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物圖書的出版
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學者們對古代遺址、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西漢景帝時，魯恭王劉餘打破曲阜孔子住宅壁，發現了秦以前用古文字書寫的《尚書》、《禮》、《論語》、《孝經》等經書，即孔壁古文，世稱古文經。西晉武帝時，在汲郡（今河南汲縣）一個被盜掘的戰國魏王大墓中，發現竹書數十車，使埋藏五百多年的《紀年》、《周書》、《穆天子傳》等十幾種先秦佚書重見天日。唐初，在天興（今陝西寶雞）發現秦始皇統一中國前的秦國石刻——石鼓文。從而引起持續至近現代的對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籀文的研究熱。上述古遺物的發現與研究，都具有考古萌芽的性質。而這些古遺物的本身，也就是文物的一種。到了宋代，具有學術係統性的考古學科——金石學開始形成；一批考古研究著作相繼問世，僅現存的就多達20餘種。其中如呂大臨的《考古圖》、宋徽宗敕撰王黼編纂的《宣和博古圖》和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合編的《金石錄》，都是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資料價值的代表作。到了清代，金石學的發展達到鼎盛時期，形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據容媛所輯《金石書錄目》統計，從乾隆時期起，在以後約二百年間，共刊印金石學著作700餘種，其中如乾隆敕纂、梁詩正等編纂的《西清古鑒》、王昶編纂的《金石萃編》、馮雲鵬、馮雲鵷兄弟合編的《金石索》等，都是清代有較大影響的金石學圖書。但是所有上述考古發現、研究以至著述活動，都還不具有近代科學考古的性質。
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工作始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派學者李濟、董作賓等人，開始對安陽殷墟進行調查發掘。這是中國學術機構獨立進行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是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的重要標誌。它把中國的信史提前到了三千多年以前。這種科學的考古發掘工作和對所獲考古資料的科學整理，則是近代考古圖書出版的前提。
近代考古圖書主要有考古調查發掘報告（以下簡稱考古報告）和考古學論著兩大類。舊中國的考古發掘工作，在地域上幾乎僅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下遊地區；在時間上則主要限於史前時期，曆史時期的除安陽殷墟外，幾乎是一片空白。正因為如此，所以反映這方麵成果的考古報告和考古學論著也屈指可數。盡管如此，那個時期的考古工作畢竟取得了重大收獲，所出版的考古學圖書也甚有價值。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出版的考古學圖書，屬於考古報告的，主要有李濟的《西陰村史前遺存》、裴文中的《周口店洞穴層采掘記》、梁思永等的《城子崖》、施更昕的《良渚》、蘇秉琦的《鬥雞台溝東區墓葬》、黃文弼的《羅布淖爾考古記》。此外，還有曆史語言研究所以刊物形式編纂的《安陽發掘報告》（4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等。屬於考古學論著的，主要有尹達的《中國原始社會》，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和“古為今用”方針指導下，中國考古學和考古學圖書的出版進入全麵發展的新時期。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簡稱“中科院考古所”）夏鼐、郭寶鈞、蘇秉琦等人在河南輝縣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隨後，寫成《輝縣發掘報告》，於一九五六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考古報告。
此後三十多年來，考古調查發掘研究活動有了大規模發展，在地域上，遍及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考古時期上，已經上推到早於北京人的元謀人和藍田人，下延到明代。以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為例，新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見於發表的達七八千處之多，分布於全國各地。其中經過科學發掘的有400多處。借助於這些考古資料，基本上可以展示出中國大地上彼此有區別又有聯係的各種新石器文化及其時間序列。再以墓葬為例，新石器時代和先秦不計，各地已發掘上自秦漢下迄明清的墓葬數以萬計。為了保存、積累和傳播新中國考古事業所取得的成果，並進一步促進考古事業的發展，五十年代初期，中國科學院就委托科學出版社編輯出版考古調查報告係列書刊；一九五七年初，正式成立了專門出版文物與考古書刊的國家出版機構——文物出版社，同時建立了隸屬於該社的印刷廠。