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經濟之路通向何方
對話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多年，市場經濟也跟隨前行了30多年，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中國市場之路”是繼續原有的模式前行，還是需要調整，重新出發？在2013年12月26-27日舉行的“鳳凰財經峰會”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與哈佛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科爾奈展開了一場重量級PK。
香港大學經濟係教授許成鋼一開始就向兩位經濟學家拋出了三個重磅炸彈：
第一個問題，中國的改革始於上世紀70年代，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也曾經向東歐經濟改革大量取經，現在的中國正在轉變增長模式，從出口導向的外延式增長轉向集約式增長，比中國發達得多的東歐國家30年前也經曆過類似的轉變，和這個相關的，外延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意味著什麼？
第二個問題，增長模式的轉變時期，增速的下降是不是不可避免？
第三，增長模式轉變對資源配置扭曲等各種扭曲的含義是什麼？
首先接招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科爾奈。
科爾奈：就世界範圍來講，中東地區出現過這種增長，但是中東地區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這麼快的高速增長。中國是一個增長奇跡，也就是說它曾經經曆一種奇跡式的增長，讓我感到非常欽佩。同時我又有一些擔心，我必須要實話實說，我確實有點擔心，因為中國沒有經曆一種常規外延式的增長，我說這是一種匆忙的增長。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不平衡的增長。之所以會擔心，主要的原因是在於GDP當中份額的分配，也就是說投資和消費投資之間比例的關係。中國幾十年來中國都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投資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能夠維持像中國這麼高的投資率。同時經濟曆史上，也沒有在這種高速增長的過程當中，居民的消費的比例如此之低，這是一種增長，就是收入的增長和生產增長的失衡。也就是說消費增長的滯後，也是引起我嚴重擔憂的一點。我的印象是，中國現在也開始糾正這樣的一種結構的失衡，中國的增長奇跡，它的機製是在於中國人民的犧牲，因此中國人民優先來分得GDP當中更大的份額。這既是國際收入分配公平原則的要求，也是需要代際收入分配公平性的要求，有多少的消費能夠由本代人來實現，有多少消費由子孫後代實現？這應該是平衡的，我們希望在GDP當中有更大的比例。
除了公平性之外，除了理論的這些原則之外，提高消費能力也是提升效率的要求。因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提高，我們需要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這樣的話就有更加訓練有素，身體健康的勞動者，一些行業才能夠加快發展。如果說這樣的一種經濟格局，會出現改變的話，經濟的增速會放緩。我們說現在這個增長實際上是補償過去的這種經濟增長的奇跡。經濟的放緩是因為投資率必須要降下來。同時，與此相連，工資會上漲，因此出口競爭力會相應下降。所以，各種因素的疊加就會導致經濟增長放緩，這個也無可擔心。這是一種經濟增長軌跡修整等結果。這也決定了，中國如何能夠進入集約式的增長，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匆忙還是和諧的增長》。我並不是要給中國提什麼樣的建議，我隻是想提出來一種和諧增長的格局，可以供中國在未來增長中參考。我的印象就是，和諧這個概念也是跟中國的精神並行不悖的，也符合中國的傳統。
許成鋼又把同樣的球踢給了吳敬璉。
