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
10年前，當蘇聯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者政權崩潰後，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ICFI)提出了下列問題：這些政權的死亡是為新的資本主義平衡建立了條件，還是總的來說正在破壞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性的進程的開始？
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如果蘇聯的倒塌意味著資本主義又能苟延殘喘一段時間，我們必須說，既然社會主義可能並沒有死去，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必然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到來。
我們認為，相反，蘇聯的崩潰歸根到底是世界經濟的巨大變化的政治表現——經濟變化破壞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於其上的政治結構。生產的全球化，連同以計算機芯片為基礎的產生廣泛影響的技術發展，導致了斯大林主義的國家經濟即“一國社會主義”的徹底完蛋。
但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隻是世界經濟的發展——由資本主義驅動的生產力的全球擴張和以民族國家體係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統治之間的矛盾的又一次爆發的開端。我們認為，這個矛盾的又一次出現，具有深遠的經濟和政治影響。
國際委員會在過去十年裏的理論和政治工作集中在研究資本主義曆史性發展的新階段的後果，並在此基礎上對我們的工作方式做出必要的改變。
從一開始我們就承認斯大林主義政權——最強大的勞動者官僚機構——的崩潰對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官僚機構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我們認為，聯盟、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的轉變並不簡單的是領導人的叛變行為，而是他們的特有結構的有機產物。這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組織對生產的全球化所導致的新形勢的反應。
生產的全球化同樣需要對民族自決觀點的批判性的重新考察。盡管這種需求(民族自決)在他們的早期就其反對帝國主義而言具有一種曆史的進步性，世界經濟的巨大變化意味著現在它已經變化了。自主決定已經成為各種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階層尋求建立他們自己與全球資本聯係的要求。
國際委員會的以上分析是在反對各種小資產階級激進傾向(他們認為全球化隻是由統治精英操縱的宣傳攻勢，民族國家仍然像以前那樣強大，政治目標仍然是指向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發展起來。斯巴達克同盟(TheSpartacistLeague)在1994年對我們的分析的攻擊中集中了所有那些歸根結底以對民族國家施加壓力為基礎的政治勢力的觀點。
如果民族國家像激進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沒有被生產力的全球發展所破壞，並且仍然像他們所堅持認為的那樣是主要的政治經濟實體，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觀點就隻不過是倫理和道德的理想了。社會主義的前景——以消滅民族國家和私有財產為基礎——就隻是烏托邦了。
這是由反全球化運動所引起的主要政治問題。在1999年西雅圖的示威行動之後，我們解釋道，有必要區分生產力的全球化——一種完全進步性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借以建立的基礎，與全球資本主義——這種建立在私有財產和民族國家基礎上，並且限製了生產力發展的過時和反動的體係。這種區分是我們兩年前與MichelChossudovsky教授爭論的核心。
基於我們的分析，ICFI實現了如下主要變化：1995-96年，我們從同盟轉變為黨，1998年創建了世界社會主義者網站。
我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的預測能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嗎？換句話說，資本主義能夠建立起進一步的全球擴張以其為基礎的新的國際平衡嗎？現在的局勢有走向未來的不測事件的發展趨勢嗎？過去10年的風雨隻是新的穩定的國際秩序誕生時的陣痛嗎？或者相反，以蘇聯的倒塌為標誌，它們意味著不平衡的加深？在這次講演中，我將嚐試回答這些問題。
美國引導的三次戰爭
