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義與謀利的含義
取義
取義是人類社會認同的行為平台。它反映了人的價值的大小，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謀利
謀利是人的生命曆程中的一個重要矢標，是人的一種內在的本能。對於商人而言，這種本能就會轉化成一種貪求的原始衝動。
取義與謀利的結合
義與利是社會平衡的兩個支點，義支撐著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利為社會進步提供動力，失去任何一個點，社會都將會崩潰。所以，謀利與取義應在行為中實現統一。
“以仁義求富貴、富貴後施仁義”，是華商追求的理想境界。畢竟義利合一的傳統思想已深浸到華商的經營之道中了。
義利之辯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命題。過去對儒家的義利觀有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儒家重義輕利，甚至隻講義，不講利。其根據是孔子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其實，孔子在這裏並不是談義利關係，而是根據人的德行作出評價。這裏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這裏的小人指不講道德、品德低下的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義，不謀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則隻知個人私利，不明大義。這兩種人在社會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如此，當代也是如此。孔子並不反對利，而是強調要以義取利，見利思義，追求合於“義”的利。後世某些儒家隻談義，否定利，並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海外華商追求利義兼顧，這在加拿大華商林思齊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當今加拿大華人，與歐美其他國家及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一樣，已走出了餐館、洗衣店的圈圈局限，有不少人當上了大學教授、企業的工程師、科學部門的專家學者、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律師，還有會計師、音樂家、藝術家、企業家、商業管理高級人員、大財團的總裁乃至政府官員、部長等等，幾乎遍及各行各業。
加拿大有位叫林思齊的華人，他是近20年來華人中頗有名氣的佼佼者。林思齊博士原來定居溫哥華。1988年7月27日他接到加拿大聯邦政府的通知，他被馬爾羅尼總理任命為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總督，任期為5年。1988年9月9日，林先生在該省的省會維多利亞市的總督府內宣誓就職，成為加拿大立國以來首位華人總督。
林思齊祖籍廣東省揭陽市，1924年出生於香港。他的祖父林紹勳是牧師，父親林子豐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也是香港培正中學、浸會學院和嘉華銀行的創辦人。
林思齊先後在香港和廣州市的培正學校讀完了小學和中學，1947年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1948年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坦普爾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取得了學位後，他又到紐約大學研究經濟學，1950年返回香港，從事教育、工商、金融事業，曾任嘉華銀行總經理。
林思齊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當時他已44歲。他想利用50萬加元現款及同等價值的嘉華銀行股票，收購一家瀕臨倒閉的信托公司，但遭到家族成員的反對，他隻好自行創業，並移居加拿大。當時他隻有4萬加元的資產，帶著妻子和3個女兒來到陌生之地溫哥華，準備創一番事業。豈知天涯處處都有不盡人意的事情，他到達溫哥華後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一家5口人很快就把帶來的錢花去一大半。有常識和有誌氣的林思齊不因身處逆境而氣餒，他在找工作的同時，進入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夜校攻讀房地產估值課程。作為一位年近半百的人，在生活重壓之下還堅持讀夜校，可見他的決心和毅力確實過人。
功夫不負有心人。林思齊掌握了一定的房地產業務知識後，果然在溫哥華找到了一份經紀工作。他就任後，盡管極為努力工作，但工資微薄，家庭生活仍較為艱難。然而，機會總會降臨到有毅力的人的頭上。林思齊在香港嘉華銀行工作時，與香港不少客戶有接觸。20世紀70年代初，香港人出現一種移民加拿大熱潮，其中有位老朋友找到林思齊請他幫助在加拿大買地產。這位老朋友出自對林思齊的信任和了解，願借錢給他合作經營房地產買賣。他們的合作方式是各出資一半，林思齊的資金由那位朋友先借給他。這樣，林思齊獲得了施展自己才華的機會，於1973年創立加拿大國際房地產公司(CanadianIntl.PropertiesLtd.)。
林思齊運用自己在美國讀書及在加拿大夜校時學習到的知識，以及在香港從事金融業務的經驗，發揮合作者的資金作用，不斷地把握時機，吸納地皮，然後與人合作，建成物業。在短短10年多時間，林思齊春風得意，如魚得水，在房地產經營中名利雙收。他擁有的20多處物業價值達5億多美元。
林思齊創業的成功，驗證了當今工商界的兩句名言，這就是“OPE”和“OPM”。“OPE”全稱是otherpeople'sexeprience,意思為別人的經驗。“OPM”全稱是otherpeople'smoney,意思為別人的金錢。這兩句話的中心意思是說，當今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注意吸取別人的經驗教訓和善於利用別人的金錢，在借助外來的力量的同時，使自己的力量發揮得更充分，更有成效。
從1981年起，加拿大房地產業步入發展高峰期。林思齊的地產多在溫哥華豪華住宅區WestEnd，他迅速出售其中的大部分，把贏得的資金擴展到加拿大其他省市，甚至延伸到國外。那時，林思齊的財產估計已超過10億美元。