吳敬璉：剛才科爾奈教授討論了從一個高速度的這種增長到一個和諧的增長，這個過渡的過程，而且希望中國比較快地實現和諧式的增長。確實是這樣，中國其實從改革開放開始之日起，就進入了一個從過去的那種突進式的，或者叫做粗放的增長，向和諧的或者叫做集約式的增長轉變的過程。但是這個轉變的過程並不是一往直前，沒有曲折的。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其實是個力量合力的結果。一個力量是政府，政府仍然像過去一樣傾向於用大量的投資，去支持這個增長的速度。另外一個力量呢，就是改革開放所釋放出來的市場力量。市場力量使得我們整個經濟中間的效率得到了提高。效率對於增長的貢獻也逐漸地加強了。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的打開，隨著生產要素的流動，從勞動力和土地，都從低效率運用的農村轉向比較高效的城市。另外一個方麵通過開發，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的方法，提高了我們產業的技術水平。這兩個因素都使得效率提高在增長中的貢獻增加了。這兩個力量是互相消漲的。因為舊的增長方式仍然起作用，所以它帶來的各種弊病仍然存在。於是，在1995年，我們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就要求實現從粗放的增長模式到集約的增長模式的轉變，但是這個轉變的過程是很艱巨，曲折的。特別是到本世紀初以後，政府的作用在增強，國有經濟的控製對於一些重要部門也在增強。
因此，舊的增長方式大有卷土重來之勢，所以剛才科爾奈教授講的那些弊病，就是說投資占比太高，消費遠遠落在後麵，都是由於這個舊的增長模式不願意退出，而且有的還增強了它的作用。所以現在我們麵臨的任務，就是要推進這個增長模式的轉變。但是“九五”計劃，“十一五”計劃到“十二五”計劃的經驗表明，如果不改變體製，不管黨政領導怎麼號召，這個轉型就是轉不過來。所以要真正地實現轉型，那也要依靠改革。依靠改革，建立一個包容性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的問題。
許成鋼：經過30年的改革，國有部門已經不再是中國經濟裏麵最大的那個部分，但是它仍然控製主要行業，嚴重缺乏效率。是不是應該堅持國有製，是不是一定要保持在中國經濟裏麵有大量國有企業的存在，國有企業的出路是什麼？請科爾奈教授回答。
科爾奈：你這個問題是，保持國有製是一個好主意嗎？我的答案很簡單：不是。我們看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樣子的。國家不能高效地掌控資源，這個在國家社會主義長期的曆史當中就能夠得到體現，不管是在蘇聯還是東歐都是這樣。有大量的證據能夠證明，國家並不能夠高效掌控資源，不能夠很好地去控製這些資源，但是也有一些少量的例外。一般來說，國企是虧損企業，就我所知，我也通過閱讀中國的這些論文、報告統計數字，有很多的國企在中國也是虧損企業。如果企業長期虧損，那麼這個企業隻能通過國家來人為地維持生命，這個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這也是我們最不喜歡的無效配製。這是人為的，來維持虧損企業的一種方法，我管這個叫做預算軟約束。這是綜合帳目，多數的國有企業都患上了這個預算軟約束的綜合症。
一般虧損企業得到國家的補貼，然後能夠得到稅收的減免，或者說它不納稅的話國家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信貸的優惠，這實際上是維持虧損國有企業的一個最重要的方式，這也困擾著中國。並不隻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個宏觀經濟風險。會使得整個銀行業充滿不良貸款，導致一係列衍生的問題。我要給大家提出一個警示，這是中國所麵臨的具體問題。那麼預算軟約束的後果是什麼？如果這個國有企業恰好也是壟斷企業的話，這個風險更為突出，這樣會存在進入壁壘。
競爭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所在，也就是說要通過競爭，通過市場機製來實現創新，我有一本新書，現在隻有英文版，叫做《活力競爭和過剩經濟》。在這本書當中我就強調了競爭的重要性。但是，現狀並不容易改變。國有經濟的影響力仍然巨大，而且，他們與政治精英、高級官僚也緊密交織在一起。出路何在？我想這裏麵有三項工作可以平行地展開。
第一就是要是取消特權。國企不再享受這些特權，另外要硬化預算約束，引入競爭，如果說這些國企能夠在競爭當中生存下來，那麼固然是好的；如果不能夠適應競爭，那麼這個時候就應該讓他們退出市場，要把它淘汰掉。這樣的話，會通過物競天擇，讓國有經濟萎縮下來。另外關於私有化，把一些國有股權賣給私人投資者的案例，中東地區有一些負麵的經驗，就是不要賤賣，不要搞國有資本大甩賣。通過正常方式用市場折售國有企業的股權。不要加快投資擴張，讓民營經濟增長地相對快一些，這樣中國就會有未來。因為如果國有經濟相對份額減少，假以時日，國有經濟占比的比例會有很大的變化，讓民營企業能夠崛起。
許成鋼：剛才科爾奈教授的解釋裏麵大量的應用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教授發明的，現在已經是經濟學的標準概念，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從過去的東歐、蘇聯碰到的問題和過去中國碰到的問題，到今天有了新形勢。今天中國麵對的很危險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請吳老師從軟預算約束的角度，來討論一下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
