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經濟發展與製度改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進入了快車道。然而，盡管徹底的民主革命為現代化掃除了中國大陸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大障礙，卻不能掃除調中國的貧窮落後、人均資源短缺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國從一開始就麵臨著快速工業化、趕超發達國家的巨大壓力。製度變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探索的結果。經過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三代領導人和全國人民50年的艱辛探索和奮發圖強，中國終於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世界發展潮流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溫故知新，研究曆史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這是本書的出發點，也是本書欲達到的目的。
一、中國經濟發展和製度演變曆程的簡單回顧
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開的“三中全會”為分界，劃分為兩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我國是以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為社會變革目標，千方百計地向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過渡，當1956年提前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才發現事與願違，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並沒有表現出預期的優越性。在第二個時期，以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根據“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實行了改革開放，我國又開始從第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向多種經濟成分和市場經濟過渡。可以說，50年來，我國在大力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就經濟體製的演變而言，經曆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發展。終於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一)1949—1957年的經濟發展與製度變遷
從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是中國曆史上經濟發展和製度變化最快的時期，在短短的七年間，一方麵中國大陸結束了百年動亂，僅用三年的時間，就奇跡般地在戰爭廢墟上恢複了國民經濟，並在此貧窮落後的基礎上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為中國大陸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大縮短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的距離。
另一方麵，這七年又是中國曆史上經濟製度變化最劇烈的七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經濟任務，新民主主義經濟體製和政策在中國大陸全麵貫徹實施的三年，黨和政府僅用了3年時間，就徹底鏟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製度；建立了強大的國營經濟和覆蓋麵很廣的供銷合作經濟，實現了“節製資本”和“統製貿易”，即國家通過對私營經濟實行利用、限製、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國家的宏觀經濟計劃和社會發展目標，通過海關自主、實行“貿易許可證”和“結彙製”，將對外貿易控製在政府手中。恢複時期的三年，雖然實行的仍然是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製，但是由於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控製了金融、市場和重工業，黨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強大，實際上為1953年以後大陸迅速平穩地向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過渡奠定了基礎。
從1953年開始，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中國同時走上快速推進工業化和向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道路。其結果，一是在經濟落後、資金和人材短缺的條件下，為加快工業化步伐，被迫選擇了一條實行進口替代和壓縮消費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二是為保障上述戰略的實施和一五計劃的完成，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即通過實行單一公有製，排除市場調節對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妨礙，將資源配置控製在政府手中。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製度的變革，雖然在當時保證了一五計劃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和重工業的迅速發展，但是其消極後果也是很嚴重的。這就是，一方麵這種發展造成全麵“短缺”和經濟緊運行，使工業化缺乏後勁和引發周期性的波動；另一方麵，由此形成的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從長期來看，不利於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全麵健康發展。
1956年前後，中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鑒於蘇聯暴露的經濟建設教訓，曾對如何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工業化進行了認真全麵的探索，可惜這種探索因體製弊端還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運動的幹擾而中斷。
總的來說，這七年既是新中國凱歌行進、意氣風發、成就巨大的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建設方麵因缺乏經驗，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民主革命時期的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轉到更多地信從斯大林創造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模式，其標誌就是輕易地放棄了自己幾十年總結出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轉而接受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輝煌與誤區同在，是這個時期經濟發展曆史的突出特點。
(二)1958－1978經濟發展與製度變遷
1958年是中國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也是毛澤東擺脫蘇聯經濟建設模式、走中國自己經濟建設道路的開始，而1978年，即在中國進入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的20年後，所經曆的曲折、挫折、災難、困惑，又開始孕育著一場新的探索。可以說，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國共產黨帶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一五計劃成功的喜悅開始，最後帶著“文革”後的痛苦反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困惑而結束的。就經濟建設來說，這20年我國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鎖、中蘇交惡的國際環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對獨立的工業體係，除了在國防工業、尖端科學方麵取得了巨大進展外，還在改善基礎設施、縮小沿海與內地差距方麵取得很大成績。從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價格計算，社會總產值增長3．25倍，工農業總產值增長3．64倍，國民收入增長1．96倍，工業總產值增長5．99倍，農業總產值增長0．84倍；從1958年到1980年，全國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4339．39億元，是一五計劃時期新增固定資產的8．82倍。從1958年到1978年，基本建設新增生產能力為：煉鋼2911．3萬噸，是一五計劃時期的新增煉鋼能力的10．34倍；煤炭開采36510萬噸，是一五計劃時期的5．73倍；發電機組容量4859．5萬千瓦，是一五計劃時期的19．68倍；石油開采10973萬噸，是一五計劃時期的83．64倍；化肥1132．53萬噸，是一五計劃時期的122．57倍；水泥4614萬噸，是一五計劃時期的17．66倍；棉紡錠830萬錠，是一五計劃時期的4．13倍；機製糖234．8萬噸，是一五計劃時期的3．79倍；自行車318．6萬輛，是一五計劃時期的6．37倍；新建鐵路交付營業裏程18458公裏，是一五計劃時期的4．43倍；新建公路153316公裏，是一五計劃時期的1．84倍。從上麵數字可以看出，除公路增長較慢外，其它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靠增加投入和犧牲消費來維持的。
