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言傳身教的效應
告訴孩子怎樣做對，怎樣做不對，循循善誘，諄諄教誨，這就是言傳。以身作則，用自己的行為影響孩子，這就是身教。可以說，每個父母不管你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你都在對自己的子女進行言傳身教，都在強烈地影響著子女的成長。
曾子（前505-前436）是春秋末魯國的一位學者。他精通孝道，提倡忠恕，並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被譽為"宗聖"。著有《孝經》、《大學》流傳於後世。
他孝敬父母，更懂得為父之道。他強調做人要忠誠老實，嚴於律己，並用這個原則對待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一天，曾子的妻子要上街。他的小兒子拉著她的衣襟，又哭又鬧，也要跟著去。曾子的妻子被鬧得沒辦法，就對孩子說：
"好孩子，你留在家裏，媽媽回來殺豬給你吃。"
孩子終於留在家裏。
一會兒，妻子從街上回來了。曾子拿著早已準備好的捆豬的繩子和殺豬用的尖刀，正要動手殺豬。這時，他的妻子趕忙跑上前去，製止他說：
"我剛才是和孩子說著玩的，哪能真的要殺豬呀！"
曾子認真地說："孩子是不能欺騙的。今天你說話不算數，騙了孩子，明天孩子就會說假話，糊弄你。再說，母親騙了孩子，孩子覺得母親的話不可靠，以後再對他進行教育，他就不聽了。這樣做，對孩子是沒有好處的。"
結果，曾子說服了妻子，終於把豬殺了。
孩子的目光就像永不休息的雷達一樣，一直在注視著您。
歐陽修（1007-1072）是北宋有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4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是跟著一直守寡的母親長大的。
歐陽修的父親當過地方官，為人正直、好客。他在世的時候，家中門庭若市，經濟也寬裕。他去世後，家境逐步貧寒，後來，竟到了"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地步。孤兒寡母在這樣的境況下生活，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歐陽修的母親是一個意誌堅強的人。她家窮誌不窮，靠自己辛勤勞動，一心養兒長大。歐陽修五六歲了，他母親就教他讀書識字，教他做人的道理。沒錢買紙筆，就用蘆杆代替，把沙鋪在地上當紙，一筆一畫教歐陽修寫字。
一年大一年的歐陽修逐漸懂事了。他很體諒母親，一邊讀書，一邊盡力分擔家務。歐陽修盡管已經懂事了，但他不明白母親怎麼有那麼大的決心和力量來撫養自己。
一次，歐陽修問起了這件事。母親深情地說："你父親死後，我能守寡撫孤，是因為我了解你父親的品德高尚。我愛他，也愛你，我決心把你培養成像你父親那樣的人。為了你，再大的苦我也能吃。"之後，她對歐陽修又講起了自己的身世和歐陽修父親的為人。
"我嫁到歐陽家的時候，你奶奶已經去世了。可是，我從你父親對你奶奶的紀念中，知道他是個很孝敬長輩的好人。你父親在家尊敬長輩，在外當官的時候，對公事嚴肅認真，從不馬虎。他白天辦公，晚上還要看公文和案件材料，往往熬到深更半夜。對於死刑的材料，總是反複調查、核實。他常說，人命關天，馬虎不得。後來由於勞累過度，積勞成疾，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對我說：'我不能看孩子長大了，希望你今後把我的話告訴孩子：人不要貪財圖利，生活上不要過分追求，要孝敬長輩，要有一顆善良的心。'這是你父親的遺言，望你好好勉勵自己。"
歐陽修聽到這裏，抽泣著對母親表示："我一定繼承父親的遺誌，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
