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幀設計工作
書籍的裝幀設計，是書刊的物質外貌和形態，是構成書刊的重要部分。書刊的封麵往往蘊蓄著書刊的氣質，提示書刊的內容，給讀者以第一印象的媒介作用。不少讀者往往由於書籍裝幀吸引了他，而萌生買書的興趣。所以，廣大的讀者和編輯出版工作者，對書刊裝幀工作無不要求精益求精。
中國的書籍裝幀工作有著悠久的曆史和優良的傳統。進入近代時期，中國出現現代涵義的期刊，開始期刊的裝幀史。在本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由於魯迅的倡導和實踐，使中國的書刊裝幀史步入一個新的階段，裝幀設計逐漸形成一門具有獨特個性的藝術。新中國成立四十年中，書刊裝幀藝術又邁進了新的殿堂，裝幀工作隊伍不斷擴大，書刊的裝幀設計也從開始時主要突出封麵而逐漸轉移到重視包括護封、書脊、封麵、環襯、扉頁、插圖以及編排設計、章節頁、版權頁等整體設計上，向著更實用、更美觀、更成熟的方向發展。當代中國的書刊裝幀藝術是繼承曆史傳統又吸收了外來文化的產物，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出版界對書刊裝幀工作就很重視。一九五○年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同時舉行了包括書刊裝幀作品在內的出版事業展覽會。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在全國出版會議題詞中，把從事出版工作的藝術家、製圖人員、裝幀工作者與出版家、著作家、翻譯家等相提並論，使裝幀工作者深受鼓舞。其後，中央和地方的國營出版社都配備了美術編輯，有的多達五、六名，單獨成立美編室，專門承擔圖書的封麵設計。此外，社會上業餘從事書刊封麵設計的人數也相當可觀。
在這一時期，書籍裝幀設計工作者對裝幀設計的指導思想，一是強調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形式必須服從內容；二是學習和繼承傳統，發揚民族風格。在設計風格上開始重視構圖，色彩的裝飾性與純粹寫實，形成兩種並存的不同風格，為書籍裝幀設計開辟了“百花齊放”的前景。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政治書籍的裝幀常常采用嚴整的字體，鮮明的色彩與簡潔、嚴肅的構圖。《毛澤東選集》是極有代表性的例證。政治書的小裝飾經常使用五角星、鐮刀、斧頭和傳統的幾何紋樣。文藝書及其它出版物，除了用寫實的人物處理外，大多數用傳統的圖案紋樣作裝幀，特別喜用敦煌的唐代紋樣或西安碑林或漢磚的石刻紋樣。這個時期的書籍以平裝為主，精裝較少，因而著力在封麵設計。封麵設計一般以凸版為主（極少膠印），顏色多在三套色以內。限於當時的製版、印刷和紙張條件，封麵設計隻能同步進行。總的說來，從新中國成立起，書籍裝幀工作者就作了很大努力，為裝幀設計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和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聯合舉辦的“全國書籍裝幀插圖展覽會”，是中國五十年代裝幀藝術成就的一次大檢閱。這次展覽會是為了參加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萊比錫舉行的國際書籍藝術展覽會作準備的。從各地選送的展品中評選出500多種，先後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沈陽、西安、重慶等地展出。從這次展覽中可以看到，中國書籍裝幀藝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現了不少較好的裝幀設計作品，不少美術家還給文學創作和少年兒童讀物繪製了插圖，印刷、裝訂質量有不少改進。在使用新的裝幀材料方麵，範圍也較過去擴大。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楚辭集注》，在裝幀設計上突出中國線裝書的特點，這種特點又與古典著作相適應。它除了分卷用線裝並有包角以外，加上一個古色古香的六合套的如意套，突出了中國的民族風格，在國際書展中獲得普遍的讚譽。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五體清文鑒》，構圖嚴謹，裝飾富麗而又恰如其分。三聯書店出版的《蔡特金傳》在麻布封麵上方置蔡特金版畫頭像，樸素大方，顯示了一個革命者的風貌。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家》，隻在一個白封麵上印上一個近似菱形的正方朱紅、紅上加印黑色的隸書“家”字，緊緊掌握住了中國民間藝術的特點，明確而又含蓄地表現出了一個中國舊式的家，整個設計手法簡潔，惜墨如金。在兒童讀物設計中，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朵朵葵花朝太陽》的封麵用剪紙形式，以兒童、太陽及葵花表現主題，最下端以兒童體題寫書名，稚拙中見聰慧。《啄木鳥醫生》封麵用膠版印刷，滿版以木紋做襯底，書名以下用卡通手法畫了一個戴紅十字小白帽和眼鏡的啄木鳥，腳上還提了一個藥箱，既符合兒童心理要求，又緊扣主題，對描繪啄木鳥的特點和提倡保護鳥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這次展覽會的佳作甚多，《中國貨幣史》、《果樹修剪技術》、《朱德同誌的故事和傳說》、《李有才板話》、《塞上烽煙》、《神筆馬良》、《儒林外史》、《西北的紫花苜蓿》等書，以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加諾工學士、博士藏畫集》、《永樂宮壁畫》、《楊柳青年畫資料集》和《敦煌莫高窟藝術》等畫冊都是。
