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的出版
哲學著作和社會科學著作原是圖書的兩大部類，社會科學著作又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曆史等門類。為了易於概括、便於敘述起見，本書采取出版界的一種習慣做法，即把性質比較接近、關聯比較密切的這兩門學科集合在一起統稱為“哲學社會科學”，而把原屬社會科學領域，但又可自成體係而別具特點的學科，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學藝術”、“文化教育”等類著作，另列專章敘述。
中國曆代可以歸屬為哲學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可說是汗牛充棟，難以計數。這一類書籍在中國十分豐厚的民族文化遺產中居於重要地位。但是如果作為嚴格的近現代含義的科學著作，那麼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在中國還隻有數十年的曆史。從本世紀一十年代中期新文化運動興起，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的十多年中，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國知識界學習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人越來越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一批革命的和進步的知識分子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開始用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的思想意識、社會形態和中國革命問題。從而，一方麵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和其它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另方麵中國學者自己也撰寫並出版了不少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從中共最早建立的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到三十年代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世界知識社等進步書店，都相繼出版了一批批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撰寫的哲學、政治、法律、經濟、軍事、外交、國際關係、曆史等社會科學書籍。這一時期出版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的總數雖然無法統計，但從下麵兩項單獨的數字仍然可以窺見一斑。一項是一九二九年翻譯出版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有150多種（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些著作），其中經濟學書籍占絕大多數，其次是唯物辯證法以及思想史、革命史、經濟史一類的書，還有研究蘇聯和關於帝國主義的政治書籍。另一項是從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國民黨反動政府曾以“宣傳共產、赤化”、“鼓吹階級革命”、“提倡階級鬥爭”、“煽動農工暴動”、“詆毀本黨政府”等為理由，幾次密令查禁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共達500餘種之多，可見當時出版的這類書籍的實際種數遠不止這些。
抗日戰爭時期，在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和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區內的上海、武漢、重慶等城市，陸續出版了相當數量的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除大部分是配合抗戰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時事政論的小冊子外，還有一定數量的學術著作，總計約有600多種。雖然，國民黨政府在幾次反共高潮中曾以“觸犯審查標準”為由，予以查禁或勒令暫停發行，妄圖消除這些讀物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但是一些深受讀者喜愛的書籍，不僅屢禁不絕，卻更是不脛而走。至於國民黨政府把持下的出版機構，如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拔提書店、青年書店等，雖然也出版了一些如《中國之命運》、《唯生史觀》、《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等進行反動宣傳的政治、哲學等書籍，但因充滿了反共反人民的陳詞濫調，很少有讀者問津。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解放區的不斷擴大，革命出版工作的發展，以及國統區內進步出版工作者的艱苦努力，幾年中出版了一批哲學社會科學的新書（其中有些是再版重印）。由新華書店、解放社、生活、新知等書店出版的這些書籍中，著譯者們發表了宣傳中國革命、觀察中國與世界各種問題的新思想、新理論、新見解，在文化戰線上為爭取和迎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無產階級政黨成為領導國家的核心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指導各項事業的理論基礎，這一切，都為這門具有鮮明階級性、黨性、革命性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充分發展的良好條件，因而獲得了重大的成績。這是主要方麵。然而另一方麵，四十年中，這兩類著作的出版，同樣未能擺脫整個出版事業曲折前進的曆程。現分四個時期概述於下。
第一個時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仍用解放社和新華書店的名義出版了一些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隨後人民出版事業迅速走上正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創辦，綜合性的地方人民出版社和工人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的相繼成立，以及人民教育、世界知識、法律、財政經濟等專業出版社的建立，為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設置了相應的專門機構，配備了較多的編輯出版力量。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思想戰線上首要的任務是對全體人民進行馬列主義教育，樹立新觀點新思想，改造舊觀念舊思想。因此頭幾年出版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書籍，主要是配合理論學習、介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知識，宣傳時事政治、政策法令以及進行形勢教育等，大都是些普及性的讀物。至於學術性、研究性的著作，除了翻譯出版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著作外，僅出版了國內學者撰寫的少量中國哲學史、曆史等方麵著作。據統計，以民主改革勝利完成的一九五二年來說，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包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包括通俗讀物）共出版了1377種（含重印），印數9100萬冊，占全國出版圖書總種數的10%，總印數的11.6%。一九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為配合進行經濟建設，關於經濟知識和理論方麵的書籍有所增加，同時關於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有關政權建設、國際時事、政策法令的政治讀物仍占相當比重，翻譯的和中國學者著述的學術性著作也都有增長。此後隨著經濟建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一九五六年，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種數增至3727種，印數達2.58億冊，各占全國出版圖書總種數的13%，總印數的14%。
第二個時期：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
正當出版事業正常發展的時候，一九五七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至夏季轉入反右派鬥爭，後來出現了擴大化的失誤，傷害了一大批學者、專家，出版界也蒙受其害。這一年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種數略有下降（3669種）。一九五八年，由於“左”傾思想抬頭，“大躍進”的狂熱，出版了不少靠剪刀漿糊拚湊而成、內容又是助長“共產風”、“浮誇風”的小冊子。可劃歸哲學社會科學類的書籍雖也多達5987種，印數高達3.79億冊，但圖書品種單調，大部分質量很差，實質上是一種虛假的繁榮景象。接著是“反右傾”，部分著作受到批判。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陷入三年困難時期，出版工作進行大調整，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出版種數從頭兩年的3800餘種下降到1287種，比第一個五年計劃開頭的一九五二年還少90種。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得到恢複，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回升到1600多種，以後又逐年上升，到一九六五年達2042種，大約又相當於全國出版圖書總種數的10%。
