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上海的利益與美國海軍
隨著1925年的開始，這種任務變得更為頻繁，因為遠東地區的外交和軍事局勢變得越來越動蕩不安。中國擁有四、五億人口，但卻沒有一個有效的全國政府。這種事態繼續不斷地使得上文所述的美國利益受到威脅，因此美國海軍有義務保護這些利益。美國僑民及其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美國在滬的商業投資額占在華投資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美國在滬的兩大公共事業就占去美國在華商業投資的百分之二十。1925年美國在華商業投資總數包括財產值和美元投資約為一億二千三百萬美元。
美國在華僑民主要分兩大類，也就是商人和傳教士。教會方麵也有大量的物質利益。1925年，“教會和慈善團體”在華擁有的財產估計達三千二百七十五萬美元。從1925年一直到1928年，美國明示的政策是既保護美國僑民又保護他們的財產。但是隨著這一時期內的事態發展，這一政策事實上已有所改變，雖然美國口頭上還是一無變動：海軍部隊將用武力援救美國僑民，但不應用武力來保護他們的財產。
雖然國務院和海軍部經常嘮嘮叨叨向他們各自在華的主要代表——駐京公使和艦隊司令詳述這一政策，駐京公使和艦隊司令也經常向他們的部下重複這一政策，但是這一官方政策卻是很難執行。事態的發展經常迫使人們隻能執行救人不救物這一政策。由於美國駐華部隊力量薄弱，加上中國政治局勢變幻無常，在出現危機之際，把美國僑民搶救出來通常來說還算可以做到，但如要派兵保護他們的企業或教會那就行不通了。另外，由於美國執行不幹涉中國內政這一政策，這就限製了海軍的活動，尤其是海軍在陸地上的活動。
亞洲艦隊的軍官們知道他們的使命是要使盡渾身解數保護美國僑民，而不是保護地盤。1925年4月，針對英國關於建立國際警察部隊維持上海地區秩序的建議，美國國務院明確闡明對華“不準動手”的態度。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聽取了美國駐華公使雅各布·舒爾曼的意見，對英方建議答複如下：
擬定中的行動能否見效，這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除此之外，本政府堅信這種用外部壓力影響中國國內政治發展的努力幾乎肯定會加劇現在中國人民某些階級中廣泛傳播的排外情緒，甚至會使這種情緒變得一觸即發。……本政府……十分遺憾無法采取[所建議的]行動。
英國之所以呼籲采取行動，是因為中國的排外活動愈演愈烈，尤其是因為英國利益經常是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這些排外活動主要是針對傳教士和商人，他們都是外國幹涉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有目共睹的證據。英國對中國人的看法遠比美國嚴厲，在1925年和1926年兩年中尤其如此。許多英國人都認為美國既是中國動亂的禍首，同時又在亂中取利。倫敦《泰晤士報》1927年3月刊載的一篇社論爭辯道：
中國許多年輕的國民運動領袖都在美國受過教育，而美國占上風的傾向是滿懷希望慷慨大度地看待中國的國民運動，並把整個運動全都歸功於一個理想化的理論民主的美德。……由於中國國民運動攻擊的對象主要是英國，因此他們根本不重視那些更為不祥的跡象。
從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二十年代末，英國力求執行的對華政策是要保護英國在華的僑民及其巨大的利益。他們最主要的目標是要實現遠東穩定。1922年英國同日本締結的雙邊條約過期之後，英國試圖通過在華采取多國行動的方法來確保遠東的穩定。但是由於在1925年到1928年期間中國排外運動主要是反英，加上美國不願在遠東同其他國家共同采取行動，另外日本對國民黨統一中國的運動的態度日益強硬，英國的這些努力都受到了阻撓。
英國外交部認為，二十年代初中國的政治局勢亂成一團，但是到1926年年底外交事務副次官維克多·弗爾斯利似乎也同意英國駐滬總領事的意見，即“毫無疑問國民黨注定要統治中國”。這一真知灼見並未影響到上文所述的英國“冷待”中國革命的政策，但是弗爾斯利認為，由於日本的政策同英國的政策絕然不同，而美國的政策又是“飄忽不定，根本不替別人著想”，因此，英國期待在華同其他外國尤其是日美兩國進行合作的願望受到了阻撓。