隨著名聲的鵲起，實力的增強，加上他知識淵博，林思齊於1987年榮獲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名譽博士學位，一年後又成為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代表。
林思齊在經濟事業成功後，一直熱心慈善公益活動。從1983年起，他每年捐贈超過100萬美元的資金給各項慈善事業。他積極為加拿大華人服務，捐獻大量錢財給有困難的華人及興辦圖書館。因此，1987年7月他又獲得加拿大三級勳章，被譽為“傑出的華人慈善家”。
2.價值取向：取利不害義
商人總要去謀求更大的利潤，但儒家提倡的“義以為上”的義利觀，完全超出了“金錢至上”的西方價值觀，成為華商獨特的管理價值論。
義以為上，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命題，既包括行為準則上的“見利思義”(或“取之有義”)，也包括價值判斷上的“先義後利”和“以義克利”。這一“義以為上”的命題，為現代儒商提供了正確的價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見利思義”也叫“見得思義”或“義然後取”。“見利思義”和“義然後取”是孔子在《論語·憲問》篇中提出的；“見得思義”則是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提出的。這些命題，是說人在判斷事物和行為準則上應以“義”即道德價值作為惟一的取舍標準。根據“見利思義”的觀點，儒商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利”是要追求的，錢是要賺的，“君子言義不言利”的傳統思想是必須拋棄的。但是贈錢必須以“義”為取舍標準。何謂義？“義者，宜也。”《禮記·中庸》)“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愈：《原道》)這裏所謂“義”，除了傳統儒家從道德層次上，大力提倡職業道德，力求做到贈錢不“缺德”外，還必須注入以法治企業的新觀念，從法律層次上，大力提高守法意識，力求做到賺錢不“違法”。隻要在不缺德、不違法的前提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講掙錢，理直氣壯地賺大錢。根據“見利思義”原則，即要求經營者必須遵守國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門歪道，進行走私活動、偷稅漏稅、貪汙盜竊、侵吞公款、販賣毒品、拐賣兒童等犯罪行為。要求國家和個人隻能創立與發展對社會人類有益的企業，任何不利於社會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業和產品都不應創立與發展。同時，要求企業家在經營中隻能賺取合法合理的利潤，不能以假冒偽劣產品去搞不正當競爭和以違法行為來獲取利潤。這就為現代儒商指出了一條正確的價值取向，賦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價值。
原唐山豪門集團公司總經理陳世增也深知“見利思義”價值觀念的現實意義，在贏利時，始終堅持“利益共享和分利原則”。這裏，所謂“利益共享”，就是“提倡和奉行田徑式競爭，不搞拳擊式競爭”。在市場競爭中，當自己處於優勢或攻勢時，要善為人計，要為友鄰企業利益著想，不要逼人太甚，擠垮同行，獨吞其利。隻有廣交友，寡樹敵，才能為自己謀利留出回旅餘地。所謂“分利原則”，即不隻自己企業賺錢，還要兼顧經銷商和顧客的利益。“對經銷商，要讓他們有錢可賺，供貨不斷檔，質量有保證，恪守契約，服務周到”，使其感到同你合作有利可圖；“對顧客，要讓他們得到實惠、感到滿意、方便、放心。”隻有堅持利益共享和分利原則，才能收到“利客最終利我之效。”他們根據這一價值準則，堅持“誠實公道做買賣，光明磊落去賺錢”，“不得分外之財”，“不巧取分外之利。”
“先義後利”命題，是儒家針對“先利後義”的弊病而提出來的。孟子認為“先利後義”，勢必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的結果。最高統治者如帶頭講利，就會帶動人人言利，而人的貪欲難以滿足，必然會引起互相爭奪，天下大亂。隻有“先義而後利”，人的欲望容易得到滿足，統治者也會因此而得到好處。“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從個人榮辱的角度闡述了兩種治國之道，指出“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戰國策》中所記載的“馮諼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的“先義後利”價值觀念的生動說明。從現代企業經營需要出發，將“先義後利”的思想運用於當代企業管理，要求儒商必須樹立“支付意識”，即以付出某種經營代價來換取企業效益的一種新觀念和行動。從投入產出規律看，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先支付正是換取企業收入的必要代價。現代儒商必須善於吸取儒家的“先義後利”的智慧，從戰略高度，以“支付意識”管理企業，謀取企業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如美國“可口可樂”飲料公司，為了開拓中國市場依據儒家的“先義後利”的經營思想，1984年無償贈送北京一條價值為140萬美元的年產量為7000噸的易拉罐裝自動化生產線，專供中國涉外企業和高檔酒店。當它在中國打開市場之後，又先後在廣州、天津、廈門、杭州、南京等地建立了13個可口可樂瓶裝廠，現已獲取8000萬美元的經濟效益。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富士膠片公司把奪得美國市場並擊敗柯達膠片公司作為企業的奮鬥目標。為此，富士公司除了開發適合於美國市場的新產品外，還以巨資取得洛杉磯奧運會讚助權，終於贏得了與柯達齊名的國際聲譽，從而為富士公司賺取了巨額利潤。中國企業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也逐步懂得了“先義後利”這一經營訣竅。如在北京三環路工程上，不少有眼光的企業家以數額不等的資金買下立交橋之名，或以企業或以企業產品命名橋的名字，如“威力橋”、“長虹橋”、“四通橋”等。這種“支付意識”必然會給這些企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在現代營銷活動中，不少儒商采取“試用型”(如化妝品)、“慶賀型(如酒)、“紀念型”等義捐方式，即以“支付意識”獲取企業的更大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