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略談
多少年來，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一直有意無意地躲避著文學，文學在語文教育中一直背著罵名。“把語文課上成了文學課”——這是流行於語文教育界的貶義詞。語言（言語）學才似乎是語文教育的正統；“把語文課上成語言文字訓練課”的口號一直“廣泛深入人心”。五十年代語文教育的大討論，似乎是“語言”學派勝利了，八十年代的“語言文字訓練”浪潮盛極一時，至今仍然熱火朝天——這有對的和有效的一麵，實際也是“語言”學派占據上風。看看我們的教材，基本是以語言學的路數和體係編寫；聽聽我們的課，基本是以語言學的“招數”分析文學作品；翻翻我們試卷，基本是以大學語言學係的標準和方法來編擬試題。有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自建國以來，語言學界和語言學家對語文教育的幹預遠遠超過文學界和文學家的幹預。中小學語文教育基本是語言學理論一統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說，現代中國中小學語文教育基本理論，是奠定在語言學理論的根基上的，而這個理論又是十九世紀的靜態的語言學理論！
建國後，是經濟建設、富民強國、階級政治鬥爭之“用”。一切能立竿見影用於上述目標的部門、學科才能得到大發展，而遠離上述致用目標的部門和學科，則不能得到發展，或抑製其發展，或令其“異變”成純粹致用的部門、學科。相比而言，語言與文學，那個更有用呢？當然是語言，語言是交際之用，須臾難離，無論參加軍事鬥爭、政治鬥爭的人才，還是參加經濟建設的人才，語言對他們是最重要的。文學，則是消遣的，高雅的，無論於軍事鬥爭、政治鬥爭，還是於經濟建設，均無法直接致用。中小學的主要任務也是培養“急功近利”的社會“致用”人才，語言用得上，文學離得遠，似乎可有可無。而且，文學是致於人的“內在精神”，而語言則是致於人的“外在交際”，當然後者重於前者。所以，教材編選時輕視文學，即使選文學作品，也不是以審美的眼光選那種真正能夠陶冶人的精神和性情的以藝術取勝的篇章，而更多的是用“致用化”（尤其致現實政治之用）的眼光篩選過的、剪裁過的文學作品。對這些文學作品也仍然是用“語言學”的招數和方法來講析，（再加上用“興無滅資”的話語來闡釋其內容）。
其實，文學之於語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說，一切語言（言語）教學，離了“文學化”的教學方法，簡直寸步難行。高超的語文教育的藝術，完全是借助於文學的；基本的語文教育藝術，同樣是離不開文學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最能體現語言價值和語言真諦的，是文學；最能負載語言價值與語言真諦的，還是文學。一句“蒼黃的天底下，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這是語言學的，還是文學？讓孩子用“種”造句，孩子說“孫中山種了中華民國，毛澤東種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語言學，還是文學的？
魯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葉聖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讚成學文言。或者幹脆說，自五四後，一直到本世紀80年代，學文言一直受到整個社會主潮的阻扼。少學或不學文言，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因此，尤其建國後我們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或極少，或幹脆沒有。
為什麼反對學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1.文言中有許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資修”的名單中排頭號，與現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2.文言是僵死的東西，禁錮學生的思想與精神；3.文言在現代生活中已經不用。其實，這是十分膚淺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華。屈原、司馬遷、李白、蘇軾等先賢大師，以文言構築的詩文，那是輝煌燦爛的精神燈塔”，足以照徹千萬年，足以沐浴古今人。他們的靈魂，用“文言”“走過”的漫漫、璀璨的精神曆程，我們再通過“文言”，去“循跡走過”，對我們的精神就是一次次曆練。不斷地“走過”、不斷“曆練”，就是我們的精神“積澱”、就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記”與“精神傳承”！
文言與白話，是母子關係，根葉關係。白話絕大部分來源於文言，大部分雙音節詞是文言的附綴、演繹而來；絕大部分的鮮活的成語，源自文言典故。無母哪有子，無根哪有枝葉繁茂！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自建國以來，我國的整體的語言表達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趨勢，傳媒及文化人的語言表達失去典雅與古風，變得“淺白化”“粗俗化”，——這實際就是整個社會輕視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脈被切斷的惡果！
魯迅、郭沫若一代人反對文言，自有他們那代人的曆史文化背景。因為生在五四前，他們是在文言的“醬缸”中浸泡過的，他們的每個毛孔中都有文言的滋養；也就是說，他們的文言的根底，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奠定得異乎尋常的雄厚了，所以，他們無論怎樣反對文言，他們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養，是反對不掉的，他們的文言的或者說是文化的根底，是不會因此而變薄的。魯迅“‘先生之文，上窮遠古，旁及異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語，蒼然深邃，情致極焉’。魯迅讀過古書不少，從而‘知舊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於書卷氣雜以鬥士風采’。仔細閱讀魯迅的白話文，不難發現他筆下其實‘白’中處處有‘文’，可見文言真是白話的基礎。”（董橋）而我們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六十年代到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很少或根本沒有一點文言的根底的情況下，如果也跟著魯迅、郭沫若一代人的餘音，再去反對所謂的文言，不是頭腦發昏，就是瞎起哄！哄來哄去，“哄”掉的是幾代人的文化學養，“哄”斷的是民族的文化血脈，“哄”塌的是中華文化的精神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自五四後，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總體思路，就是四個字——“舉一反三”。什麼是“舉一反三”？就是每學期以“二三十篇文章”為“例子”，對例子進行非常“科學”細致地“拆解”、深入地“鑒賞”、精心地“把玩”、反複地“曆練”，以此來達到讓學生“循例”學會聽說讀寫、“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語言（言語）的目的。前麵師生對二三十篇“例子”文章的拆解、把玩、曆練，就是“舉一”，之後學生“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言語就是“反三”。“舉一”，講究求甚解、深解，不厭其深、不厭其細、不厭其透，一篇文章講它三四課時不在話下。“舉一”的目的在於“反三”，讓學生通過這個“例子”，看看怎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