概比古時略高。此種商品的性質，和羊毛比較，就更不宜於輸送遠方。共保存所易蒙受的損害，亦較羊毛為大。若以鹽醃漬，則以品質不如新鮮生皮，其售價將更低。這種情形，必定會使生皮的價格在自己國內精製的國家高，不在自己國內精製而向外國輸出的國家低。在野蠻國家低，在進步的工業國高。在現代高，在古代低。加之，英國製革業，並不能象毛織業那樣，使人相信這種製造業的繁榮，為國家安全所係，因而象後者那樣受到國人的愛護。固然，生皮的輸出被禁止了，且被宣告是一種有害行為，但由海外輸入的生皮，卻已課稅。由愛爾蘭及各殖民地輸入的生皮關稅，雖經一度廢除（僅五年），可是，愛爾蘭剩餘的生皮，即不在愛爾蘭自己境內精製的生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顛境內銷售。至於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不過數年以前，才列入隻許在母國販賣、不得向他處販賣的商品項目中。愛爾蘭在這一方麵，也不曾象羊毛那樣，為了要維持不列顛製造業而受到壓迫。
在進步和有文化的國家裏，不論何種規定，如果立意在於減低獸毛價格或獸皮價格，就必有提高獸肉價格的傾向。農民在良好土地上飼養的牲畜，其價格必須足夠付給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給農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種土地的普通利潤，否則他們就將不再飼養。因此兩者不取償幹牲畜的皮毛，即取償於牲畜的肉。所取於皮毛的愈少，則所取於肉的必愈多，所取於肉的愈少，則所取於皮毛的必愈多。地主隻要獲取地租，農業家隻要獲取利潤，至於毛、皮、肉的價格，各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占比例如何，那是他們不暇計及的。由此看來，在改良及耕作發達國家，地主和農業家決不會因此等規定而受到大的影響，不過由於肉價的上漲，他們在消費者立場上受些不利罷了。但是，在社會不改進、田野未開辟的國家，情形則完全兩樣。此等國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來畜牧，畜牧而外，無其他用途。而牲畜價格的主要部分，又全由毛、皮構成，肉不過占極少的部分。在此種場合，他們以地主和農業家的資格說，就將大受上述規定的影響。但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說，則所受影響極為有限。因為在此種場合，毛、皮價格的跌落，並不會招致肉價的提高。因為，該國大部分土地，除飼養牲畜外，即無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隻好繼續飼養同數牲畜。家畜肉將仍以同一數量提供市場，家畜肉的需求不會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價格也不會較前加大。肉價保持原狀，毛價比較跌落，於是，牲畜的全部價格就下落，接著，以牲畜為主要產物的一切土地（即該國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輸出的規定（這種規定，通常說是愛德華三世製定的，實則不然），在當時的情形下，實為最有害的規定。其實行不但使國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價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遲土地的此後的改進。
蘇格蘭自與英格蘭合並後，其羊毛價格顯著下落。因為蘇格蘭羊毛自合並時起即與歐洲大市場絕緣，而局限於不列顛小市場中。如果不是家畜肉價格的上升充分補償了羊毛價格的下落，那末，蘇格蘭南部各郡主要用於養羊業的大部分土地的價格。必深受這次合並的影響。
人類對於增加羊毛產量生皮產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國牲畜的產量說，必定是有一定限製的，就其要依靠外國牲畜的產量說，又必定是無把握的。就後一層說，與其說要依靠外國出產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倒不如說要依靠外國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同時，外國對於此等原生產物的輸出，是否認為應加以限製，亦對上述努力的實效有影響。凡此均非本國操業者所得自主，所以，人類勤勞在這方麵所得的實效，不但受有限製，並且是不確定的。
人類勤勞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類勤勞增加另一種極重要原生產物即魚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這方麵的努力，勢必受當地地理位置的限製。距離海洋遠嗎，內地江河湖沼多嗎，此等海洋江河湖沼產出量豐富嗎，這些都很有關係。當人口增多，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增多的時候，魚的購買者必增多。而且，這些購買者，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或換句話說，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的代價來作購買。但是，為供應此擴大了的市場，所投下的勞動量，如不增多到超過市場擴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滿足這擴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來隻需要一千噸魚的市場，如擴大到需耍一萬噸魚，那末，為供給此市場而增加的勞動量，非超過十倍，就不能滿足這需要。因為在此場合，魚類大都要取自較遠地方，使用的漁船，一定要較大，用以捕魚的工具，一定價格較高。因此，這種商品的真實價洛，自然會隨改良增進而上升，我們相信，各國的魚價，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捕魚一日能得多少，雖難於確定，然若就一年或數年說，則在一定地方情況下，我們認為，人類捕魚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當確定的，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可是，由於這功效取決於一國財富及勤勞狀態的少，取決於地理位置的多，所以，兩個國家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漁業上人類勤勞的功效，卻可能相同；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相同，這功效卻可能大不相同。捕魚的功效與改良狀態的關係，很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也是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
人類要增加由地中采出的各種礦物金屬量，特別是比較昂貴的金石量，其勤勞功效，雖似乎沒有限製，但完全不確定。
