閨門之訓：中國古代女教文獻
理論園地
作者：劉冰雪
中國女教文獻，是以女性為主要教育對象的文獻，“女教”一詞，原是指後妃所聽從的婦德訓誡，後來逐漸用來指一般女子所受的閨門教育。在清末新式教育興起之前，隻有少數貴族女子及從事特殊行業的女子才能接受教育。貴族女子所受教育，著重於儒家經典、閨範以及文學，比如《紅樓夢》中的黛玉要學習四書和詩詞，所以林家應該算得上較為重視女教的家庭了；而大多數貴族家庭則如同李紈家一樣，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隻認得字便了，這是僅注重婦言婦德的教育。特殊行業的女子所受教育旨在取悅男性，多側重娛樂藝術方麵，如明清時期，江南名妓多精通詩詞曲賦、琴棋歌舞等。
中國女教文獻起源很早，在先秦時已經產生。《禮記·內則》可以看作是較早的有關女教的篇章，其中記載了大量對女性的行為規範要求。如：“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等等。《內則》中的女教內容較為零散，並未形成完整的體係，但《內則》所體現出孝舅姑、順夫、男女有別和守禮製的思想，卻對後世的女教文獻及女教理念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漢代劉向所著《列女傳》被認為是中國女子教育史上的第一部婦女專史，也是我國第一部係統的女教著作。據《漢書·楚元王傳》記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製。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可見，劉向編著此書旨在勸誡天子，而非教育婦女，但此書卻在客觀上成為教育女子、規範女子的著作。《列女傳》分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嬖傳”諸篇，每篇都有一個與德行相關的主題，開篇用一段序彰顯主題。此書共錄入105個女性的小傳，通過為這些女性立傳，劉向闡述了為婦之道，如要求為人母應有廣博的知識，注重胎教和善於教育子女；女子應智慧，懂得天理、人道，明事理，嚴守男女之別，甚至要求女子應誠信勇敢，“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劉向也因此書被稱為女教的第一位聖人。
漢代還有一部值得重視的女教文獻，即班昭的《女誡》。《女誡》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理論類女教文獻，分為“卑弱”“夫婦”“散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篇，卑弱篇要求女子應常常畏懼，示人以柔弱：夫婦篇要求女子賢惠事夫；敬慎篇提出敬慎之道是為婦大禮；婦行強調女子應具備婦德、婦言、婦工、婦容，即傳統的“四德”；專心篇則強調女子不應改嫁：曲從篇要求女子對公婆不能違戾：和叔妹篇則要求女子應謙順地對待丈夫的弟妹。班昭作《女誡》的本意是為了教導自己的女兒，卻沒想到竟成為後世女子教育的教材和範本。《女誡》雖對女子有枷鎖式的規定，但很多內容也體現出愛敬尊長、修身養德的傳統美德。
隋唐以後，國家統一、經濟繁榮，帝製達到了鼎盛，因而社會上也更加注重教育。自唐代始，帝王和後妃重視並提倡女教，長孫皇後親自撰寫《女則》，武後則天也親自編纂了《古今內範》等女教文獻。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女教文獻莫過於陳邈妻鄭氏的《女孝經》和宋若昭的《女論語》。
《女孝經》因書仿自《孝經》而得名，據《唐進女孝經表》記載，鄭氏撰此書緣於侄女被冊為永王妃，為“戒以為婦之道，申以擲巾之禮”而作《女孝經》。因此，《女孝經》除了闡明孝道之外，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來“誡婦道”。鄭氏在此書中提出女子應該受教育，使之有“聰明賢暫之性”，尤其注重女子的道德教育，培養女子“廉貞孝義、事姑敬夫、揚名諫諍”的習性。對於女子為人母的身份而言，鄭氏認為應該重視胎教和母教。女子從孕育胎兒時就應該避免不好的行為，因為“感善則善，感惡則惡”；身為母親，則應該對子女“和之以恩愛，示之以嚴毅，動而合禮，言必有經。”
《女論語》是唐代文學家、教育家宋若昭為教導女子所著，體例仿效《論語》。宋若昭在撰寫此書時，不敢自居其名，而托名曹大家（即班昭），自序著述之意：“敬誡相承，教訓女子，若依斯言，是為賢婦。”此書分為12章，講述女子具體行為規範，如“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對父母應該“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文中若有奇文奧義，還配以音釋，每類之前先作提要，每傳之後又附數言以示激勵。此書的一大特色是圖文並茂，用生動的方式對女性進行說教。《閨範》的目的是培養三從四德的閨女閨婦，因而主張教育女子應正女德，遵從“女子之道”、“婦人之道”、“母道”等。但是《閨範》在強調女德的同時，卻忽視女子才能的培養，呂坤認為：“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識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這種認識造成了後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禁錮了女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