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癡種種
蘇州的鄧尉和元墓一帶是觀梅的勝地。鄧尉地吳縣西南六十裏的光福鄉、漢代隱士鄧尉居此，因稱。宋淳年間，高士查莘在山間廣植梅花，後來當地人以種梅為業。初春時節，滿山香雪重重，幽香不斷。清康熙時江蘇巡撫宋犖見此景致，曾題“香雪海”三字於山石上，鄧尉遂有香雪海這個雅號。元墓在鄧尉東南六裏，不過是一山相連，因晉代毒州刺史鬱泰元葬於此，故以為名，也是著名的梅鄉。賞梅人可以在鄧尉和元墓之間一路看過去看過來。清人顧鐵卿曾在《清嘉錄》中記述了道光年間時人觀梅之狂態：
暖風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邐至香雪梅，紅英綠萼，相間萬重，郡人艤舟虎山橋畔，被遨遊，夜以繼日。
郡中人們為了看梅，帶上鋪蓋卷兒(被，意為以包袱裹束衣被)，困了，打開包袱，擁被而眠，醒了，卷起鋪蓋就走，夜以斷日，倘佯在梅林之中，熱情之高，令人咋舌。
怡情山水花木之間，正是人們熱愛生活、熱愛自然的一個體現。古代聖人孔子早就說過：“智者樂水，仁者樂出；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人們遊曆於林泉美景，可謂兼得仁、智二者之樂了。人們愛花，愛得如醉如狂，曆史上可以找到許多記載，傳誦著許多佳話。
古人奉屈原為蘭花花神，因他在《離騷》、《九歌》中多次讚美它，此外，大量的香花香草交織在他作品的字裏行間。除了蘭，他提到的花草實在不少，如辟芷、木蘭、秋菊、菌桂、申椒、留夷、揭車、杜衡、薜荔、胡繩、芰荷、芙蓉、、茅、、麋蕪、女蘿、石蘭等等，這些花草即使今天的植物學家也未能完全辨識清楚，注家往往套上一個“香草名”，便算達詁了。這許多花草屈原像是信手拈來，卻皆成意象，很好地抒發了他熾熱的感情，寄托了他高遠的心誌。他的作品因此充滿了五彩繽紛的畫麵和動人的浪漫主義氣息。屈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也是第一位對花草大書特書並對花草懷有極為深摯感情的詩人。
晉人陶淵明愛菊是出了名的。他棄官歸隱後親手植菊，宅旁籬邊，隨手采摘，可以傾刻盈把。一次，他因九月九日沒有酒賞重陽節，便坐到宅邊菊叢中，以采菊賞菊來度佳節。他首開品菊之風，留下許多詠菊之作。“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千古傳誦。宋人辛棄疾曾讚道：“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後來“東籬”成了陶淵明和秋菊的代名詞，陶淵明也就成了熱愛菊花的代表。
南朝齊梁人何遜，在揚州作有《詠早梅》詩，托花寓情，辭旨遙深，受到後來許多大詩人的激賞，如杜甫說：“東客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後被人們奉為梅花花神。唐開元中，明皇妃子江采蘋性愛梅花，宮中居處的亭檻邊，植有數株梅，明皇親自題匾曰“梅亭”。梅開時，她整日在花下吟賞，直到夜半還顧戀不肯離去，明皇見狀戲呼她為“梅妃”。杭州孤山梅林在唐朝已久負盛名，羅隱《梅花》詩：“吳王醉處十餘裏，照野拂衣今正繁”，便是寫照。入宋，梅花更是見重於世，愛梅成癖的北宋高士林逋隱居孤山後，日日與梅林相伴，可謂樂得其所。他因此能深切體味出梅花的韻致，寫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名句來。
宋代文豪蘇東坡，愛花也愛得不大尋常。他白日賞紅海棠不夠，夜裏還費蠟燒燭，徘徊不去，說是：“隻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後來許多人凡觀賞海棠，都會想起東坡這段癡情，也顧不得去避什麼效顰之譏了。如梅堯臣《海棠》詩曰：“朝看不足夜秉燭，何暇更尋桃與杏”，陸遊詩曰：“貪看不辭夜秉燭，倚狂直欲擅春風”，吳芾詩曰：“何日故園修舊約，剩燒銀燭照紅妝”，等等。
對於異乎尋常的執著，人多以“迷”、“癡”來加以形容。愛花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便可稱之為“花迷”、“花癡”了。上麵所列諸君，皆可以用“迷”、“癡”冠之。古又有“癖”字，原義是腹有積聚而成塊的病；後又引申為指形成習慣的嗜好。《晉書·杜預傳》記載了這麼一則趣聞，說是杜預常常對人講，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這話傳到晉武帝耳朵裏，他就問杜預：“那麼你又有什麼癖呢?”杜預回答道：“臣子有《左傳》癖。”杜預是西晉將領，又是一位學者，他撰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是《左傳》注解流傳到今天的最早的一種。杜預稱自己有左傳癖，可算是恰如其分的了。人稱酷愛山水為煙霞癖，五代前蜀詩人貫休詩句有“難醫林藪煙霞癖”，煙霞癖便是自謂。同樣，愛花成癮者，人便稱他有花癖。以上諸君，都屬於有花癖之人。無論是花迷、花癡也好，還是有花癖也好，古人認為這是用情專一的表現，值得稱道。
受易學理論熏沐的古人，很難完全將生命的世界與無生命的世界截然分開。他們認為宇宙是一個洋溢著欣欣生意的機體，天地萬物同人一樣，是有生命有情感的。《易·文言》釋乾卦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元亨，說明天的美德在於首創萬物並使之亨通；利貞，天所蘊含的性情。天一開始就把美與利惠施天下，卻不自表功德，這是極大的惠德啊!所以《論語》也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語意頗合。在古人眼中，天蘊含性情是天的本性。漢代董仲舒的天命觀甚至發展出“天誌”說，《春秋繁露》卷十一曰：“春，愛誌也；夏，樂誌也；秋，嚴誌也；冬，哀誌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這裏，天表現出來的意誌簡直就如同人的感情，無異於說，天命即天之意誌的運行，天之感情的表露。大千世界，品類萬彙，之所以能夠互相感應，互通生氣，正是由於天人共有的性情起到了紐帶的作用。因此古人重情，尊情，視情為天地萬物之至性。雖然儒學尤其是自宋以後的儒學專門倡理以製情，佛家亦以情為煩惱之根源而要求去情，然而情在人們心中從未被徹底抹殺，他們一旦拋卻宗教上的胡言亂語，脫開封建統治階級衛道士所維護的綱常名教的網羅羈絆，哪怕是脫開一個網結，掀開一個小口，都會立即發現“情”的價值。故從《世說新語·傷逝》宣稱“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到清代曹雪芹小說《紅樓夢》自言“大旨談情”，都強調一個“情”字，高揚“清”之大旗，這一鬱積的“情結”實與傳統中國文化思想的深層底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