第三個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
一九六六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暴風驟雨，使已經恢複生機的出版事業遭受嚴重摧殘，除了部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政治讀物、少量曆史讀物外，哲學社會科學的其它種類著作幾乎全部停止出版。一九六六年，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出版種數下降到1545種；一九六七年繼續下降到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最低點：1129種，卻占了全國圖書出版總種數的38.3%。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頭幾年，林彪反革命集團鼓吹“百分之九十九學習毛主席著作”，大量哲學社會科學書籍被誣指為“封、資、修大毒草”而被打入冷宮。那時能準許出版的書籍，除各種形式和開本的毛澤東著作外，每年隻維持在900多種，而其內容大多是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及大批判文章的大雜燴而已。從一九七一年林彪一夥自取滅亡之後到一九七六年期間，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繼而刮起“批林批孔”、“批《水滸》”、“批儒評法”以及所謂“批鄧”等一陣陣陰風，利用出版陣地大造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輿論。他們拋出的所謂大批判文章，盡是些篡改和歪曲馬列主義、充滿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謊言謬論，毫無價值可言。其間雖翻譯出版了少量學術著作，但品種少，門類窄，部分內容較陳舊。例如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兩年，每年雖出書2000多種（包括馬列著作），但能保存下來的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卻屈指可數。
第四個時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九年
粉碎“四人幫”後，出版事業進行了整頓和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歸並、撤銷的出版社紛紛恢複或重建，開始重新出書。但因極左思潮沒有清算，兩個反革命“估計”還沒有徹底推翻，仍然壓抑了出版人員的積極性，因此頭幾年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種數還略有下降：一九七六年為2300種，一九七七年為2057種，一九七八年為1736種。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思想路線的端正，曆次政治運動中冤假錯案的糾正，知識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實，政治局麵的安定團結，全黨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以及經濟體製改革的開展，對外實行開放政策等，人們的思想得到進一步解放，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重新發展起來。加之幾年來又陸續新建了一批承擔出版各種人文科學書籍的出版社，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新華出版社、企業管理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知識出版社、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教育科學出版社、中國商業出版社等等，因此出書範圍日益擴大，品種日趨豐富。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又增添了不少新的門類，諸如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才學、管理學、未來學等等，並不斷有新書出版。據統計（包括重版書），一九七九年為1625種，一九八○年出版了2091種，一九八四年增至4000餘種，一九八六年又增至6500餘種，一九八八年達1.1033萬種，一九八九年略有下降，為9829種。不僅出書數量大幅度穩步增長，相當一部分著作的水平和印製質量也有很大程度提高，裝幀設計更有好多創新，除了學術著作外，通俗理論讀物也有較快發展，成套的“叢書”和係列、大型的書籍不斷問世，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出版界呈現了前所未有的一派興旺的昌盛局麵。
新中國哲學著作的出版，經曆了一個曲折而複雜的過程。回顧四十年的情況，大致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一九四九年至五十年代中期。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教育時期，出版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啟蒙教育讀物，絕大多數是篇幅不大的小冊子，由於針對性強，深入淺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有些哲學書籍，包括學術著作和普及讀物中的某些內容，也受到蘇聯教條主義的影響。
第二階段為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較深入發展的時期，一九五六年中共“雙百”方針的提出，一九五七年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極大地推動了哲學研究工作的發展，哲學著作的出版因而也呈現活躍的局麵。但六十年代前期對楊獻珍“合二而一”的錯誤批判，影響了哲學著作的正常出版。總的來看，那幾年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哲學史和思想史、古典哲學以及一般哲學問題等方麵，每年都出了不少種書。
第三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是哲學發展停滯、倒退的時期，哲學著作除出版了幾種適應當時政治需要的書籍，幾乎沒有什麼有價值的讀物問世，充斥於報刊的無非是所謂“評法批儒”那一套“四人幫”用來篡權的荒謬輿論。
第四個階段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到一九八九年。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新生的十一年，也是哲學界在反思的基礎上重新開拓前進的新時期。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也端正了中國的學術航向。哲學研究領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從而哲學新著也不斷問世，可以說，這十一年是哲學書籍出版狀況比以前都好的時期。
下麵就按哲學的學科分支門類介紹它們的出版簡況。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在新中國出版的哲學著作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傳播最廣和出書數量最多的一個門類。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在中國傳播，但一般隻局限在部分先進知識分子中間。新中國成立後，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中國的指導地位，是從學習社會發展史開始的。一九五○年六月由解放社出版的艾思奇寫的《曆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新訂本，成為在廣大幹部、群眾中普及唯物史觀、推動思想改造的一本重要讀物。當時出版的艾思奇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的信》、莫乃群的《曆史唯物論淺說》以及蘇聯教科書《曆史唯物論》（米丁著，沈誌遠譯）等，都是比較好的學習輔導材料。一九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五二年四月，《人民日報》先後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哲學名著《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哲學界和整個思想文化戰線以及幹部群眾中興起了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自我教育的熱潮。為配合“兩論”的學習而出版的著作，首先應提到李達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均為三聯版），以及李琪的《〈實踐論〉解釋》和《〈矛盾論〉淺說》（均為中國青年版）等通俗哲學讀物。這些讀物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