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薩裏采取了不革命的態度，即使在論證蓋倫的某些錯誤時也是如此；這種態度無疑與他的個性有關。不過我們也必須記住，要在科學領域中充分表現出一種革命的態度，恰如我們所看到的伽利略、笛卡爾、哈維以及後來的問世紀的科學家們在其著作中表現的那樣，這對於1543年那個時代而言畢竟還是早了一些。此外，維薩裏深受人文主義傳統的影響，這種傳統基於對古典哲學、文學。藝術和科學之偉大的仰慕，並且尋求恢複古希臘文化的社會準則。維薩裏大概認識到了，他的任務就是做一名希臘解剖學的改革者和希臘解剖學傳統的恢複者，而不是去充當對有關蓋倫科學的流行看法展開攻擊的發起人。我們將會看到，維薩裏不是革命者，而威廉·哈維卻是位革命者，他顯然願意拋棄蓋倫生理學的基礎，並願意接受因此而可能對醫學實踐產生的任何影響。
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爾蘇斯
許多史學家在提到與維薩裏同時代但比他年紀稍長的帕拉切爾蘇斯時，都說他的思想富有革命性。的確如此，帕拉切爾蘇斯（1493-1541）的生活和事業中有著一種反抗和反叛的痕跡，或許還有革命的痕跡。甚至他使用帕拉切爾蘇斯這個名字（他36歲左右時起的一個別名），也許就是在指他已經出版了“推翻傳統的”反論式著作（佩奇爾1974，304）。“反論”這個詞源於希臘語中的“超出…之外”和“看法”，合起來意為“與……看法相矛盾”，亦即“與已被承認的看法相矛盾”。1527年，帕拉切爾蘇斯在巴塞爾被任命為市立醫院的醫生和教授時，他拒絕進行例行的宣誓；相反，他卻發起了一次猛烈的攻擊，聲稱他不同意蓋倫原則，並且宣布了一種新的醫學體係。僅僅過了幾個月之後（1527年6月24日）他當眾焚燒了一本當時標準的教科書：阿維森納的《醫典》。
與學院的規則和傳統截然相反，帕拉切爾蘇斯講課時不使用拉丁文，而使用日耳曼方言，他甚至允許理發師兼外科醫師進入他的講習班。他對“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和古典的學問”同樣予以拒絕。人們描述他說，與他“對傳統科學和醫學的大規模譴責相類似的情況，在他那粗魯的行為和勉強對傳統習慣和權威所作的讓步中也可以看到”（佩奇爾1974，306）。非正統的行為舉止和進行論戰，是他晚年生活的特征，他的生活猶如鍾擺動蕩不定，一會兒從事有精良設備的上等職業，一會兒又成了“漫遊四方‘一身乞丐打扮的’世俗的鼓動者。”他於1541年在薩爾茨堡去世，“在他死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墓地成了“患者們朝拜的一塊聖地”（p，305）。帕拉切爾蘇斯教名中的Bombastus，長期以來被認為是“bombast（大話）”這詞的來源。
作為一個科學革命者，帕拉切爾蘇斯在兩個重要的領域很有影響，這兩個領域是：醫學和化學。在他的那個時代以及後來的大約兩個世紀的時間內，幾乎所有的醫學理論和醫學實踐都受這樣一種古老的學說支配，即疾病是因四種體液（包括血液、粘液、膽汁或黃膽汁、以及抑鬱液或黑膽汁）不平衡造成的。據信，這種不平衡所導致的疾病，是關係著每個人身體的特定“構成”的這些體液中的某一種或某幾種體液過量或不足的直接結果。大體上講，這種學說暗示著，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不同的疾病，而且，這些疾病不是由某種特殊作用物引起的，它們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組織上的影響或傷害。作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帕拉切爾蘇斯采取了一種大相徑庭的立場，他認為，疾病是身體外部的原因造成的，每一種疾病都有一種“特殊的”發生部位。他確信，疾病的原因都可以在礦物界和空氣中找到，並且認為疾病“是由體外的某種特殊作用物決定的，這種作用物占據了身體的一部分，對身體的結構和功能施加控製，從而對生命構成威脅”——這就是“由寄生蟲引起疾病的疾病觀或本體論的疾病觀，它從本質上講也就是現代的疾病觀”（佩奇爾1974，307）。傳統醫學的治療方法無外乎使病人發汗、腹瀉、或給人放血、讓人嘔吐，而帕拉切爾蘇斯醫學的目的，是要為治療每一種疾病找出特別的物質。
