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雜糧
馬鈴薯馬鈴薯又稱土豆，俗稱“洋芋艿”、“洋番薯”、“紅毛芋”。清代引入。民國13年(1924)，諸暨縣種植3.69萬畝，總產21.4萬擔。品種有黃種(形圓、多粉、食味較佳，結薯較多)、紅種(形橢圓、味較差，結薯少而大)。50年代，引入荷蘭種、克新3號、高原3號、深眼窩、蒙古種、男爵等。1957年，新昌審定有團紅、長紅兩個品種。1990年，嵊縣、新昌、紹興3縣種植2.01萬畝，總產3890噸(諸暨、上虞和紹興大部分作蔬菜用，未統計在內)。
粟春秋戰國時開始種植。南宋嘉泰年間，已有早粟、晚粟、糯粟、百箭粟、木粟、羊角粟、牛繩糯粟、椎頭糯粟、胭脂糯粟、白杆粟、毛粟、丁鈴粟(穗生兩枝)、灰粟、罌子粟等品種。清末《上虞縣誌》載：二月種至夏熟曰早黃粟，五月種至秋熟曰晚粟，與晚粟同熟者曰糯粟。別有倭黃米粟、望海粟、烏粟、毛粟、狗尾粟、篰粟。民國初，諸暨縣常年產粟4000擔；民國12年(1923)，種植1萬畝，產1.4萬擔。22年，嵊縣產粟5.4萬擔，34年產850萬擔。50年代，粟日益稀少，僅在山區旱地零星種植。
高粱稱稷。春秋戰國時開始種植。明萬曆《紹興府誌》載：越人謂之穄粟，或稱蘆穄。越中種植甚少，山邊人間有種之。民國12年(1923)，諸暨、新昌、紹興3縣種植3900畝，總產3020擔。50年代，引種多穗高粱。70年代，引種晉雜5號等雜交品種，食性欠佳。80年代，僅少數農戶利用山地及田間隙地少量種植。諸暨同山鄉一帶種植稍多，用以釀蒸白酒。品種有高腳和矮腳兩種，前者色黑質差，後者色黃質較佳。
蕎麥宋嘉泰《會稽誌》載：七月種，九月熟。畏霜，得霜即枯，秋無霜則大熟。凶年民饑，或於麥壟間雜下蕎子，麥苗未長而蕎已刈。浙東種麥有至九月者，故土人亦有刈蕎再種麥者。清光緒《上虞縣誌》載：山區種植蕎麥，俗呼甜麥。春社前後種曰苦蕎麥，其味苦惡，但可備荒。民國時，嵊縣年產5000至25000擔，諸暨年產1000擔至3000擔。1953年，嵊縣種植3250畝，產170噸。50年代中期，因低產而改種其他作物，僅在少部分山區旱地及久旱水田少量種植。品種有紅花、白花及苦蕎麥三種，用作蕎麥果，以調節口味。
經濟作物
春秋戰國時，越國出現桑、果、麻、葛業。唐代，越州桑、茶、果發達，以質優聞名。宋代，引種棉花。明代引種油茶。清代，發展黃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開發紅麻和蔬菜業，形成茶、桑、果、棉、麻、蔬菜、油菜七業為主的經濟作物格局。茶、桑、果由零星分散向專業園發展。推廣良種密植，加強肥培管理，種植水平不斷提高，產量逐年增加。80年代，實行農業綜合開發，建立一大批優質農產品基地，經濟作物迅速發展。1990年，全市經濟作物產值81276萬元，占農業總產值的25.71%。各種經濟作物產值所占比重，除蔬菜作物外，依次為茶葉占26.5%，蠶桑占13.3%，果類占7.2%，油料(油菜、花、芝麻)占6.7%，棉花占6.6%。以下依次為麻類、藥材、糖料和煙葉。5縣均為全國茶葉生產基地縣，嵊縣、新昌又為全國珠茶生產基地縣。新昌、嵊縣為全國香料煙生產基地縣。諸暨、嵊縣、新昌、上虞為省蠶桑生產重點縣，上虞為省棉麻生產重點縣。