從此，中國文物與考古圖書的出版數量迅速增加，質量日益提高，至一九八八年，共出版考古圖書約計900餘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考古發掘工作並未完全中斷，仍然出版了諸如《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等重要的考古資料和文物圖錄。“文化大革命”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下，文物出版社加強了編輯出版力量，擴大了選題和出書範圍，增加了出書品種，注意提高質量，並逐步開展了對外合作出版業務。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出版具有本地區特色的考古與文物圖書、名勝古跡畫冊等。以上所有這許多出版物，體現了提高和普及兼顧的方針。因此，它們的讀者除考古、文物、博物館、曆史研究和教學等方麵的專業工作者，還有許多文史、美術、旅遊等業餘愛好者；而且在海外也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
現將近四十年來出版的一部分考古報告和考古學論著按出版時間的順序分別作一簡要介紹。
一、考古報告的出版
考古報告係指借助於文字、圖、表、數據和其它符號，翔實而科學地報道經過科學調查發掘、係統整理和初步研究的考古資料。考古資料的整理通常需要較長的過程，因此考古報告的出版往往滯後於考古發掘數年，以至更長的時間。近四十年裏較大規模的田野考古調查發掘達數百項，但截至一九八八年，已經整理出版的考古報告才不過60餘種，其中“文化大革命”以後十一年間出版的約占一半。下麵列敘的是有代表性的著作。
一是關於舊石器時代的：裴文中等合著的《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揭示了分布在山西境內的更新世晚期的人類祖先的古老文化。賈蘭坡、王健合著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遺址》揭示了一百幾十萬年前人類祖先的文化，這是迄今所知中國華北地區最古老的文化。李賢炎、文本亨合編的《觀音洞》，為研究中國更新世早期的南方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遼寧省、本溪市兩博物館合編的《廟後山》，證明了遼闊的東北地區存在過與北京人同時期的早期人類活動。
二是關於新石器時代的：中科院考古所等編的《西安半坡》，半坡博物館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合編的《薑寨》，展示了五六千年前分布在黃河中遊關中一帶的仰韶文化。中科院考古所編著的《京山屈家嶺》，揭示了分布在長江中遊漢水流域地區的一種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都有密切聯係的古文化。山東省文管處等合編的《大汶口》，揭示了分布在魯南、蘇北一帶介於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一種自成體係的大汶口文化。青海省文管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簡稱社科院考古所）合編的《青海柳灣》，發表了1500座墓葬的發掘資料，有助於全麵地研究甘肅、青海地區原始先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等合編的《昌都卡若》，展示了在西藏昌都縣卡若村發現的一種考古學文化——卡若文化，為研究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原始先民的文化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上述出版物反映了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文化，並非源於一個中心，而是由若幹個中心交互影響、滲透而形成多元一統的發展格局。
三是關於商代的：《鄭州二裏岡》和《槁城台西商代遺址》兩書，分別介紹了商代前期和中期的文化遺存。《殷墟婦好墓》，則介紹了商代後期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的墓葬發掘資料。《殷墟發掘報告》，詳述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發掘安陽殷墟遺址所獲有關殷墟的範圍、布局、文化發展序列、墓葬分期、陶器分期，以及鑄銅、製骨工藝等全部考古資料。
四是關於西周的：《上村嶺虢國墓地》，介紹了位於三門峽市上村嶺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國貴族墓葬。《灃西發掘報告》，介紹了陝西長安縣灃河西岸從仰韶文化遺址到西周、東周和戰國遺址的考古資料。山東省文物考古所等合編的《曲阜魯國故城》，介紹了對曲阜魯國故城進行係統勘察的成果。此外，文物出版社還規劃出版3種專門介紹西周的考古報告。其中《寶雞國墓地》已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琉璃河燕國墓地》和《周原》，都已落實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