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顧委九老的故事（下）
曆史人物鉤沉
作者：黎虹
（接上期）
蕭克談他創作《浴血羅霄》的前前後後
1988年8月，中壩委常委蕭克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匈牙利訪問。代表團成員一共有五人，分別是：蕭克、蹇先佛（蕭克的夫人）、雍文濤、於民濤和我。出發前，蕭克送了我一本剛出版的他寫的長篇小說《浴血羅霄》，在為期半個多月的朝夕相處中，《浴血羅霄》始終是我們的話題之一。
“搞文學創作挺難的吧，你是怎樣寫成這部小說的？”我問。他答：“搞文學創作是很難，尤其對我這個隻讀過‘簡易師範’、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來說，就更難，戰爭年代，利用戰鬥的空隙進行創作，就更難上加難。那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搞軍隊建設、政權建設和群眾工作，還要反‘圍剿’、反‘掃蕩’，連續打仗，所以白天根本沒有時間寫，隻能利用夜晚的時間寫。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完成了初稿。”
我聽後很受感動，接著問他：“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寫作，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你完成這部小說的呢？”
他說：“1935年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蘇區代表會議，提出要準備抗日。會後，我返回在甘肅黃原的三十一軍軍部。一路上，放眼黃土高原，感慨萬千。我覺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規模宏大激烈，情況複雜尖銳，在中國戰爭史上，乃至世界戰爭史上都是不多見的。我想，如果我能把這些東西都記錄下來，對於鼓舞人們的革命鬥誌，激勵後代創造美好的未來，都會是有益的。就是源於這種動力，從那時開始，我就動筆寫了。”
“那為什麼這麼好的一部小說要在幾十年後才出版呢？”我又問。
他說有兩個原因。“一是初稿完成後，我自己覺得太粗糙，拿不出手，還需要加工。可是那時戰爭不斷，解放後又是抗美援朝，形勢緊張，顧不上反複修改；二是解放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特別是1958年掀起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我受到了錯誤的批判，我的這部書稿就成了‘大毒草’。盡管我說那隻是初稿，而批判者卻認為‘初稿才最真實地反映你的靈魂’。在‘文化大革命’中，盡管我這個人和我的小說已經是‘死老虎’了，但還是在劫難逃。直到退居二線以後，我才能靜下心來修改我的書稿。在修改過程中，我又得到了許多熱心同誌的幫助。正是在他們的幫助和督促下，經過多次修改，才算定稿了。”
陳再道的“三不”性格
陳再道上將曾擔任過縱隊司令員、大軍區司令員等職，是我軍屢建奇功的猛將。他在中顧委1984年整黨會上的一次發言，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跟我講過他的性格。說：“我這個人過於直率，太無心機，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合時宜。我最討厭那些曲裏拐彎、表裏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須拍馬之徒在我麵前從沒有得到過好臉色，打小報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頓臭罵。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吧！”
他還舉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說：“1967年二三月份我在北京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放了一炮。我說：‘什麼造反派，都他媽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風吹草動，這些狗雜種不投降台灣才見鬼呢！’黃永勝聽了我的話，瞪大了眼睛問我：‘陳再道，你喝醉了嗎？’謝富治也跳了起來說：‘這是反動言論，我要報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個手勢讓謝坐下。我說：‘這個就不勞您的大駕了，別人早做了，打小報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後，就對吳法憲說：‘對陳再道這個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沒辦法。江青在接見造反派時也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結果，在林彪、江青的操縱下，武漢發生了‘七二0’事件。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萬人遊行迎接我。‘打倒陳再道’的吼聲響遍了北京城，幾萬人衝到我住的賓館，多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把我藏到了八九層之間的電梯裏，才躲過了一場大難。真沒想到，當時我已是快60歲的人了，還玩了一回藏貓貓。緊接著，中央碰頭會召開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殘酷的批鬥。我說我隻有一個請求，那就是凡涉及到我的事，都來跟我單獨算賬，不要扯上別人。為此，我還挨了吳法憲一個耳光。在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搞武鬥，這是空前絕後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當了中央軍委顧問，吳法憲成了階下囚。在清算吳的罪行時，有人說他打了陳再道兩個耳光。我立即聲明說：‘是一個，一個就是一個。’在無窮無盡的批鬥中，我就認準了一個死理：決不糟蹋自己，決不喪失人格，決不牽扯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