茶葉
沿革漢代，上虞縣東南山區有野生茶樹，稱作“大茗”。唐代，越州茶葉生產遍及會稽、山陰、上虞、剡縣、諸暨。陸羽《茶經》載，茶葉品質浙東以越州為上。唐釋皎然《飲茶歌》雲：“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花飄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由於《茶經》傳播種茶、采茶技術，至北宋，已是“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第一”(歐陽修語)。其時，會稽日鑄嶺所產日鑄茶，芽纖白而長，味甘軟而永，名聞天下。山陰臥龍山所產臥龍茶“幾與日鑄相亞”。日鑄茶、臥龍茶均列為貢品。越產之擅名者，還有諸暨之石筧茶，嵊縣之西白山瀑布茶，紹興蘭亭之花塢茶。《宋會要·食貨誌》載：宋高宗三十二年(1162)，紹興府產茶38.5萬斤。南宋年間，紹興府產茶居全國之首。明代，山陰張岱創花茶，其香如蘭，其色如雪，名為“蘭雪茶”。明嘉靖年間(1522～1566)，上虞縣創後山茶。清乾隆《諸暨縣誌》引明隆慶《諸暨縣誌》稱：“茶產東白山者佳，今充貢。”清康熙年間(1662～1722)，每歲會稽貢茶30斤，嵊縣貢茶18斤。珠茶以“貢熙”茶名出口，形成“平水茶區”，茶業進入盛期。寧波為通商口岸後，茶葉迅速發展，年出口茶葉20萬箱(約10萬擔)。同治年間(1862～1874)，嵊縣前岡村創製“泉崗煇白”，因其色澤翠綠顯白，故名煇白。光緒年間(1875～1908)，平水茶區包括紹興、上虞、嵊縣、新昌、諸暨、餘姚、奉化、東陽8個縣，主要生產珠茶，年產量12～13萬擔。
民國初，茶葉生產繼續發展。《中國實業誌》載：民國21年(1932)，5縣茶葉種植麵積9.99萬畝，產茶16.71萬擔、其中綠茶13.51萬擔，紅茶3.2萬擔。(包括餘姚、奉化、鄞縣、東陽4縣運入珠茶約1.5萬擔)。22年，平水珠茶出口量約占全國綠茶出口量的三分之一。30年日軍入侵，茶葉生產衰落，平水茶區60%茶園荒蕪，20%毀茶種糧。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物價大漲，茶葉生產成本增加，政府采購過遲，毛茶無人收買，茶葉生產受嚴重打擊(《浙江經濟年鑒》)。1949年，紹興5縣茶園麵積7.74萬畝，產茶3583噸(7.16萬擔)。
農村土地改革後，各縣設立茶葉指導機構，發放茶葉專項貸款，墾複荒蕪茶園，發展一批新茶園，茶農走上集體化道路。1955年，國家對茶葉經營單位收取茶葉改進費，用於發展茶葉生產。1956年，區農技站配茶葉輔導員，加強技術指導。1957年，5縣有茶園11.30萬畝，產茶5932噸，分別比1949年增長46%和65.56%。1958年，各縣建立國營茶場，成為高產示範基地。各地興辦一批集體所有製的公社茶場，茶園規模擴大。紹興縣青陶公社越聯生產隊1000多畝茶園，產茶935擔，國務院授予其建設社會主義農業先進單位獎狀。紹興縣墳山公社上旺大隊社員，在黨支部書記王金友的帶動下，靠“八把鋤頭”起家，在荒山丘陵上開發梯形等高條植茶園500多畝，修築茶園梯坎167條，成為全國農業先進單位。“層層梯茶繞山轉”，外國專家考察時，稱讚這是中國山地種茶的一大創舉。