正因為這樣，尋找醫療用化學藥劑的工作與帕拉切爾蘇斯的化學觀點密切地聯係在了一起。他認為存在著三種“要素”即：鹽，它關係著（或負責）任何物質的固態情況；硫，它關係著易燃物的情況或脂肪過多的情況；汞，它關係著煙霧（蒸氣）狀情況或液態的情況。盡管這些都是化學要素，但它們都被暗示著是有靈魂的，這與帕拉切爾蘇斯身上特有的煉金術的烙印是分木開的。帕拉切爾蘇斯製造出了許多新的化合物（主要是在其尋求藥劑的活動中完成的），他顯然還發明了通過除去水份生產濃縮酒精的方法，美國北方的農民就是借用這種方法，不用蒸餾器便可把發過酵的蘋果汁製成蘋果白蘭地。在1618年版和以後幾版的《倫敦藥典》列出的帕拉切爾蘇斯製造的化學藥品中（其中包括甘汞），也許可以看出他對化學發展的影響。但他的名望因其“對傳統采取了毫不妥協的否定態度’而受到損害（佩奇爾1974，3if），而且，他有意識地複興甚至發展了那些純樸的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或異教徒）所保留下來的民間醫學，這使得許多有可能成為他的信徒的人感到不快。也許，他對科學最偉大的貢獻是，使煉金術從傳統的尋求把賤金屬煉製成金或銀的這一目的，轉變為設法把生命無限期地延長，並且為煉金術製定了一個新的目標：去發現能有效地治療疾病的物質。
前麵的說明就是要明確這一點：我們今天感覺到的帕拉切爾蘇斯的教學和實踐中最優秀最有意義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不過，正如沃爾特·佩奇爾（1958，344）提醒我們的那樣，帕拉切爾蘇斯的化學有一部分屬於“神秘的’域“符號的”宇宙學和哲學，這些東西“無疑是非科學的”，盡管他在化學實驗室中的工作是合乎邏輯的，他有了新的配製礦物化合物的方法並從事重金屬方麵的工作。在醫學方麵，雖然他的新的疾病理論和與之相隨的醫療原則都很重要，但他反對‘哪種傳統的把理論醫學建立在解剖學和生理學上的作法——他對這兩個領域知之甚少而且也無多大興趣。”他的醫學體係雖然含有“現代病理學中的生殖細胞”概念，但它“總的看來，並非是科學的”，因為它是“以他的小宇宙理論為基礎的類推和比喻”的集合體，在這一體係中，“觀察和原始科學的部分裏”也許滲入了過多的“會使我們感到奇怪的推測的大雜燴”（同上，345）。
在醫學和化學領域中，曾有過一場風靡歐洲的帕拉切爾蘇斯運動，這一運動是在帕拉切爾蘇斯去世大約30年後開始的（艾倫·德布斯1965，33一37；1977）。注意一下來自反麵的反應，我們便可以了解這一運動是多麼聲勢浩大。例如，1569年，巴伐利亞公爵下令他的領地內的所有寺院“堅持講授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學，而不許講授新醫學。”帕拉切爾蘇斯的醫學是“一場革命運動”，這場在16－17世紀享有盛名的運動，也使得其發動者名聲大振，而且突出了他“單槍匹馬”發起了這一運動的特點（佩奇爾1958，349）。然而後來，這場運動又使其發動者的名聲一落千丈，並且——因為J.B.範·海爾蒙特和其他一些人按照一種更嚴格的科學方式推進了這一運動——產生出了“醫療化學”而沒有產生出帕拉切爾蘇斯化學。
在蒙田寫於16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隨筆集》中，“革命”這個術語似乎還沒有用來指激進的“革命性”變化。有關此類變化的概念，以一種引人注目的形式（盡管沒有實際使用“革命”這一術語）出現在這些隨筆中最著名的《為雷蒙德·塞朋德辯護》中，此文大約成文於1576年。在談到醫學時，蒙田（1958，429）提到了“一個陌生的人，他們稱他為帕拉切爾蘇斯，”他——他們說——“正在改變和推翻古代的教條體係，”而且他堅持認為，到現在為止，醫學“除了能致人於死地之外別無它用。”蒙田發現，這一判斷與事實相符，但他很精明地斷定說：“要用我的生命去接受他的新經驗的檢驗，我認為這並非是很明智的。”
在另一篇題為《論父子相似》的隨筆中，他談到了經過壓縮的古代醫學史（同上，586），他把這部分曆史稱之為“那些古代醫學中的質變，”質變這個字眼與今天討論科學中發生革命時的習慣用法極為相似。蒙田談到了“一直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不計其數的其他的情況〔亦即質變］”；他說，這些情況“絕大部分”是“不折不扣的。普遍的質變，就像帕拉切爾蘇斯、列奧納多·費歐拉文蒂和阿根塔留斯等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導致的質變一樣。”接著，蒙田表明了他對帕拉切爾蘇斯醫學本質的充分理解，他注意到，帕拉切爾蘇斯“改變的不僅僅是一種慣例，他所改變的是整個醫學的主體和秩序。”正像蒙田如此準確地看到的那樣，帕拉切爾蘇斯及其追隨者們已經為醫學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一個革命綱領。