事實上，傳教士的教育活動似乎使人們產生了過高的期望，而傳教士卻又無力使這些期望得以實現，因此他們經常激起排外情緒。舉例來說，1924年12月，長沙雅禮學院的學生進行罷課。他們抱怨教師中中國教授人數太少，學院上層管理當局中也沒有土生土長的教育家。罷課標語也有一種反基督教的氣味，它們攻擊“基督教教育”為“帝國主義的教育”。傳教士們認識到中國革命有一種反基督教的趨勢，一位教會著名作家指出：“教會周圍裏外都湧起一股民族主義激浪。”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人建議增加當地人對教會的領導，縮小教會組織同當地人之間的隔閡，但是這種主張並沒有導致一套卓有意義的本土主義計劃。
由於教會財產和外國企業被占用，促使英國於1925年3月提出建立一支國際警察部隊的建議。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當局尤其擔心的是各派軍閥部隊可能侵占租界或者破壞上海的經濟。雖然上海的外國租界長期以來一直是為中國內部紛爭敗北者提供避難的中立區，但在1925年租界本身第一次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焦點。英國駐華公使在1925年曾同舒爾曼討論過建立警察部隊這一計劃，在這之後這份計劃又被送往華盛頓。美國駐華公使對此反應消極，他指出，這一計劃意味著“用武力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幹涉”。舒爾曼接著指出，美國政府“反對這種政策”，另外，“如果海軍當局在彙報中並不認為這一政策是保護寓居上海的美國僑民和其他國家僑民所必不可少的政策的話”，他“對這一政策將不給予任何考慮”。公使還給駐滬總領事克寧翰(愛德華·坎寧安)發了電報，警告他說，英國的建議“性質十分嚴重”，克寧翰對此也持有同感。舒爾曼通知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美國“薩克拉門托號”和兩艘驅逐艦已在上海，另有三艘從菲律賓出發的驅逐艦(“巴克號”、“波裏號”和“惠普爾號”)載著一百零二名海軍陸戰隊員抵達上海。
長江巡邏隊司令查爾斯·麥克維海軍少將此時也在上海。他於1月18日同其他外國海軍司令官們舉行了會談，會後他向舒爾曼彙報說：“高級軍官們認為現有的部隊足夠用來阻止[軍閥]敗兵進入租界。”艦隊司令托馬斯·華盛頓海軍上將認為，要求建立國際警察部隊的壓力主要來自上海的外國商人，這一判斷十分正確。他於1月26日再次向舒爾曼指出，上海局勢並不危險，但他指出他已提出如果商船船主需要保護的話，他願意派遣驅逐艦為上海地區的商船護航。
華盛頓海軍上將手頭擁有的部隊包括華南巡邏隊的“海倫娜號”和“帕姆帕恩加號”軍艦，長江上還有“伊莎貝爾號”、“埃爾卡諾號”、“維拉洛波斯號”、“帕洛斯號”、“摩諾克西號”、“企鵝號”和“鴿子號”軍艦。“薩克拉門托號”和“艾什維爾號”正在進行大規模維修，但是駐在華北煙台的兩艘掃雷艦“芬奇號”和“比特恩號”暫時接替了它們的工作。華盛頓海軍上將手頭還有兩艘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生產的驅逐艦改建而成的布雷艇“裏紮爾號”和“哈特號”。另外亞洲艦隊還擁有“休倫號”巡洋艦，十九艘驅逐艦，十一艘潛水艇，還有各種供應船和輔助艇。
亞洲艦隊司令認為除了江河炮艦之外，這支部隊的軍事設備狀況“極佳”，雖然有人批評“休倫號”缺乏適當的通訊設備，擔任旗艦頗有不便。海軍人員情況也“很好”，雖然“海軍必須經常不斷地在中國港口派兵登陸上岸”。
1925年1月在上海發生的這一短小插曲表明了外國人卷入中國政治騷動的一些因素。首先，這一插曲顯示出外國商人驚恐萬分的情景。舒爾曼對1月局勢所進行的心平氣和的分析十分準確，但是《北華捷報》對此卻百般指責，這份英國人開辦的報紙宣稱美國駐華公使“根本不了解[在華]其他所有西方人的思想和意見”。其次，這一插曲表明國務院與海軍各自在華的代表們合作得十分密切。第三，1925年1月在上海發生的這起規模較小的事件顯示出美英兩國對中國局勢持有不同的看法。凱洛格國務卿於4月2日指出，美國奉行不幹涉政策，這一政策比當時英國奉行的政策“溫和得多”。舒爾曼同意凱洛格的意見，但是他的後任馬慕瑞(約翰·V·A·麥克默裏)的立場同英國的立場比較相似。美國駐華公使館的官員們通常同意馬慕瑞的意見。正如駐滬總領事在1925年1月所表示的那樣，這些官員往往無法采納華盛頓的觀點。他們每天都被卷進中國政治軍事局勢所促發的各種緊急情況之中，他們象寓居當地的外國僑民一樣也承受了很大壓力。