1959至1961年，經濟困難，糧食緊張，茶園普遍間作雜糧，導致樹勢衰敗。1961年，5縣12.41萬畝茶園產茶2253噸，比1949年減產37%。1962年，毛澤東號召“以後山坡上要多多開辟茶園”，國家提高茶葉收購價格，對茶葉投售實行獎售糧食、化肥、棉布政策。各地大辦社隊茶場，對茶園加強培育、留養，引導茶園退出間作，開發低丘緩坡，建設條栽專業茶園；茶樹樹勢得到恢複，新茶園迅速增加，產量連年上升。60年代後期，各縣先後在重點產茶公社聘用茶葉輔導員。1970年茶園麵積增加到22.20萬畝，產量超過1957年，達到6146噸。
70年代，茶區廣泛開展“學上旺”活動，開展畝產超“雙百斤”競賽。1975年，嵊縣恢複生產“泉崗煇白”。1977年，嵊縣成立茶葉科學研究所，上虞、紹興縣亦相繼成立。1978年，全地區產茶15091噸，茶葉產量躍居全國首位，成為全國最大的茶葉生產基地。1980年，紹興縣恢複生產的日鑄茶，被省供銷係統評為省一類名茶；諸暨恢複生產石筧茶，新昌縣創製望海雲霧茶。嵊縣茶葉產量突破5000噸，在全國產茶縣中名列第二。1981年，5縣均被列為全國年產2500噸以上茶葉生產基地縣。1982年，茶園麵積擴大到50.29萬畝，產茶29218噸。是年，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茶園分戶經營。1983年茶葉滯銷，茶葉經營單位拒繳茶葉改進費。翌年茶葉收購壓級壓價，限收、停收，導致茶園大片荒蕪，部分地方毀茶改種其他作物，茶園麵積減為49.28萬畝，產量降到26556噸。
1984年，國務院決定，茶葉實行多渠道經營。各地根據國內外市場變化，調整茶類結構，陸續興辦鄉鎮精製茶廠90餘家，開發多茶類生產。嵊縣、新昌、上虞建立2萬噸珠茶生產基地，紹興建立5000噸紅茶生產基地，諸暨建立2000噸花茶生產基地，各縣建立20多個名茶生產基地。是年，省農業廳命名石筧茶為省級名茶。1985年，紹興縣成立茶農協會，為茶農開展生產技術服務和流通服務，得到農業部肯定，並在全國茶葉服務體係會議上介紹推廣。隨後，嵊縣一些產茶區和諸暨縣亦相繼成立茶農協會，開展生產流通服務。1986年，茶葉價格提高，銷售活躍，茶農改造低產茶園，每年改造1至2萬畝。紹興縣富盛鎮倪家村，把“枝條疏朗朗，風吹茶樹晃”的700多畝低產茶園，全部改造成密植豐產茶園。翌年，全村1000畝采摘茶園，總產達6100擔，成為全省茶葉第一村。1988年，全市產茶36405噸，達曆史最高水平。
1989年初，茶葉流通轉滯，各地以市場為導向，發展名優茶，為茶葉產銷打開新的渠道。1989年5月，嵊縣創製的金種茶被省農業廳授予省名茶證書；諸暨西施銀芽被評為省一類名茶，7月被農業部命名為部級優質茶。全市生產的名茶，還有新昌雪芽、西白毛尖、雲峰銀芽、五洩毛峰、榧香玉露、舜皇雲尖、雪地五針鬆、娥眉綠、越州紫筍、金庭毛峰、北崗煇白等30餘種。這些名茶，如螺形、如鬆針、如銀毫，如翡翠，外形優美，風味極佳。1990年，全市325個鄉鎮中，產茶鄉252個，其中小台地茶園106個鄉，麵積占32.5%；山崗、山穀茶園146個鄉，麵積占67.5%。全市采摘茶園45.55萬畝，產茶33684噸，平均畝產73.95公斤，其中產名優茶227噸。