一國所有貴金屬量的多寡，並不受該國地理情況如礦山肥瘠的限製。沒有礦山的國家，往往擁有大量貴金屬。無論什麼國家，其所擁有的貴金屬的多寡，取決於以下兩種情況。第一，取決於該國的購買力，取決於其產業狀態，取決於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因為這些因素決定它所能用以開采本國礦山的金銀或購買他國礦山的金銀這一類非必要品的勞動與食品的量是多還是少。第二，取決於在一定期間內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礦山的肥瘠程度。因為金銀輸途容易，運費低廉，而且體積小價值大，所隻，即離礦山很遠的國家，其金銀量，也要多少受這種礦山肥瘠的影響。中國、印度的金銀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礦山豐饒的影響。
就一國金銀量須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前一情況（購買力）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與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實價格一樣，多半隨該國財富及改良的增進而上升，隨該國的貧困與不振而下降。因為，持有多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和隻持有少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比較，在購買一定數量金銀時，一定能支付較大數量的勞動與食品。
就一國金銀量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後一情況（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情況）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買所能交換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必按照那礦山豐饒貧瘠情況的比例而或多或少地升降。
但很明顯，在一定時期內以金銀供給世界的礦山，究竟是豐饒，或是貧瘠，與一特定國家的產業狀態大抵沒有何等關係，而且與一般世界的產業狀態，似乎也沒有何等必然的關係。固然，在技藝與貿易逐漸向世界更廣的地麵擴展，而礦山的探索也隨著向更廣的地麵擴大的場合，新礦山發現的機會，必比其探索隻限於比較狹窄地區的時候來得大。但在舊礦山漸次掘盡的時候，能否發現新礦山是極無把握的事，絕非人類技巧和勤勞所能保證。不是實際發現，不是采掘成功，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價值，甚至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存在。一切跡象都不可靠，這是世所公認的。在進行探索新曠山的時候，人類勤勞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同是無限大的。今後一二世紀中，也許能發現較以前更為豐饒的新礦山，而那時候現在最多產的礦山，將比美洲各礦山發現以前的任何礦山還要顯得貧瘠，這也是可能有的事。無論這兩者中那一個實現，對於世界的真實財富和繁榮，換言之，對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是無關重耍的。這年產物的名義價值，換言之，表明或代表這年產物的金銀量，無疑會有極大的差異，可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其所能購買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卻完全一樣。在前一場合，一先令可能隻代表今日一便士所能代表的同量勞動。在後一場合，一便士可能代表今日一先令所代表的同量勞動。但在前一場合，持有一先令的人，並不見得比今日持有一便士的人富，在後一場合，持有一便士的人，也並不比今日持有一先令的人窮。人類從前一場合所享得的唯一利益，是金銀器皿的低廉與繁多，人類從後一場合蒙受的唯一不利，隻是這類不關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貴與稀少。
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搜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作家，大都以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廉，換言之，大都以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作為此等金屬不足的證據，而且作為當時一般國家貧乏野蠻的證據。這種概念，是和那以一國富裕由於金銀豐饒、一國貧乏由於金銀不足的經濟學體係分不開的。關於此種經濟學體係，我們將於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說明，在此僅論以下事實，即金銀價值的昂貴，僅可證明以此類金屬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貧瘠，決不能證明金銀昂貴國家的貧窮與野蠻。貧國不能象富國購買那麼多的金銀，也不能對於金銀支付那麼高的價格。所以，此等金屬的價值，在貧國決不會比富國更高。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固然，歐洲的財富，自美洲礦山發現以來，已大有增加，同時金銀價值亦逐漸低落。但這種價值的下落，並非起因於歐洲真實財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是起因於曠古未有的豐饒礦山的偶然發現。歐洲金銀量的增加與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雖然是發生在幾乎同一個時期，但其原因卻非常不相同，兩者相互間簡直沒有何等自然關係。金銀量的增加，事出偶然，與任何深慮、任何政策無關，而且深慮與政策，亦無能為力。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則是起因於封建製度的崩潰與新政府的成立。後者對於產業，給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獎勵，即相當保證了各人得享受各人勞動的果實。封建製度至今依舊殘存的波蘭，其貧乏狀況差不多和美洲發現以前無異。然而在波蘭，也象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樣，穀物的貨幣價格騰貴了，金銀的真實價值下落了。可知在波蘭，貴金屬也象在他國一樣，數量增加了，其增加的數量，就其對該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來說，也和他國相似。可是，這種貴金屬的增加，似乎並不曾增加該國的年產物，不曾增進其製造業及農業，也不曾改善其居民的境遇。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在美洲擁有許多礦山，但在歐洲各國中，恐怕它們是僅次於波蘭的兩個最貧國家了。可是，貴金屬的價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卻一定比歐洲其他地方低，因為，貴金屬是這兩國運往歐洲各地的，不但要附加運費和保險費，而已由於這兩國金銀的輸出，或被禁止或需繳納重稅，還要付走私費用。所以，就其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說，貴金屬量在這兩國一定比歐洲其他各國多。然而，它們卻比歐洲其他各國貧。它們雖已廢除了封建製度，但代興的並不是更好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