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個非常強調創新的國家。前不久，吳作棟總理便設了個“創意學堂”，請來外國專家傳授竅門，讓部長和政府機關的高級決策人士學習創新。新聞刊登後，坊間有人認為，新加坡不應光注重商業上的創意，不能光以多快好省才稱得上創意，希望政府能在各方麵培養創意人才。
新加坡要在21世紀仍然站在世界國家的前沿，無疑需要各方麵的創意人才，文化和藝術更是不可忽略。然而話說回來，對政府和決策層來說，體製上的創意卻仍然最為關鍵，因為創意是需要整個牡會支持的。
近年出版的《吉尼斯發明史》一書，開卷的一章闡釋“發明的藝術”，便指出科技發明需要有社會保障。
“創意來自靈感！”這是人人都會說的—句話。但《吉》書說：有了主意僅僅是一個開始，要想成功地做一項發明，還必須將理想變為現實。“這裏可能需要有相當大的運氣成分，還可能需要多年的艱苦工作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同時，也需要經濟和法律方麵的保障。”
根據《吉》書所列出的曆來發明項目，東西方比較是相當明顯的。中國人的創意主要來自古代的“四大發明”，即火藥、羅盤、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而近代發明卻幾乎清一色產生在歐美國家。這當然並不是說中國人有欠天分，究其因，關鍵其實是在社會結構：發明家得到誰的喝彩？發明出來的東西是為誰造福，是王室、貴族的少數人，還是造福人群？
翻開英國學人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技史，便發覺自古以來炎黃發明家其實不算少。可是李約瑟生前曾經表示，鑽研越深就越發令他不解，中國人為什麼那樣後勁不繼？其實這說明了，發明不等於靈機一動而已，發明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互相推動的關係。首先，新發明需要已經得到證實的概念作根據，而且也需要舊發明所提供的背景條件；產品發明出來了，接下來就是產權的歸屬問題。
美國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Fxtison，1847—1931）可說是個典型的例子。愛迪生之所以成為世界最偉大發明家之一，固然同他與生俱來的素質有關，但也脫離不了美國當時的社會環境。
愛迪生常對他身邊的人說：“天才不過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他發明電燈，當然與鍥而不舍的精神分不開。為了尋找適合燈絲，便試驗了數千種材料；為了試製一種新的蓄電池，便失敗了8000次，然而，愛迪生的每項發明，卻也離不開各種技術、組織結構和設計的結合，這樣的結合甚至成為了社會的複雜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