茶樹品種迄至民國，茶樹品種以群體中小葉種為主，也有諸暨雞冠山種、上虞龍山種等少量地方良種。50年代，從福建、貴州、安徽、江蘇和本省調入良種茶籽和茶苗。1958年，紹興縣龍虎山茶牧場被列為省良種繁育基地。1960年，諸暨縣城南茶場建立，開展良種繁育，其餘各縣亦先後建立良種母本園和繁育苗圃。1975至1982年，全地區開展良種引進和良種茶園建設，紹興地區農林局，每年從茶葉改進費中撥出8至10萬元資金，扶持良種基地建設。各地建立良種母本園150畝，良種扡插繁育基地100畝。1983年，茶葉銷售不暢，良種茶園發展速度減緩，良種母本園降至50畝，良種扡插苗圃降至30畝，每年僅展良種茶園1000至2000畝。80年代後期，在機械化采茶和發展名優茶的推動下，加快無性係良種茶苗培育。1990年，全市有良種茶園12萬畝，占茶園總麵積的四分之一。種植麵積較多的有福鼎大白茶6.5萬畝，鳩坑種3.2萬畝，祁門櫧葉種0.9萬畝，貴州苔茶0.2萬畝，以及政和大白茶、毛蟹、迎霜、翠峰、龍井43等。
茶樹栽培清代，均為山地散植茶園。新昌縣中采鄉金家村始種條植茶園。民國時，茶樹多為叢栽，種植方法有穴播、育苗移栽或挖掘野生茶苗移植，畝植數十至百餘叢。民國11年(1922)，吳覺農在家鄉上虞縣嶺南泰嶽寺創辦茶場，采用集中條栽種植。22年，實業部國際貿易局調查，紹興各地“均為零星茶園，專業茶園絕無僅有”。茶叢間多間作雜糧，套種綠肥，隨間作物進行耕作、除草和施肥，采茶多為單手捋采，多采春茶和夏茶，采秋茶者很少。
50年代初，國家貸放餅肥，扶持茶農加強肥培管理；開展“每戶百蓬茶活動”，對零星茶園進行補植；推廣深耕淺播技術，發展集中成片的條栽茶園。茶園栽植密度為1.5×0.3米，畝植1330餘叢，山地坡度小的等高種植，坡度15～25度的砌坎築梯。1951年，嵊縣崇仁迎聯村采用茶籽育苗移栽方法，栽植新式條栽茶園，試行老茶園夏季台刈，重修剪，增產顯著，1954年成為全省三個茶葉模範合作社之一。50年代中期，形成冬季施用豬牛糞，土雜肥作基肥，春季施用化肥作催芽肥，全年中耕除草3至5次的培育管理方式。改變“一捋光”的傳統采茶法，推行“分批、及時、留葉”、采養結合的方法。1957年，諸暨縣城南農業生產合作社選用茶樹優良單株、短穗扡插育苗成功。各地推廣幼齡茶園定型修剪技術。
1963年3月，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科學研究所與嵊縣林業特產局，聯合在民勝公社迎聯大隊設立科研基點隊，在嶺頭山大隊設立輔導點，進行老茶園綜合改造的科學實驗，總結出“以培育樹冠為中心，改土補缺為重點，肥、剪、采、保相結合”的經驗，在茶區多點推廣。