後來，歐陽修做了官，任參知政事。慶曆三年，他因積極支持範仲淹、維持新法被貶職。歐陽修的母親說："為正義被貶職，不能說不光彩。我們家過慣了貧寒的生活，你思想上隻要沒有負擔，精神不衰，我就高興。"
把美德、善行推介給你的孩子們；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的隻有它，而不是財富——這是我的經驗之談。
教育孩子的實質在於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則是父母影響孩子的最有力的方法。
北宋時期的開明知府包拯（999-1062），為了教育子女專門寫了《家訓》刻在石碑上，豎在堂屋的東壁，以戒後世子孫。碑文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
包拯為何立這樣的碑文以警後世？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天，包拯去陳州災區放糧，災民紛紛來告他親任包勉的狀。原來，包勉做沙縣知縣時，侵吞救災糧款，逼死人命。雖然因此而罷了他的官，但百姓仍不服，又把狀紙告到了包拯手裏。
包拯見此民眾氣氛，大怒，把包勉拿來問罪。包勉在事實麵前沒有抵賴，但他請求看在母親麵上，讓包拯饒他一次。他並且表示，決心今後不再欺壓百姓，胡作非為了。
包勉提出看在母親的麵上是有原因的。
包拯生下之後，他父親因他皮膚太黑，把他當做怪物拋棄了，是他大哥撿他回來的。這時大嫂王鳳英生下包勉才個把月，同時帶兩個孩子，不僅精力照顧不過來，奶也不夠吃。為了養活包拯，王鳳英忍痛將自己的兒子寄養到別處，撫養包拯到7歲。所以包拯喊大嫂叫"嫂娘"。
包勉以為一提看到母親麵上，包拯就會心軟。可是包拯心想：賽如親娘的嫂嫂一貫教自己做官要清正，替老百姓幹好事，我要是顧念私情有意包庇，這不符合她的心願。隻要我給她養老送終，嫂娘是不會怪罪的。
沒想到，包勉的母親聽到兒子要被治罪了，一時想不開，痛苦不已。她找到包拯，想求個情。包拯懇切地說："嫂娘，侄子有罪，應當與民同治。如若治了罪，就是出於公心；如若不治罪，就是詢私包庇。嫂娘一向正直，並且一再教我為官清廉，如果包庇了侄子，叫我以後如何公正地為百姓做事呢？"嫂娘聽了，覺得包拯的話在理，便擦了擦淚說："人家都稱你'包青天'，這是咱家的光榮，你就按法律處置吧。"
於是，包拯立即根據法律，用鍘刀將侄子包勉鍘了。
包拯從侄子身上得到深刻的教訓，對自己的後代更加注意嚴格教育了。所以他特意為子女們立下了那刻在石碑上的《家訓》。
教育是民族最大的生活原則，是一切社會裏把惡的數量減少，把善的數量增加的惟一手段。
可以忠告，可以勸導，有時還可以譴責，但是應當格外當心，要把他們的動機表示明白，要確切地表明他動機的根據是嚴父般的慈愛……
七百年前，南宋有個姓劉的太尉，叫劉子真。他"清身潔己，行無瑕玷"，幾十年如一日。
一次，他有事去找以奢侈糜爛著稱的石崇。上廁所時，見裏麵裝飾得富麗堂皇，使人眼花繚亂，還有兩個婢女在廁所裏手捧香囊侍立。見這情景，他立刻退了出來，以戲弄的口氣對石崇說："真對不起，我錯走到你的內室去了。"
石崇洋洋自得地回答說："沒錯，那正是我的廁所呀。"
"貧士不願上這樣豪華的廁所。"說罷，便走到另外的廁所去了。
劉子真有個兒子叫劉夏，在一個村鎮上當個小官。按說父親的品行他是看得見的，但他"不學無術"，整天郎郎當當，後因貪汙受賄而受製裁。劉子真也因此受株連被罷官。
兒子犯罪，老子罷官，劉子真有點想不通。他想："我自己站得正，行得直，又沒有叫兒子去幹壞事，為什麼要牽連我呢？"
有位好心的同事對他說："當然吵，你是個出名的好人。兒子犯罪，罷你的官是不大合理。可是，你為什麼不早教育你的孩子像你一樣廉潔清直、品行端正呢？"
劉子真聽了，不解地說："我吃住在家，與他朝夕相處，難道我的所作所為，兒子看不見嗎？我品行端正，是我自己這樣做的，不是祖上叫我這樣做的，難道他的行為，非要我說教不成？"
那位同事聽了，認真地說："原來，你這樣的老子隻注意自己的品行，卻不去好好啟發教育孩子，你錯就錯在隻注重身教，而不注重言傳。言傳身教是不能偏廢的啊！"