在一九五九年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展覽會上，《楚辭集注》、《永樂宮壁畫》、《五體清文鑒》、《蘇加諾工學士、博士藏畫集》、《上海博物館藏畫》等榮獲裝幀金質獎。
獲得裝幀銀質獎的有《中國貨幣史》、《楊柳青年畫資料集》。《朵朵葵花朝太陽》獲得兒童書籍獎。《在森林中》和《儒林外史》獲得插圖銀質獎。
獲得銅質獎的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及《我們的故事》，《玉仙園》獲得插圖銅質獎。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次參加萊比錫國際書籍展覽會，對於介紹中國書籍藝術的民族傳統和擴大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書籍的裝幀設計是一個協調、統一的整體。書籍的開本、字體、版麵、插圖、封麵、護封等，既是書籍的組成部分，也是書籍裝幀藝術的要素。這些裝幀各要素應在統一的美學構思下進行整體考慮，才是含義完整的書籍裝幀設計。中國五六十年代的裝幀設計工作中一個明顯的缺陷是比較忽視總體效果，隻把封麵設計和插圖視為裝幀設計（或稱美術設計），而把重要的版式設計劃入技術設計；美術編輯隻管設計封麵，技術編輯負責設計版式，兩者缺乏配合，從而影響了裝幀設計水平的提高。另外，設計思想比較拘束，很少借鑒國外的手法；理論探索與研究不夠，加之裝幀材料和工藝水平的局限，都製約著裝幀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文化荒蕪，新華書店的書架上主要是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樣板戲劇本，還有一些政府文件。這些書籍的封麵離不開紅色，形成一片“紅海洋”。因此裝幀設計工作十分單調，談不上什麼創新；但裝幀用材有所發展，就是在材料上開始運用塑料壓膜和電化鋁，出現了大量的塑料封麵。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版事業迅速發展，出版社和期刊社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與書刊相互關聯、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裝幀工作隨之得到迅速發展，到一九八九年止，從事書刊裝幀設計的人員超過5000人，形成為一支比較大的隊伍，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
同時，出版界對書籍裝幀工作更加重視，其中尤以北京、上海及四川、湖南、山東、東北三省等地區的工作抓得緊，有的已做出較大成績。特別是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後，海外同行的成果和設計思想，開闊了中國裝幀工作者的視野，在思想和技術上都比過去閉關鎖國時期有了突破，裝幀設計的書籍不再是老一套的固定模式，正在探索現代中國書籍裝幀的風格。裝幀事業的複蘇與發展，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組織和宣傳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國家出版局在北京召開書籍裝幀設計座談會，由國家出版局副局長王子野主持，胡愈之等60餘位知名人士、作家、美術家和宣傳、文化、出版部門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指出：“書籍裝幀設計不僅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環節，也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和工藝水平。建國以後，我國的書籍裝幀取得顯著成績，受到了國內廣大讀者的稱讚，也贏得國際聲譽。但由於文化專製主義造成的惡劣影響，我國的書籍裝幀不僅大大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也落後於我國原有水平。”會議呼籲：“要從文化專製主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要創造出能反映我國現代水平的書籍裝幀藝術，還必須大力培養和使用書籍裝幀的專門人才，並要求印刷技術條件和裝幀材料生產供應的配合”。這次會議在書籍裝幀設計界具有重要的意義，給書籍裝幀事業的發展開辟了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