70年代，推廣冬施基肥，春夏秋3次追肥與根外追肥相結合的施肥方法。采摘推廣春留大葉、雙手提手采茶。對老茶園進行“改土、改園、改樹、改管理方式”，加快綜合改造。1974至1975年，地區和各縣多次組織茶葉科技幹部和部分社隊幹部、茶農赴貴州湄潭、餘杭潘板參觀，學習密植速成栽培技術(畝植茶樹8000至10000株)，在各地試點推廣。1976年，為解決夏秋季經常出現的嚴重旱情，推廣茶園噴灌。1978年，進行機剪、機采小區試驗，機剪比手工修剪提高工效5至10倍，機采比手工采茶提高工效20多倍。
80年代初，嵊縣開元鄉慶豐村、上虞縣上浦鄉小塢村、諸暨縣西山鄉夏宅埠村、新昌縣東茗鄉長樂村種植的密植免耕茶園，畝產超過500公斤，成為紹興地區的高產典型。1984年，全市共有密植免耕園3.4萬畝。是年春季，新昌縣在30個鄉73個村采用機械化修剪，麵積達6043畝，並在部分茶區推廣機采。
80年代中期，施用化肥增多，一般每畝施純氮5至6公斤。應用稀土微肥、植物生長激素、微量元素肥料及化學除草等新技術，年化學除草5至6萬畝次。1987年冬至1988年春，全市45.15萬畝生產茶園，施用欄肥11萬噸、餅肥6400噸、化肥10335噸。1990年，全市有噴灌機2000餘台、機采機械328台，機采4187畝次，修剪機械64台，機剪7490畝。改造低產茶園2.39萬畝。
茶樹保護民國時，茶樹害蟲以茶毛蟲、茶尺蠖、茶蓑蛾、天牛為主，卷葉蛾、刺蛾、蛀梗蟲、棉條蓑蛾次之，此外尚有白蠟介殼蟲、紅蠟介殼蟲、斑蛾、葉蟬及茶蚜。病害主要有茶雲紋葉枯病、茶炭疽病、茶輪斑病、白紋羽病、茶苗白絹病、茶赤葉斑病、赤枯病及菟絲子。茶區對病蟲害基本上不防治。“蟲害最烈為蓑衣蟲，農民視為天災，除求神祈禱外，別無防治方法”(民國23年《中國實業誌》)。27年，嵊縣農業推廣區設立茶樹病蟲研究室，進行防治研究。
50年代中期，開始使用有機氯農藥防治。60年代初，長白蚧等蚧類危害逐步加重。60年代末、70年代初，小綠葉蟬、蟎類、卷葉蛾類害蟲發生率顯著上升，成為主要害蟲。防治改用有機磷農藥，並推廣秋季石硫合劑封園。
1971年，諸暨縣為浙江省茶樹植保聯係點。1974年，諸暨縣茶樹病蟲測報站建立，設立27個聯係點，采取“以站組網”的形式開展測報。後各縣相繼建立茶樹植保組織，貫徹“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植保方針，應用“二查二定”的測報方法，有效地開展病蟲防治工作。
80年代中期，全市茶園發生的蟲害有小綠葉蟬、蚧類、蟎類、茶毛蟲、茶尺蠖、黑刺粉虱、卷葉蛾類、象甲類等30多種；病害有雲紋葉枯病、茶炭疽病、茶煤病、茶芽枯病、茶白星病、茶圓赤星病等10餘種。防治上使用高效低毒的菊脂類農藥，推廣低容量噴霧機具，一般年防治病蟲害6至8次。
蠶桑
沿革新石器時代，越人飼養家蠶，越地河姆渡出土文物中有雕刻蠶紋和編織紋的牙雕小盅，並有木卷布棍、骨機刀和木經軸等紡織工具。春秋戰國時代，越國以“勸農桑”為國策，句踐夫人自織，大力發展蠶桑。東漢王充《論衡》載：“桑有蠍，宜治”，開展桑樹治蟲。研究蠶繭出絲率高低與繭層厚薄的關係：“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三國吳時，諸暨縣出“禦絲”。唐代，農家以永業田種植桑等經濟作物，桑業大興。農戶普遍養蠶織絲，“機杼之聲，比戶相聞”。