劉子真聽後默默地點了點頭。
現今的父母教育孩子就是締造祖國未來的曆史，因而也是締造世界的曆史。
教育的藝術在於：經常給孩子提出力所能及的任務，並且巧作安排，使得他願意幹，有興趣，高興地去完成大人的委托，使他感到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徐光啟（1562-1663）的父親徐思誠，是商人出身，因為被盜而破產，之後以農為生。
光啟是徐思誠的獨生子。小時雖淘氣，倒也惹人喜愛。徐思誠一心供他好好讀書，將來做個大官，好為徐家爭光。
一天，徐光啟伏在桌上寫一篇作文。老師出的題目是《民莫敢不敬》。這是論語中的半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老百姓對統治者不敢不敬。光啟總覺得這句話不對，所以他寫不下去，便溜到後園裏去了。
正在織布的母親見光啟不在書案讀書，就叫女兒出去找。徐思誠聽說兒子不好好讀書，心裏很生氣。當他發現光啟蹲在棉花地裏全神貫注地觀察棉花株上一根橫生出來的枝條時，沒有立即去喊他。但當他發現光啟一伸手把那株棉花尖頂上的嫩芽摘斷時，不由地喊道："光啟，你過來。"
徐光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急忙走過來，恭敬地站在父親麵前，垂下兩手問道："什麼事，父親。"
"什麼事，你為什麼不在家好好讀書，出來亂折我的棉花。"父親生氣地說。
徐光啟一聽不覺好笑，說："父親，你誤會了。現在快到立秋，新枝上是結不出蕾鈴的，棉花已經兩尺多高了，如果再讓它往上分枝生長，隻是浪費養分。如果把它頂上的'衝天心'摘去，省下來的養分就可以供給下麵快成熟的蕾鈴，這樣，收獲才多哩。"
徐思誠覺得似乎有理，但又懷疑摘去"衝天心"會損傷棉花，便疑惑不解地說："要是弄死了，我不饒你。"
"我是向阿康伯學來的。阿康伯種的棉花去年比我家的收成多。我去問他，是他告訴我摘'衝天心'的。"徐光啟向父親解釋說。
商人出身的徐思誠，自己感到種棉花沒有經驗，聽了兒子的這番話，覺得可信。他本來想多批評兒子幾句，維持老人的尊嚴，可又一想，自己明明錯了，為什麼還要堅持自己的錯誤呢？在孩子麵前堅持自己的錯誤，不但會損傷孩子的自尊心，還會使他將來也會堅持自己的錯誤，甚至學會狡辯。認錯，也是一種教育。於是，父親徐思誠當著兒子的麵，檢討了自己的不對，並學著兒子的方法，也摘起"衝天心"來。
父親看到兒子對農業有了興趣，經常讓他到田園裏幫助種莊稼，使他學會了不少新的農業技術。
後來，徐光啟通過刻苦求學和農業實踐終於成為一名科學家。他寫的《農政全書》六十卷，"雜采眾家，兼出獨見"，成為明代農業百科全書。
為了孩子，您完全應該懂得一點兒電子學，懂得一點聲音重發係統和當代文學知識。即使不精通現代詩的韻律，也知道韻律是怎麼回事，不要單靠回憶往事來維持自己的威信……
作家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是個滿族人。他的父親是清朝皇宮的一名護軍，在八國聯軍侵略北京時不幸陣亡。當時，老舍隻有一歲半，是母親一人把他從小帶大的。
老舍先生的母親是一位勤勞的婦女，她愛幹淨，桌麵上從不留有灰塵，櫃門總是擦得清潔明亮。她常常叫年幼的老舍幹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母親要澆花了，他就去取水；母親掃完地了，他就去撮土。慢慢地養成了他愛清潔、愛整齊的好習慣。乃至成名以後的老舍仍然保持著自己收拾屋子、取水澆花的習慣。而且他的每篇作品也從不潦草敷衍，總是整齊地書寫清楚。
老舍好客，待人極端熱情，有求必應。這些性格，也是母親傳給他的。
他的母親會給嬰兒洗澡，會刮痧，會給孩子剃頭，會給小媳婦們絞臉，凡是她能做到的，都盡力去做。客人來了，不管手頭經濟多麼桔據，也要設法弄點東西去款待。誰家有事要幫忙，她總是跑在最前頭。
他的母親要強、豪爽、硬朗。在兵荒馬亂之中，在刺刀下，在饑荒裏，她挺身而出，為保護自己的兒女而承受一切艱難困苦。他也最肯吃虧，從不跟別人吵架。
