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閑居非吾誌 甘心赴國憂(1 / 3)

——試論曹植建功立業思想的形成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古典魅力

作者:田景麗

曹植(公元192-232),三國魏詩人,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字子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穎慧,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深得寵信,曹操曾認為曹植是諸子中最可定大事者。曹操病逝後,曹丕繼魏王位,不久稱帝,曹丕病逝,其子曹睿繼位,仍對曹植嚴加防範和管製,太和七年(公元232年)底,曹植鬱悶發病而死,諡號“思”。

一、曹植詩歌建功立業思想的形成

作為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曹植一生不甘隻做詩人,追求“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1】,在手足之間的王位爭奪戰中,曹植趨於下風,但其現存詩歌卻以建功立業為主要基調,曹植建功立業思想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內在因素,更受其特殊時代背景和家族背景外部條件的深度影響。

(一)曹植建功立業思想形成的內在因素

一個人思想的形成往往與其生平遭際和個性特征有著密切的關係。曹植天姿聰穎,幼年時已顯露出過人的才華,十多歲便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2】,一生勤於著述,他曾自敘曰:“餘少而好賦”,“所著繁多”【3】。曹植卒後,明帝曹睿稱其“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4】。曹植的詩、賦和各體散文,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堪稱當時之冠。

十三歲前,曹植一直跟隨曹操過著動蕩的征戰生活,這種人生曆練勢必激發出其“憂國忘家,捐軀濟難”的雄心壯誌【5】。曹植既兼武略,又富文才,曹操對其曾極為喜愛,在建安十九年征伐孫權時,曹操曾命曹植留守鄴城;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又命曹植兵增樊城統帥,並數次動搖太子人選。曹衝死後,曹丕曹植兄弟之間爭位的矛盾日益尖銳。曹植雖然有著極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思想,但其性格“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6】,而曹丕則“禦之以術,矯情自飾”【6】。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為太子。黃初元年(公元213年)曹丕自立為帝,曹植聞後竟失聲痛哭,使曹丕極為憤怒,先召曹植於洛陽,令百官議罪,幸有太後庇護曹植而免於一死。黃初四年秋冬間,徙封雍丘,次年(應為黃初七年公元220年)五月,曹丕病卒。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誤傳明帝曹睿駕崩於前線長安,群臣要迎駕雍丘王曹植來繼承大位,這大大加劇了曹睿的戒心。太和三年十二月,又從雍丘徙封東阿。太和六年正月,曹植再次回到京師洛陽,提出要與曹睿單獨詳談,被拒絕。回陳後,深知自己終不被信任,於太和七年底鬱悶發病而死。

曹植性格奔逸外向,作風放達,喜交友,長言論,熱情而有欠深沉,放達而有失謹慎,善於表現卻失之浮誇,長於言詞而又短於任事。曹植一生在政治上無疑是個失敗者,作為一個滿懷激情的詩人卻難以成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這是其性格注定了命運的走向。而曹植本人卻深信自己能夠擔負起拯救國家危難的重任,功名卓著,成為亂世英雄。建立一番豐功偉業的思想在曹植身上比其它文人表現得更為突出,也更為強烈。

(二)曹植建功立業思想形成的家族影響和社會政治背景

曹氏家族的生活背景及建安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對曹植建功立業思想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曰:“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7】由此形成了建安文學關心民生疾苦、表達建功立業抱負等社會內容和慷慨悲涼、生機勃發的藝術風格。

就曹氏家族內部而言,其強大的社會政治地位以及對於文學事業的熱愛、推崇以及實踐,直接影響曹植建功立業思想的形成。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作為建安文學的主要統治者,對建安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曹操被稱為建安文學新局麵的開創者,據《三國誌》本傳載,曹操“禦軍三十餘年……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8】。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動蕩的社會現實以及民生疾苦,展現了其慷慨悲壯的雄心壯誌,極大地推動了同時期作家的文學創作活動;曹丕精於權術,又雅好文學;曹植更是文才卓越,冠於當世。曹氏家族憑借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羅文士,在曹氏父子周圍形成了一個“鄴下文學集團”,而曹植無疑是這一群體的核心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