南宋，紹興平原“鬱鬱桑連村”，山區“高陸犁荒種桑柘”，“絲縷之供，仰給東南”。蠶農開始飼養夏秋蠶。明、清人口增加，糧田擴大，植棉業興起，桑田大量減少，但旱地仍“多種桑、茶、苧”。明弘治《嵊縣誌》載：“農桑衣食之本，治理所當先也”。種桑麵積減少，畝產桑葉增加，養蠶次數增加，民間有一歲養五蠶者。清道光十九年（1839），諸暨人周春溶著《蠶桑寶要》。光緒二十年（1894）左右，新昌人呂桂芬撰《勸種桑說》，呂廣文編《蠶桑要言》，介紹推廣栽桑養蠶經驗。
民國7年（1918），中國合眾蠶桑改良會於諸暨設立育蠶製種場。17年，省蠶業改良場在紹興各縣設指導所5個，有指導員35人（包括蕭山），指導440蠶戶。19年，增至10所，指導員47人，指導2417蠶戶，蠶業迅速發展。20年春，省國民政府緊縮經費，撤銷指導所，蠶業停滯。21年，5縣桑園麵積21.5萬畝，其中諸暨9.4萬畝，嵊縣7.5萬畝；蠶農15.43萬戶，其中諸暨7.4萬戶、嵊縣5.4萬戶；產蠶13.93萬擔，其中諸暨5.4萬擔、嵊縣5.7萬擔（《中國實業誌》）。30年至34年日軍侵占時期，桑園麵積減少65%，蠶繭產量減少73%。抗戰勝利後，36年，恢複蠶業指導所，諸暨為省第九蠶業推廣區，下設5個指導所；嵊縣、新昌為第十蠶業推廣區，下設5個指導所，蠶桑生產開始恢複。是年春，諸暨、嵊縣、新昌3縣共收繭8612擔（《浙江經濟年鑒》）。1949年，5縣桑園麵積3.08萬畝，產繭734噸（14680擔）。
1952年，國家提高蠶繭收購價格，向蠶繭經營單位征收蠶桑改進費，用於發展蠶桑生產。5縣桑園麵積擴大到8.72萬畝，產繭1792噸。1954至1956年，連續3次提高收購價格。蠶區農技站配備蠶桑輔導員，加強技術指導。1958年，栽桑麵積12.49萬畝，產繭2014噸。1959年，盲目追求養蠶數量，強調“片葉利用”，采摘過度，樹勢衰敗，加上糧食緊張，大批毀桑種糧和桑園間作。1962年，桑園麵積減少到6.59萬畝，產繭量降至1153噸。1963至1966年，國家采取發放蠶繭預購定金，收購蠶繭獎售糧食、化肥、棉布，撥出培育桑苗和幼齡桑園專用化肥，蠶繭價格提高10%等措施。1968年，桑園恢複到9.67萬畝，產繭2059噸。1969年，重點蠶桑鄉鎮聘用蠶桑輔導員。
70年代，重點轉入建設高產桑園，每年發展密植桑園3000畝以上。1970年，開發低丘緩坡和溪灘地，推廣無杆密植，建立密植速生桑園。1974年，建設水平梯地密植高產桑園和成片集中基地。新昌、嵊縣利用玄武岩台地棕泥土（占全省90%以上）具有高磷、中鉀、微量元素多，適宜植桑的優勢，發展大批優質桑園。1975年，桑園麵積13.33萬畝，產繭3500噸。1980年，諸暨、嵊縣、新昌列為省蠶桑重點縣，全地區62個鄉建設蠶桑基地64000畝。至1982年，蠶繭產量突破5000噸。
1985年，各地探索蠶桑產銷體製改革。諸暨趙家鎮實施種桑、養蠶、繅絲一條龍服務；永寧鄉建立蠶業服務公司，實行產前、產中、產後全程服務。新昌澄潭鄉辦蠶絲聯合企業，返利給蠶農。上虞實行以廠扶桑，把蠶桑基地作為第一車間來辦，4年蠶繭產量翻了一番。1988年，諸暨楓橋區、嵊縣臨城區、新昌澄潭區、上虞章鎮區蠶繭產量均超萬擔。1990年，全市有蠶桑生產鄉227個、村2837個，10.16萬養蠶戶，年產500噸以上繭的鄉10個，每產100至500噸繭的鄉32個，各級蠶桑技術人員163人。是年，全市桑園麵積12.13萬畝，其中高產桑園5.3萬畝，繭產7718噸，畝桑產繭63.63公斤。桑園麵積比1949年增長2.94倍，繭產量增長9.51倍。
