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裏森《秀拉》和《最藍的眼睛》的啟示
外國文學研究
作者：曹 雲
文化身份問題是全球後殖民語境中文化研究的一個核心課題。身份認同就是回答：我是誰？對自我的認同是由承諾和自我確認所規定的，這樣的承諾和自我確認提供了一種框架和視界，在這種視界和框架中，我能夠在各種情境中嚐試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有價值的，我應該做的，或我反對和支持的。從存在的意義上說，文化身份認同對自我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認同度失敗意味著自我的破碎和精神根基的喪失。
身份認同與定位始終是困擾美國黑人女性的最大的問題。20世紀早期，貝爾·胡克斯指出黑人女性的“雙重不可見性”：在美國，沒有人能像女黑人那樣沒有社會存在與社會認同，當黑人被談論時，談論的焦點是男人，當女人被談論時，談論的焦點是女白人【1】。黑人女性不僅受到來自白人主流社會及其強勢文化的種族歧視和壓迫，在黑人世界裏，又受到黑人男性的壓迫。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黑人女性是弱勢中的弱者，無論白人男性、女性還是黑人男性，都在將自己的經驗作為標準而視黑人婦女的經驗為異端，因此黑人女性探索自我，發展自我的路程也就任重而道遠。
作為曆史上諾貝爾文學獎唯一的黑人女性得主，莫裏森在《最藍的眼睛》和《秀拉》中以獨特的視角，將黑人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曆納入到文學創作中，通過黑人曆史和黑人女性悲慘命運的再現，揭示黑人女性麵臨的身份認同的困境，讓讀者思考美國黑人女性如何擺脫種族和性別的雙重壓迫的陰霾，建構積極自主的種族文化身份這一現實問題。
第一，佩克拉：在白人文化中迷失的自我。《最藍的眼睛》講述的是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學的奚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的黑人小女孩佩克拉，懵懂地覺察到，自己所有的困境源於自己是個醜陋的黑女孩。因而她渴望通過改變自我獲得眾人的認可和歡欣。於是，她開始向上帝祈禱，企盼能生出一雙最藍的眼睛。最後她墮入了迷狂的幻覺狀態： 她覺得自己已經得到了一雙無與倫比的最藍的眼睛，日日與它竊竊私語。
作為美國社會底層的少數族裔，黑人總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受到白人文化的侵蝕，他們渴望從外到內都向白人靠近；而另一方麵，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注定他們處於邊緣地帶。在白人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裏，他們不得不以白人的話語方式來確定自己的身份。美國黑人精神領袖杜波依斯認為，“美國黑人是戴著麵紗出生的，被賦予了超人的洞察力，這個社會沒有給予他真正的自我意識，他們是通過另一個社會的展現看到自己，這是一種特別的感覺，這種雙重意識是通過他人的眼睛來注視自我的感覺，用它的卷尺來估量自己”【1】。可以說，黑人置身於美國社會之內，但同時又被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這種若即若離的二重性成為黑人身份認同最大的煩惱和困惑。
黑人小女孩佩拉克夢寐以求的是能夠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目的在於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找到自己的合法身份。對她來說，別人的眼神，尤其是白人的眼神，是確立自己社會身份的一個重要依據。不幸的是，佩克拉發現“所有白人的眼裏都潛伏著厭惡的神色。毫無疑問，這神色是衝她來的，是衝著她和她的皮膚來的”【2】。在周圍白人冷漠、厭惡和否定的眼神中，年幼的佩克拉看到自己被鄙視和否定的身份。
20世紀40年代，奴隸製雖然已廢除，但種族歧視與種族壓迫依然根植於白人社會，更深層次地體現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中。後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指出，如果你是一個黑人，這是一重不幸，同時又是窮人，這是兩重不幸，同時又是女人，這就是三重不幸【3】。而作為長相最具黑人特征的佩拉克占盡著三重不幸。年幼的她無法理解造成自己生來醜陋，備受歧視的根源，隻能從周圍的環境中尋求答案，隻能被動地接受了強勢白人文化強加給她的審美意識。於是她長時間地坐在鏡子前，渴望能生出一雙像秀蘭·鄧波爾一樣的藍色的眼睛，陷入自我身份質疑、自我意識扭曲的痛苦中。
佩克拉對藍眼睛的渴望是對白人文化價值和審美標準的認可，也是對自我的否定。在強大白人霸權文化的衝擊下，黑人的心靈深處產生一種無可排解的文化自卑情結和劣根民族的痛苦。部分黑人的價值觀尤其是審美觀被逐漸扭曲和同化，不知不覺中，他們把這種白人的價值觀以及審美觀內化，“白”即是“美”。一切與“白”相關的也是美的，“黑”是醜陋的。以至於“所有的成年人，大一些的女孩，整個世界都一致認為這個藍眼睛，金黃頭發，粉紅膚色的娃娃是每個女孩都珍視的東西”【2】。佩克拉對藍眼睛的渴望、對自我的否認就在這種白人審美觀與黑人自身生理特征衝突下產生的。在這種主流文化的價值和審美觀中，黑人永遠不可能達到這種美的標準，隻能被邊緣化。佩克拉按這種標準判斷自我，隻能得出自己是醜陋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