老舍繼承了他母親的性格。
在重慶的時候，他的生活相當清貧，但是老友相逢，賣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館，盛情款待。
1938年，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時，沒有地方，老舍出麵去借；沒有錢，老舍出麵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麵作保向國民黨政府要人，千方百計進行營救。
老舍說："我對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當作當然的。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則，什麼事都可將就，但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麵。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
母親的影響和樸素的教育，給老舍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在記念母親時曾這樣說道：
"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曆過起碼有百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每個家長既為己育兒，又為國教子；既當子女楷模，又為別的孩子作表率。這種社會性熏陶感染少年兒童的表率作用，是任何物質東西都代替不了的。
1919年12月15日，法國郵輪"央脫來蓬"號從上海楊樹浦碼頭起航。第二天，報紙上登載新聞說："乘斯船出發之留法勤工儉學生有30餘人，均乘四等艙位，內有湖南女生葛健豪、蔡暢、向警予……"
葛健豪（1865-1944）是革命先驅蔡和森和蔡暢同誌的媽媽，當時已經50多歲。她這樣大的年紀，居然還攜兒女到法國勤工儉學，不能不說是一件新聞。
葛健豪一貫支持子女好學上進的要求。蔡和森從小就酷愛學習。13歲那年，他到醬園當學徒。一次，因為看書被店老板發現，挨了打，他憤然離店回家。他的父親是個商人，脾氣有點古怪。他見蔡和森回家很生氣，舉著旱煙袋要打蔡和森。媽媽卻護著兒子，勸丈夫說："這孩子不是塊做生意的材料，便要他去做也做不好。你自己做生意，結果還不是越做越倒黴，何必叫孩子走這條路呢？"結果，她讓孩子上學，為蔡和森爭得了求學的機會。
葛健豪媽媽支持男孩子上學，也支持女孩子上學。當時，別的人家都把女孩關在房內，烙守著"娘家做女，莫出閨門"的古訓，而她卻讓兩個女孩子到外麵跟男孩子一塊兒玩；人家的女孩幾歲就要纏腳，她卻硬頂著，不這樣做。
1913年，她的丈夫為了五百塊銀洋的"聘禮"，竟許諾將13歲的女兒蔡暢嫁給一個財主做媳婦，這引起了葛健豪的氣憤。她不顧丈夫持刀殺人的威脅，毅然決定帶著蔡和森、蔡暢和已經結婚喪夫的大女兒蔡慶熙，一起到長沙求學。這時葛健豪已經年近半百了。她投考的是湖南女子教育養習所，學校當局見她年紀太大了，不肯讓她報名。他要蔡和森為她起草了狀紙，到縣衙門去評理。縣官聽了她的申訴，批了"奇誌可嘉"四個字，被破格錄取。她的這些舉動，給兒女們留下了很深的影響。
為了追求真理，讓兒女成為棟梁之材，1919年12月，葛健豪攜兒子蔡和森、女兒蔡暢和兒媳向警予去法國勤工儉學，這對蔡氏兄妹是個極大的鼓勵和鞭策。到了法國以後，蔡和森因身體不好，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媽媽葛健豪一麵在蒙達尼女子學校求學，一麵從事刺繡，幫助子女安排生活，使蔡和森得以專心致誌地"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半年多的時間裏，他譯出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