種桑宋代栽培桑樹品種有臨安桑、雞桑。宋王十朋《會稽三賦》雲：“檿桑，山桑也”。諸暨“諸山（今南山鄉和青山鄉一帶）出第一檿桑，文采如博，棋方正駢”，“檿桑之奇，號為第一”。清代，主要地方品種有嵊縣青、望海桑、檿桑、錦桑和大墨鬥，還有黃桑、青桑、剪刀桑、紅頂桑等。民國時，桑園蟲害屢發。民國21年（1932）前後，諸暨、嵊縣，新昌三地桑蟥危害甚烈，嵊縣桑天牛為害亦甚。防治無良法，隻以鉛絲引釣、石灰撒於孔口。嵊縣、諸暨有用火柴、半夏塞入者，以圖毒死（《中國實業誌》）。嵊縣開源、崇仁、富潤三地創辦苗圃1200畝，年產苗木30萬株，供應當地和鄰縣蠶農。29年，新昌商界人士吳朝福在鼓山周圍創建新昌桑苗圃，繁育桑苗10萬株，無償饋贈農民。其時，桑樹大都零星種植，以中杆和高杆為主。“舊紹興屬諸暨、嵊縣、新昌、蕭山等處多為畔植，植於房屋隙地、田塍、地角和山坡梯地”。諸暨、嵊縣沿江兩岸植有桑樹、桕樹混合林。平原主要產區集中栽植的桑園，畝植數十株至一二百株，且多間作糧食和林木。
50年代初，蠶區改造老桑園，開發荒山和江河灘地，畝產桑葉200公斤以上。1955年，桑園由農業生產合作社經營，改進肥培管理，重視冬施基肥及種植綠肥，春施催芽肥，夏秋施追肥。畝產桑葉增加到300公斤以上。1963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及省農科院在嵊縣浦口試點，研究防治萎縮型萎縮病。60年代，桑園種植密度增加到畝植300至400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從桐鄉、海寧大量引進“桐鄉青”、“尖頭荷葉白”、“團頭荷葉白”和“湖桑197”四大良種桑苗，建立桑苗繁育基地，改桑園嫁接為苗圃嫁接，改稀植為密植（畝栽500至800侏），改高杆為中杆，畝產增加到500公斤以上。桑蟥危害逐年減輕，黃葉蟲、桑薊馬、藍葉蟲害漸趨嚴重，除人工防治外，開始化學防治。
1971年，省農業廳組織蠶桑科技人員和蠶桑重點公社，重點大隊幹部赴廣東省及餘杭縣等地，參觀學習無杆密植桑園栽培經驗，各地積極推廣。桑樹種植改穴種為溝種，改深耕深種為淺耕淺種，改中杆樹形為低幹樹形，改畝植800株為2000株，達到當年種植當年受益，“四改”後，出現一批畝產春葉1000公斤，全年產葉2000公斤以上的高產桑園。是年，諸暨璜山區農技站張朝驥，從當地農家桑樹中選育出璜桑14號新品種。1986年經浙江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認定抗旱耐瘠，優質高產，獲浙江省優質桑樹品種證書。