過去十年的政治經濟有兩個顯著的特征：美帝國主義引導的三次戰爭和國際金融體係增長的紊亂。1990-91年的海灣戰爭之後是1999年對塞爾維亞的戰爭，現在則是對阿富汗的戰爭，正如布什所許諾的那樣，2002年是一個戰爭年。當我們進入2002年時，我們麵對的是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甚至可能是戰後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衰退。
1990-91年的海灣戰爭和蘇聯最終解體的同時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它們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平衡的破滅。正如我們當時所指出的，美國的地位是非常矛盾的。當時，美國一方麵正慶祝它對蘇聯的勝利，另一方麵它又在艱難的保持著對其競爭對手的全球霸權地位。ICFI1991年的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主義》寫道：“美帝國主義為了恢複它的世界統治地位的這種驅動力構成了世界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對美國來說，比科威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戰爭)為它提供了一個向全球展示其軍事實力的機會。
ICFI在1999年5月的聲明《列強，石油和黃金》中說明了美國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根源在於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大國爭奪前蘇聯的地盤和獲取它們的資源。
“世界上還沒有開采的最大的石油儲備位於前蘇聯共和國的裏海邊境上(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這些資源正被資本主義列強瓜分。這些能源將被用於重整軍備，並且將導致帝國主義列強對當地反抗者的征服戰爭和帝國主義者之間越來越激烈的衝突。”
“這是理解美國好戰的對外政策的關鍵所在。對南斯拉夫的轟炸隻是遍及全球的侵略戰爭的最新一例。盡管這些戰爭都有某些區域性的動機，但它們都是美國對蘇聯崩潰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反應。華盛頓把它的軍事力量看作在未來的對資源的爭奪中打敗對手的王牌。”
ICFI預計到了當前對阿富汗的戰爭，這場戰爭是早在911事件前就準備好了的。恐怖襲擊隻不過是為美國政府為它實施蓄謀已久的戰爭提供了一個借口。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過去的十年裏一直是幾次討論的主題。比如，1992年從五角大樓泄漏出的材料中就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是保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在1997年，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清楚地闡述了這種地位：“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中，世界事務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蘇聯的失敗和崩潰是一個西半球大國迅速上升為唯一的而且的確也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的進程中的最後一步。”
但是問題在於如何才能保持這種霸權？據貝熱津斯基說，“在全球到處插手的美國如何應付複雜的歐亞大陸的大國關係——特別是美國能否阻止一個占主導地位和敵對的歐亞大陸大國的出現——在美國保持全球霸權地位的問題中居於核心地位。”(布熱津斯基，《大棋局》，p13-14)
布熱津斯基在它的書裏花了一章的篇幅來寫他所謂的“歐亞大陸的巴爾幹”，這大致包括包圍裏海的國家及其鄰國。
“傳統的巴爾幹代表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中的一個潛在的地緣政治目標。歐亞大陸的巴爾幹在地緣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為他們將控製一個必將出現的旨在更直接的聯結歐亞大陸東西最富裕最勤勞的來暖的運輸網。從安全和曆史野心的角度來看，它至少對三個與它直接接壤的較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義。中國對這一地區也表現了越來越大的政治興趣。然而，作為一個潛在的經濟目標，歐亞大陸的巴爾幹的重要性更加無法估量：本地區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氣和石油儲藏以及包括黃金在內的重要礦產資源。”(p124)
布熱津斯基指出，對全球霸權的追求和國內的民主是不相適應的。“美國的國內製度過於民主，以至於它不能在國外實行獨裁。這限製了美國力量的使用，尤其是軍事恫嚇能力。曆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奉行平民主義的民主國家獲得過國際霸權。除非公眾感到國內福利突然受到威脅或挑戰，他們是不會支持努力擴大實力的目標的。”(p36)
很難有比這更能簡潔的說明911事件的作用和對美國自身的民主權力的攻擊的驅動力的了。