國務院於1925年年初之所以提出這種政策，也許是因為他們真誠認為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在道義上是正確的。而海軍之所以持那種立場，則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他們沒有足夠的部隊來執行英國所建議的那種警備治安任務。
這一行動所受的最大的限製並非因為缺乏軍艦，而是因為缺乏可在陸上長期作戰的登陸部隊。美國所有的軍艦無論是炮艦還是戰列艦，都能夠把一批水兵裝備起來，並把他們送上陸地。另外，象“休倫號”這樣的巡洋艦，平時的船員編製中就有約七十五名海軍陸戰隊隊員。這支部隊比由水兵組成的登陸部隊在訓練方麵更勝一籌。但是他們最重的武器也隻不過是輕機關槍。更為重要的是，任何一艘軍艦派遣的登陸部隊最多隻能在陸上活動兩、三天；再說他們在岸上活動幾乎總使軍艦上人員奇缺。
如果準備大規模或長期在陸上活動，那就需要陸軍部隊參戰，尤其是海軍陸戰隊，因為他們訓練有素，擅長於從船上轉到陸上作戰，他們通常也總能履行人們於1925年1月所討論的那種“警備治安”任務。駐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團無法抽調人到中國其他地區去，海軍陸戰隊的兵力也很薄弱。1925年海軍陸戰隊總共隻有一千二百九十八名軍官和一萬八千名士兵，其中許多官兵正在尼加拉瓜擔任維護治安的任務，另外還有一支分隊駐在海地。海軍陸戰隊第四團自從1924年從多米尼加共和國回國之後就駐紮在聖迭戈，但是該團兵力短缺十分嚴重。1925年9月30日該團的兵力隻達五百三十七人，隻有編製的三分之一；到1926年1月，海軍陸戰隊第四團隻剩下三十七名軍官和三百四十五名士兵。同年10月，柯立芝總統命令海軍陸戰隊擔任護郵任務，這樣第四團就被調到美國西部。由於中國局勢變得愈來愈嚴峻，該團於1927年1月開始在聖迭戈重新集合，這時該團兵力約已達到規定兵力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
1925年，遠東的海軍陸戰部隊都分成小隊散布在該地區的美國屬地。雖然這一地區海軍陸戰隊兵力比編製人數高出百分之二十，但是這支由一千六百六十六人組成的部隊卻分散在北京、上海、關島和菲律賓等地。亞洲艦隊所屬的許多軍艦上也派有海軍陸戰隊小分隊。1925年1月，華盛頓海軍上將要求在上海的軍艦上擁有一支備用部隊。為了滿足華盛頓海軍上將增派部隊的要求，當時隻得把海軍陸戰隊從關島轉到甲米地，然後再從甲米地調到中國。這表明當時海軍陸戰隊兵員奇缺。1925年3月和4月海軍陸戰隊也曾進行過類似的調動。
到4月份，上海周圍的局勢已大為緩和，華北地區的動亂也大致平息。1月間，在軍閥部隊之間發生衝突之後，“艾什維爾號”向青島派去了海軍陸戰隊。2月底，總領事高思(克拉倫斯·高斯)指出，這支部隊已可撤回，“艾什維爾號”已不是非駐在青島不可了。這樣派往青島的四十七名海軍陸戰隊員就被撤了回來。3月初，“艾什維爾號”炮艦來到上海修理發動機。
1925年春天所發生的事件，使得海軍進一步認識到派遣一支有戰鬥力的軍事部隊(如一個團)到中國登陸的行動肯定要大大推遲。雖然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根本沒有辦法做好準備，以防爆發大規模的排外攻擊。海軍為領事館警衛部隊製定了統一的命令，並向各領事館提供了亞洲艦隊所屬各艦的季度活動安排，海軍還要求沿河和沿海的各位領事每季度向海軍部彙報他們各自領事館的船用燃料和加油設備的情況。當亨利·霍夫海軍少將於1925年10月接任長江巡邏隊司令時，他所發布的第一號命令就是命令“檢修、擦洗、整理”藏於各領事館的所有槍支彈藥。那些年久過時、不夠理想的武器應該更新。駐京海軍武官A·聖克萊爾·史密斯海軍上校也采取行動加強海軍的戰鬥準備，他有選擇地請幾位領事向他推薦一些願意合作的美國僑民，讓他們向他提供一些有助於海軍的情報。
海軍軍官和領事官員討論了炮艦經常光顧的大多數港口城市的防衛計劃和撤離計劃。南京早於1922年就草擬了一份詳盡的計劃；1925年10月，美英兩國駐南京領事和美國“鴿子號”、“協和號”軍艦艦長正式製定了這份計劃。這份計劃包括信號係統、集合地點以及僑民從城裏撤離的路線；還規定美英兩國僑民應分為“小組”，各組都由一名平民擔任組長，“總首領”由金陵大學校長包文(A·Z·鮑恩)擔任，他是駐華教會團體的一位傑出人物。但是總的說來傳教士們都不願意合作。“鴿子號”艦長有一次近乎絕望地彙報說，他“正在力圖使寓居南京的外國僑民，尤其是美國僑民認識到了解‘防衛計劃’的具體內容是多麼重要”。