80年代，桑園蟲害有葉蟲、桑象蟲、金龜子、桑薊馬、桑尺蠖、桑虱、紅蜘蛛等20多種，病害有黑枯病、萎縮病、炭疽病，根結線蟲病等10多種。諸暨和嵊縣先後成立桑樹病蟲測報站，指導綜合防治。1990年，以四大良種為主的良種桑園發展到9萬多畝，占總麵積80%以上。還栽培大種桑、睦州青育二號、璜桑14、火桑87等優良品種。一般每畝栽桑1000株，桑園春葉畝產普遍在500公斤以上，全年產青葉1250公斤左右。
養蠶南宋前，為保養桑樹，隻養春蠶，禁養夏秋蠶。南宋始，增養夏蠶或晚蠶，還有一年養三蠶者。養蠶有《蠶書》。“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大抵春蠶多四眠，餘蠶皆三眠。越人謂蠶眠為幼，謂之幼一、幼二、幼三、幼大”（南宋嘉泰《會稽誌》）。養蠶季節，為避免蠶病傳染，“蠶家避客門門閉”。明、清時，有一年養五蠶者，以單養春蠶為主，品種為農家土種。清末至民國期間，地方品種有桂圓種，圓頭、榧種、小石丸、龍皇堂、餘杭、黃澤、嵊邑、華堂、後山、磴磉、玉蠶、車梢、中紫團等。桂圓種是諸暨飼養的主要地方良種，分大圓、中圓、小圓；小圓稱諸桂種，品質最佳，產量最高。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杭州蠶學館對諸桂種進行純係選育，其後50年間，一直為浙江省繁育一代雜交種一化性原蠶之一。光緒二十九年（1903），日本國小島米三郎從杭州蠶學館和曹娥下木村將諸桂、特大諸桂、桂圓、青桂、黃澤、後山、清國20號、清國5號等品種引入日本國，經整理後被命名為國蠶中一號、二號、四號、六號、八號、九號。
民國9年（1920），新昌、嵊縣53個村製造蠶種，有80餘萬張土蠶種銷往杭嘉湖一帶。民國中期，推廣改良蠶種（一代雜交種），品種有諸桂×新桂、新桂×錫圓、新桂×原白、諸桂×潭溪、華九×洽桂，還有少量中7×歐7（中國種與歐洲種雜交），以日本赤熟、照白、新白、正白為親本的雜交種。民國17年自製改良種，20年諸暨、嵊縣、新昌、紹興有6家製造改良種。催青采用土法，將蠶種用白紙或棉花包裹後，放在人體胸部，利用體溫孵化。紹興、上虞也有用火烘催。16年，上虞縣在章鎮上浦設催育室催青，但數量極少。小蠶采用自然氣溫飼育，保溫條件差，產繭量低。試行小蠶共育，圍以草薦，火[FJF]?[FJJ]加溫，產繭量提高。飼養以春蠶為主，秋蠶極少，惟紹興縣秋蠶占春蠶一半。蠶蔟使用傘形蔟，始倡蜈蚣蔟。蠶病以僵病、軟化病最烈，血液性膿病、空頭病、痢病、卒倒病、萎縮病均有發生。蠶農用石灰水洗滌蠶具消毒預防。諸暨噴燒酒和青鬆毛熏煙排濕防僵治空頭，新昌、嵊縣則多撒清明灰（清明日燒的豆梗灰）防治。25年，引進克拉脫、升汞、福爾馬林和漂白粉，用於消毒。用硫磺熏煙，消滅病源。諸暨應用防僵粉防治白僵病。
日軍侵占紹興後，改良蠶種減少99%，日本蠶種華蠶101、華蠶102、瀛翰為親本的品種增加。抗日戰爭勝利時，飼養品種有諸桂×華五、洽桂×華七等。民國36年，諸暨、嵊縣、新昌推廣小蠶共育室7個，計154戶，共育蠶種317張。40年代末，土種、老品種基本淘汰，秋蠶飼養量逐步擴大。春用種為瀛翰×華九、瀛翰×華八，秋用種為瀛文×華十。1949年秋，改良種實行統一計劃配發，蠶種共同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