悉尼先驅早報(SydneyMorningHerald)1月7日的一篇轉載自洛杉磯時報和路透社的文章記錄了過去十年裏美國軍事力量的準備工作：“在秘密協議的掩蓋下，美國正建立一圈圍繞著阿富汗的新的和擴展了的軍事基地，並且提高它對大部分穆斯林國家打擊的能力。來自五角大樓的消息稱，自從911以來美國已經在鄰近阿富汗的9個國家的13個地點建立了軍事營地，顯著的擴展了在這一地區的基地網絡。從保加利亞和烏茲別克斯坦到土耳其、科威特以及其他國家，超過6萬名美軍駐紮在這些前線基地裏。”
文章寫道，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在六個波斯灣國家建立起一個軍事設施網絡。從911開始，美國已經和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達成了在那裏駐紮軍事力量的協議。
盡管911事件確實導致了政治局勢的急劇變化，即使沒有發生911，阿富汗戰爭也肯定會以另一個合適的理由被發動。
罕見的十年經濟增長周期
至於經濟形勢，美國和世界的經濟衰退早在911之前就已經顯露出來了。而且，現在正在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是十年以來正在進行的過程的結果。
在去年11月，國家經濟調查總署(NBER)宣布，基於一係列統計數據(包括就業率)的基礎上，美國經濟已經正式進入衰退期。根據NBCR的資料，衰退開始於3月上旬，距離上次1990-1991年的經濟衰退正好10年時間。
認真研究最近一次經濟周期是非常有意義的。首先，它代表了美國戰後最長的一次經濟擴展時期。甚至戰後50年代和60年代的黃金增長時期也沒有如此長的經濟增長期。這次引人注目的10年增長有某些特殊的特征。
正如《金融時報》11月1日所指出的，與曆次周期不同，這次衰退有許多非常不利的景況，這使得距離下一次的複蘇的時間上將會相當漫長。也就是1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年均3.1%，資本積累率僅為1%。
曆史上看，最近的這次周期決無什麼異常之處。90年代的經濟增長僅僅比黯淡無光的70年代的增長稍快：在1973-1980年的經濟周期中，美國時而上升、時而下降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是2.9%。90年代的經濟增長慢於80年代，就更不要說與60年代創紀錄的4.4%相比起來顯得如此的不值一提。按照美國的主流媒體的說法，90年代的經濟增長較以前時期都有不同，其特征就是增長速度快於以往時期、增長周期長於以往時期。這些說法實際上遺忘了一個事實，90年代早期的增長的特征就是增長乏力。(《金融時報》，2001年11月1日)
另外一個關於90年代美國經濟的研究顯示：即使是最草率的瀏覽以往的經濟數據，也會發現所謂的“新經濟”的奇跡實在是一個大肆宣傳的騙局。從整個周期上看，3.1%的GDP增長率遠遠低於50年代和60年代，僅輕微的快於70年代的經濟增長。(DeanBaker，《新經濟走向破產》，刊於《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簡報》)
那麼世界的情況又怎麼樣呢？重新研究最發達的西方7國，我們發現，僅僅美國和英國在1993-98年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快於1983-93年時期，其他五個發達國家增長速度則低於1983-93年時期，而且所有的西方七國經濟增長速度都顯著慢於1964-73年世界經濟周期的增長速度。
那麼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標準提高了嗎？
世界上最富有的20%占有全球GDP總量的86%，而最貧窮的20%僅僅占有全球GDP的1%，中間60%的人占有13%。世界上最富有的200個人的收入在1994年到1998年短短4年的時間裏又翻了一番，超過了1萬億。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48個窮國的GDP之和。根據1999年聯合國發展報告，世界每年需要400億美元來維持人類成長所需的基本的熱量和營養、基本的教育、飲用水的衛生、以及人類的繁衍生息。而如果那兩百個超級富翁能夠把他們收入的1%即大約70～100億貢獻出來，將會解決全球的初等教育的問題；而如果貢獻出5%的話，將可以維持世界基本的社會福利。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1998-99年，世界人均總產出的增長率為1.5-1.8%，超過80個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低於十年以前甚至更早，其中至少55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始終是下降的。在20%的最富國家的人均收入與20%的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的比從1960年的30：1上升為1990年的60：1，這個數字在1997年變成了74：1.收入上的兩極分化同樣出現在了富國內部，尤其是美國和英國。世界上的窮人現在的收入僅和1820年持平，甚至還要低於1820年。
重新回到美國經濟的話題上來，90年代有一個領域明顯超出戰後所有經濟周期，就是債務的增長，尤其是外債的劇烈增長。