吳敬璉：中國的體製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體製有一個區別。雖然都是有一個權威主義的政府，但是蘇聯和東歐是一種集權式的，或者叫做單一式的權威製度政府，而中國是一個分權式的權威主義政府，於是就產生一個新的問題，特別是改革的形勢之下，各級地方政府都出現了一種現象叫做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就是各級政府都把本地區當做一個公司來管理，即所謂的黨政領導變成了董事會、董事長和CEO。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軟預算約束是在一個國有企業沒有內部的產權約束，沒有市場約束的情況下，隻能受上級政府的約束，而上級政府通常對國有企業都采取一個父愛主義的態度，用各種辦法來關愛國有企業。但在中國、就變成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的問題，地方的企業有了軟的預算約束，而政府本身也是在軟預算約束之下，就造成我們現在許許多多感覺到十分頭疼的問題。比如說政府運用自己的權力，用了大量的資源，用了大量的資本投在城建和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建設上。所以就造成了一係列的問題，一個問題跟蘇聯、東歐一樣，效率很低，第二個問題就是腐敗蔓延。
第三個問題就是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債台高鑄。這使得我們政府的債務率居高不下。前兩天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一個報告，說是中國2012年中國政府債務已經達到28萬億，占當年GDP的56%，如果加上國有企業的債務、居民的債務，就超過GDP的215%，雖然當局認為還在可控範圍之內，但是這麼高的杠杆率，無疑會引起係統性的風險。現在采取措施，除了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學者所提議的措施之外，現在有幾項措施是一定要采取的。第一就是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要像三中全會決定那樣，退出對於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和直接的介入。第二，要把地方政府的債納入預算的管理，受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還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來解決這樣的一個十分危險的弊病。
許成鋼：在中國新的改革規劃中，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一個核心的主題。之所以變成核心的主題，是因為中國政府控製和幹預太多，我們下邊想聽一下科爾奈教授對於政府的作用有什麼樣的看法。
科爾奈：這不隻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包括中東歐地區也是如此，因此它也是備受爭議的一個問題。我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觀點：政府和市場像婚姻，而且是不可能離婚的婚姻，所有他們必須要永遠一直過下去。不過，即便如此，婚姻既有幸福也有不幸的，在幸福的婚姻當中有一定程度的互補性，也就是夫妻之間要有一定的互補性。因為沒有任何一方是完美的，他們應該相互傾聽、相互補充。整個經濟當中，市場也是不完美的，經濟學者都講到，比如說市場的不完美性，市場的失靈等等，不過政府、國家也有失靈的地方，因此說市場和政府的這個婚姻就應該是讓政府去糾正市場失靈。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去糾正市場所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政府應該發揮作用來糾正市場的不完美。不過也有不幸的婚姻，在不幸的婚姻當中，是婚姻一方希望主導這個家庭，也希望迫使另外一方，去當一個順從的奴仆，但是風險在於像中東歐國家或者是中國這樣的國家，這些國家都在轉型，就是從集權的、全能的國家，轉型成為一種新的格局。但是國家還是不能夠去抵抗權力的誘惑，因此還是對經濟多有幹預，希望對市場指手劃腳，甚至要滲透到市場紋理當中，這裏有幾個重要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國有企業的過度擴張，這是一種國家控製市場的方法。另外一個就是預算軟約束。吳教授和我都談過了，基本上不能讓國家幹預市場。一種就是微觀幹預，另外就是間接地行政控製，對於有一些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