從就業結構來看：城鄉人口比例變化非常緩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間，鄉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個百分點，而1958年到1978年，鄉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僅由1957年的84．6%下降為1978年的82．1%，20年僅下降了2．5個百分點。在從就業結構來看，1957年全國農業勞動者共有19310萬人，到1978年，農業勞動者增加到29426萬人，而同期農業總產值僅增長84%，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少。如果考慮到1978年農作物播種麵積比1957年下降4．55個百分點，農業機械總動力比1957年增長95．8倍，農業剩餘人口問題更為嚴重了。
人民收入增長很慢，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國全民所有製單位的職工平均工資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為175元，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價格計算)，其中農民增加34．5%，非農業居民增加68．6%。人均食品消費情況：1957年人均糧食612斤，棉花5．2斤，油料13．2斤，肥豬0．11頭，豬牛羊肉12．5斤，水產品9．8斤，到1978年，上述農產品的人均占有量僅為糧食637斤，棉花4．5斤，油料10．9斤，肥豬0．17頭，豬牛羊肉17．9斤，水產品9．7斤，多數增長不大，少數還有所下降。1978年城鎮人均居住麵積僅為4．4平方米，農村人均居住麵積為8．1平方米。在次期間，許多生活消費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憑票購買。
總得來說，這個時期盡管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不算慢，但是經濟建設是付出大於所得，挫折的痛苦多於成功的歡樂，失敗的教訓多於成功的經驗。鑒於同期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我國在此前後兩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這個時期的經濟發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中國共產黨興高采烈，中國終於建立了“優越”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但是，中國的經濟體製問題(當時稱“生產關係”)到底是解決了，還是加劇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異議和不同聲音壓了下去。單一公有製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以集權和行政管理為特征的計劃經濟，為後來20年的“左”的錯誤種下了根源。
人口增長過快，是這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特點。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58年到1961年，由於“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使人口在1960和1961年首次出現負增長，1960年底比1959年底減少人口1000萬，1961年底又比1960年底減少348萬。從1957年底到1961年底，4年內全國總人口僅增加1206萬人，年平均增長率僅為4．63‰，是建國以來最低的階段。1962年以後，全國出現了一次空前的補償性生育高潮，1963年達到頂峰，全國人口出生率高達43．6‰，當年人口比上年增加1877萬。其後又在較長時期內居高不下，直到1973年黨和政府將人口發展正式列入國家計劃，切實抓緊計劃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長率逐漸下降到1978年的13．53‰。到1978年底，全國總人口以由1957年底的64653萬人增加到96259萬人。20年裏人口增加了近50%。
(三)1979－1998年的經濟發展與製度變遷。
1978年12月至1998年底，是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為目標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
這個時期是從前28年奠定的經濟基礎和經濟製度上起步發展的，雖然前進的起點比較高，但繼續受著傳統的發展模式和經濟體製的束縛，又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走出來。因此，1984年以前，我國經濟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首先糾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錯誤，根據我國國情，重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第二，在經濟發展方麵，著手調整整頓國民經濟，理順農輕重、積累與消費關係，製訂以翻兩番為目標的新的發展戰略；第三，在經濟體製改革方麵，以原有體製最薄弱、受壓抑最重的農村經濟為突破口，並取得巨大成效，產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示範效應；與此同時，還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率先實行對外開放。
1984年“六五”計劃提前一年完成，成為建國以來效益最好的五年計劃。受農村經濟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製定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明確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基本方針，經濟體製改革開始在城市全麵展開。但追求提前翻番的傳統思想和實際存在的新舊體製磨擦，使經濟在繁榮中走向過熱，與此同時，經濟體製的變化、對外開放以及原有社會各階層經濟地位的變化、都使整個社會處於躁動和不安。在這種形勢下，是穩定經濟為主還是繼續加快改革，意見不一，對改革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分歧也很大，於是，國民經濟經曆了1986－1987年的“軟著陸”，1988年價格“闖關”和1989－1991年治理整頓的曲折。但是，這種曲折，對於80年代的發展來說，畢竟是瑕不掩瑜，隻是前進中的問題，高速發展下的副作用。
經過80年代的迅速發展，到90年代初，我國已進入由溫飽向小康過渡階段，經過治理整頓，社會供求比較平衡，客觀上為加快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十四大的召開，統一了全黨關於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方麵的認識，製定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方向，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正確決策，調動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從1992年到1997年的6年年間，由於及時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大力推進改革，積極平衡總量，切實調整結構，使“八五”計劃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波動最小的時期。到1997年，我國國民經濟已經提前實現了原訂於2000年才實現的翻兩番任務，基本上改變了我國長期存在的供給主導型的短缺經濟。1998年，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仍然保持了人民幣彙率穩定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8%的高速度，並且適時采取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內需的措，為1999年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良好條件。可以說，經過20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我國的經濟發展基本上實現了黨和政府長期追求的“高增長，低通脹”目標，國民經濟已經走上良性循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