2000年末，美國對其他國家淨債務為2.19萬億美元。2001年末，淨債務達到2.60億美元，占GDP的22%，這個比例在1999年才達到16.4%，同時也比1997年的12.9%高了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現在吸收了世界總儲蓄的2/3，也就是說，美國成了一個超級的金融真空吸塵器，源源不斷的將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入本國。這勢必給世界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壓力，因為資本過多流入美國使得其他國家沒有資本投入到生產領域，也就不會產生經濟增長。
當前後觀察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確實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情景。在1917年，當英國的投資為償付巨大的對德戰爭的支出時，美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從歐洲的對美債務中獲得巨大利益，大發戰爭財，並且一躍成為債權國。一直持續到80年代後期，美國始終是一個債權國。現在，僅僅過了十幾年以後的今天，美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讓我們重新回顧這個轉變的曆史過程。從1983-1990年，美國非金融部門總債務從5.36萬億增長到10.85萬億美元，翻了一番。在90年代，總債務增長了62%，1991年11.31億增長到2000年18.26億。自從1992年以來，每年外國流入的資本量相當於在美國原有全部信用市場總投資的10%以上。
國內債務也同時增長起來。根據聯邦儲備係統統計的資本流動數據，居民和公司債務占私人收入的比例從1990年的87%上升為2000年末的101%。每年服務性的債務償還(應為“每年償還的債務利息”，譯者注)占私人收入的比例達到創紀錄的14%。巨額債務的增長可以從美國經濟的消費總量中反映出來。美國的消費率從1989到2000年，年均遞增2.6%，而同期美國的儲蓄率年均下降7%。在最近的今年裏，美國的儲蓄率甚至變為負數。
過去的十年裏，同樣顯著增長的是美國的貿易逆差，現在大約占GDP的4%。當前，美國需要每天流入10億美元(每年約4000億美元)來維持巨額的貿易逆差。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國際金融交易迅速的發展起來。1970年，世界債券市場總額大約1萬億美元，到了1980年達到了2萬億美元，接下來就是飛一樣的增長：1990年達到12萬億，1995年超過20萬億，1998年達到約25萬億。
在90年代後期，外幣兌換的彙市交易總量每天超過1萬億，這意味著比1986年增長了8倍。與此鮮明對比，1997年全球的貿易出口總量為6.6萬億，大約每天250億美元。
各種投資基金的數量同樣超額膨脹起來。90年代中期，共有基金和養老基金總量20萬億，10倍於1980年的數字。同樣，90年代投資基金的總量大大增長起來。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在1990-1995年期間各種投資機構(主要包括保險公司，養老金基金和其他投資公司)在成員國的金融資產總量增長了9.8萬億(即增長了75%)。平均每年增長1.96萬億美元，相當於同期OECD成員國總國內收入的10%。
如果對比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係統的經濟增長和金融資本的增長，我們會發現90年代經濟周期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虛擬資本增長和實際GDP增長的巨大差異。
這個巨大差異的重要性在於虛擬資本代表著從工人階級源源不斷榨取的剩餘價值。確實，金融資本能夠從金融及其附屬機構中獲取可靠的利潤，這個過程也可以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隻要另外的資本能夠源源不斷流入金融市場。但是(金融資本利潤和勞動人民收入的比例)到達某一個點上，金融資本就不得不調整剩餘價值的分配，換句話說，為了穩定的金融體係，實際的經濟增長必須迅速膨脹以滿足虛擬資本增長的需要。
然而，現在發生的恰恰相反(！)，與其說實物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利潤以滿足虛擬資本未來的需要，不如說現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來越獨立的金融機構去維持它們自己的利潤。
正如對這個過程的一項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自從80年代以來，投資回報比例的不斷上升是以CapitalGains(有價證券的增殖)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資的利潤)，正如前文所講的那樣，英、美有價證券的增殖占投資回報的75%，而在1900-79年期間平均比例低於50%。這清楚的表明價值的增加越來越依賴於外國資本流入金融市場和投機買賣的數量的增加，並且投機資本的流入也將使假定維持良性增長的代價繼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