1925年上半年發生的事件似乎證明，海軍對這種計劃的關注並非沒有道理。2月18日，美國“蘄春號”輪船在宜昌以上長江邊上的夔州(今奉節)被扣留。控製這一地段的中國將軍聲稱，這艘輪船撞沉了一條舢板，他因此要求賠償，據說這是為在這一事件中遇難者的家屬要求的賠償。沿河中國官員經常玩弄這一伎倆，他們總是貪得無厭，試圖大飽私囊。
長江巡邏隊司令在漢口命令駐在萬縣的“帕洛斯號”炮艦艦長向夔州派遣一支武裝衛隊。這支衛隊搭乘“治平號”輪船順流而下，於2月19日來到“蘄春號”船邊。“治平號”同被扣留的輪船一樣，也是屬美最時輪船公司(YRSC)所有。
駐在宜昌的“埃爾卡諾號”炮艦艦長也於2月18日接到命令，率領一支武裝衛隊趕往夔州，前去增援“帕洛斯號”。“埃爾卡諾號”派出的衛隊也搭乘一艘美最時輪船公司的輪船“宜林號”趕往夔州。“帕洛斯號”和“埃爾卡諾號”艦長也受命向萬縣和宜昌控製這段江麵的將軍們提出抗議，並要求立刻釋放“蘄春號”輪船。到2月20日，在夔州的美國海軍部隊已有“埃爾卡諾號”艦長，“帕洛斯號”的一名上尉，另外還有兩名軍官和持有步槍和機關槍的四十六名士兵。他們擁有兩艘輪船，因此他們也許可以把“蘄春號”輪船拖走，但是在這支部隊趕到夔州之後，談判進展十分迅速。到2月20日夜間，夔州至萬縣一帶名義上的指揮官潘將軍已經下令釋放“蘄春號”輪船。
2月22日，“帕洛斯號”艦長又接到指示，命令他通知四川省的中國首領劉湘將軍，“應向部下發布必要命令，不準再發生諸如‘蘄春號’事件這樣的武斷幹涉美國航運的事件。”劉湘將軍回答說他將“發布必要的命令”。
這段插曲表明，在長江上遊的炮艦艦長和巡邏隊司令經常發揮外交作用。靠夔州最近的美國領事是駐重慶領事，由於冬季長江交通十分困難，他從未切實有效地介入這一事件。這一事件也表明，中國政局混亂不堪，美國人同萬縣、夔州和宜昌三地的中國官員都進行了磋商，因為他們中間誰也沒有對這一遼闊的河段擁有牢固的控製。這些將領對他們軍事和政治上的上司幾乎談不上什麼效忠。
在1925年第一季度裏所發生的其他事件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之處。當時正在力圖控製華中地區的主要軍閥吳佩孚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請求。1月2日，吳佩孚請求“長江巡邏隊司令把他的部隊……”從南京“帶到或運到嶽州(今嶽陽)”。麥克維海軍少將對此立即給予拒絕，因為很明顯，這樣一來美國就將介入中國內部政治鬥爭。到5月初，廣東省局勢已經十分平靜，華南巡邏隊報告說，雖然中國人打起仗來美國人總會遇到一些危險，但是這種危險都是事出偶然，“沒有理由認為任何軍事行動是針對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產”。
在外交方麵，中國政府於3月2日宣布收回前俄國在漢口擁有的租界，這對條約國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1919年以來，這一地區一直是由其他外國管理。美國總領事認為這一事件隻是中國人的一種試探性行動，他們所期待的最終目的是要收回所有外國租界。外國對這一行動沒有提出嚴重抗議，這樣前俄國租界就轉由中國人進行控製。
一個更為重要的試探性行動5月30日在上海發生。一名罷工工人被殺害後，中國學生和工人在公共租界舉行抗議遊行。租界巡捕逮捕了一些示威頭目，舉行示威的大眾跟著他們一起來到老閘捕房。實際情況是，人群中一些人湧進了巡捕房，但又被趕了出來，這樣他們就拒不離開該地。巡捕們擔心遭到襲擊，因此向人群開了槍。據報道，共有二十名中國人被打死，十七名受傷。
槍聲一響，人群就從公共租界退出，但是不久他們重又騷亂起來。5月31日晚上，上海中國商會宣布進行總罷工，並且“提出各種要求，並就提出的所有問題通過了狂暴的決議”。這樣一來，上海工部局於6月1日請求外國領事館建立一支兩千人的登陸部隊，保護各種公共設施，“並使那些反對罷工的工人確信外國人有能力保護那些願意繼續工作的工人”。工部局還宣布緊急狀態，並動員召集上海“萬國商團”。這支部隊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組建的。到1925年，這支部隊擁有國籍各異的約兩千名平民(其中英國僑民占絕大多數)，他們都由英國提供武器，並由英國現役軍官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