顯而易見，蒙田提到的帕拉切爾蘇斯的質變，具備了成為革命所需要的素質，那麼，是否真的有過一場帕拉切爾蘇斯革命呢？按照我在本書采用的分類係統來看，帕拉切爾蘇斯顯然是一位革命者。毫無疑問，帕拉切爾蘇斯的醫學是一場思想中的革命，即一場“自身中的革命”。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艾倫·德布斯（1976，307）極力證明曾發生過一場帕拉切爾蘇斯學說複興後的“藥學革命”——而且他認定，它發端於“帕拉切爾蘇斯用化學改造醫學的幻想。”既然帕拉切爾蘇斯以出版的形式公布了他的見解，且這些見解被他的追隨者們采納並用來作為他們的指南，應當公正地說，論著中的帕拉切爾蘇斯革命也曾有過。不過，對於帕拉切爾蘇斯是否導致了一場科學革命這一問題，許多17世紀的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今天我們最敏銳的史學家們也讚同這一看法。因而，沃爾特·佩奇爾，當代帕拉切爾蘇斯學者中的老前輩，提醒我們注意，在帕拉切爾蘇斯那裏，占首要地位的是，“研究和探測大自然以說明他的宇宙論哲學和宗教哲學的正確性的那種願望，此種願望成了促進其研究的推動力量”（1958，350）。佩奇爾總結了他畢生對帕拉切爾蘇斯的研究後得出這樣的看法：“在一係列研究大自然的學者中（現代科學的誕生應歸功於這些人），”帕拉切爾蘇斯並不十分出色，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位出色的“具有現代思想和革命思想的”醫生（同上人約翰·馬克森·斯蒂爾曼（1920，173）在總給其對帕拉切爾蘇斯的研究時得出的評價是，“他的方法並非是現代科學的方法。”斯蒂爾曼概述了他本人十分讚同的馬克斯·紐伯格的這一頗有學術水平的觀點（同上，129）：
紐伯格正確地評價了帕拉切爾蘇斯成就的價值，但依然懷疑，他是否能像維薩裏和昂布魯瓦茲·帕雷一樣，可以被看作是一位醫學的改革者，確切地講，他並沒有奠定什麼重要的基礎，對他大部分思想的真正價值的解釋，有待於以後的現代科學思想的發展。他的目的是把醫學建立在生理學和生物學的基礎上，但他所選擇的方法並不是正確的方法，而且，他的類比推理和異想天開的大宇宙哲學和小宇宙哲學，既不能令人信服也是行不通的。紐伯格認為，他的遊說活動所表現出的對醫學K況的不滿和憤憤不平，很難說就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是後來通過運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所進行的富有建設性的工作才導以出現的。
兩個世紀前，沃爾特·查爾頓就曾說：“那位異想天開的酒鬼帕拉切爾蘇斯的敬慕者們是群笨蛋”（1654，3），這大體上反映出了查爾頓對帕拉切爾蘇斯及其著作相當不滿。
威廉·哈維與生命科學中的革命
威廉·哈維既不同於帕拉切爾蘇斯也不同於維薩裏，他在論述蓋倫時總是畢恭畢敬的，而且，在不得不糾正蓋倫的錯誤時，他似乎顯得很痛苦。不過，他在關於血液循環的著作中既大膽又旗幟鮮明地表明，要為人類生理學和動物生理學奠定一個新的基礎，它將完全取代統治科學觀念和醫學觀念長達約15個世紀之久的蓋倫學說。哈維充分意識到了他的綱領所具有的革命本質，他的讚美者和詆毀者們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提出了一個封閉式的機械論係統，在此係統中，心髒使血液注入動脈和靜脈；不僅如此，他還闡述了單循環係統的觀點。血液的單循環係統事實上是由哈維首創的。他的工作標誌著從想象中的通路到可以證明的循環、以及從不可證明的蓋倫的猜想到以經驗事實為依據的定量的生物學的徹底的轉變。威廉·哈維的貢獻，使得生命科學以成熟的科學革命的參與者的身份步入了現代領域。
威廉·哈維出生於1578年，即維薩裏的《構造》發表35年以後。以1593年到1599年他是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厄斯學院的學生，隨後，他去帕多瓦接受進一步的教育，1602年，他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哈維的老師中包括偉大的解剖學家和胚胎學家吉羅拉莫·法布裏齊（或法布裏齊烏斯），靜脈瓣膜的發現者。哈維在帕多瓦時，這所大學是促進科學發展而且思想活躍的一個中心；當時，年輕的伽利略也是該大學的一個教授，他不久發現了月球上的山峰、金星的位相、木星的衛星以及其他許多新的天體現象。返回英格蘭後，哈維開業行醫，並且成了皇家內科醫師學會的會員（從1615年到1656年他曾任拉姆利的外科學講師）。他被任命為詹姆斯一世的禦醫，並且在查理一世時期擔任了類似的職務。他同情保皇黨人，而且確實在內戰中仍然擔任查理一世的護理工作。由於查理一世對哈維的工作很感興趣，哈維獲準用王室養的一些鹿來進行生育方麵的研究。1657年哈維去世，享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