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把“革命”這個詞與哈維發現連在一起的，是威廉·坦普爾爵士在17世紀下半葉所寫的一篇論文。從作者使用這個詞的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的革命概念出現初期時的情況。坦普爾的這篇論文大約寫於1686年以前（見伍德布裏奇1940，212），題目為《論健康與長壽》，作者在文中談到了希波克拉底和蓋倫創立的古代醫學體係，談到了帕拉切爾蘇斯“廢除全部蓋倫模式”的嚐試以及他在引入“化學醫學療法”方麵的工作，隨後他討論了哈維和血液循環。坦普爾（他對，I：73）把這一係列事件稱之為“生理學帝國中的”亦即“醫術”或醫學帝國中的“偉大變革或革命”。“帝國”這個詞的使用暗示著，坦普爾在這裏意指的並不是某一獨特的戲劇性事件的出現這一新的含義，而是“革命”這個詞在“帝國革命”這個短語中的那種傳統的含義。很有可能，坦普爾在別的著述中（《英雄的美德》，1821，1：104）把帝國革命想象為逐漸展開或前後相繼的事件。此外，坦普爾本人並非真地相信哈維革命，他認為，對於循環學說，“人們期望著它能夠使整個醫學事業煥然一新”，但是實際上，它“並沒有產生這樣的作用。”
在《古今學問論》[1690（1963），71]中，總的來看，坦普爾所持的是一種厚古的觀點。他論證說，古書是最好的，而且，用阿方索·埃爾·薩比奧的話來講，生活中值得追求的隻有“燃朽木、飲陳酒、會舊友、讀古書。”他問道，“哪些是我們自認為技高一籌的科學呢？”在1500年的時間中，“除了笛卡爾和霍布斯大概可以自封為哲學家外”，再沒有什麼新的聲名顯赫的哲學家了。他發現，在天文學中“除了哥白尼體係外，沒有什麼可與古人相競爭的……新東西了，在醫學中，除了哈維的血液循環的新發現外，情況也是如此。”坦普爾堅信不疑地認為，“即使它們是真的，”“這兩項偉大的發現也沒有改變天文學或醫學事業的結論。”因此，盡管這些發現使“發現者獲得了很高的榮譽，”但它們“對世界的用處並不大。”（pp．56－57，71）
豐特奈爾在其1683年出版的《死者的新對話》一書也討論了醫學中的革命問題。該書中有一段古希臘後期的醫生和生理學家埃拉西斯特拉塔與威廉·哈維（書中稱之為埃爾韋）之間的對話。對話開始，由埃拉西斯特拉塔首先發言，他簡要地概述了哈維所報告的奇跡：血液在身體中循環，靜脈血管把血液從末端輸送到心髒，然後，血液離開心髒進入動脈血管，由動脈把血液送到末端。他承認，去代的醫生以為，血液隻是一種非常緩慢的從心髒到身體末端的運動，這是十分錯誤的；他還敘述了世界多麼感謝哈維“消除了那個古老的錯誤。”接下來，埃拉西斯特拉塔在對話中承認，現代人能比古代人成為更好的科學家，而且，他們能獲得更多的有關自然的知識；不過，他宣稱，他們“成不了更好的醫生”，因為古代的醫生能像現代的醫生一樣，為人們醫治疾病。
哈維反駁說，許多病人的死亡都是由於對血液循環的無知造成的。埃拉西斯特拉塔答複說，“你相信你的新發現確實有用，那麼有什麼用呢？”在哈維作出肯定的回答時，埃拉西斯特拉塔問，為什麼現在還像以前一樣有那麼多的死者走入極樂世界呢？“哦！”哈維說，“如果他們死了，那是他們的錯誤，而不是醫生的錯誤。”在回答結束時，哈維對未來作了一番樂觀的解釋，他說，到那時世界就會“有閑暇充分利用新近的發現，”因為“巨大的效益”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人們發現。在約翰·休斯所譯的英文本中（豐特奈爾1708），埃拉西斯特拉塔有這樣一句粗暴的評語：將來“不會有這樣的革命，相信我的話吧。”這就是說，人類以前就有了“一定的斷定有用知識的標準，”盡管對它又做了少量的補充，但它永遠不會被超過。豐特奈爾在結束這篇對話時作了一番悲觀的解釋：無論科學家在人體方麵做出什麼樣的發現都是徒勞的，因為“大自然是不可戰勝的”，而人們還會不斷地在既定的時刻死去。
從目前的情況看，這篇對話是極有意義的。首先，豐特奈爾把像哈維（“在人體中發現了新的管道”）那樣的發現，與天文學家發現“天空中的一顆新的恒星”加以比較——這類發現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其次，盡管豐特奈爾十分信奉笛卡爾的哲學，但他卻直截了當地反對笛卡爾在《方法談》中所說的那段大話，即如果得到資助，醫學研究將會使生命周期無限延長。最後，我們會注意到，豐特奈爾（借埃拉西斯特拉塔之口）提出的醫學中沒有革命這一主張，與豐特奈爾本人的這一認識即數學中存在著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這樣看來，對革命的可能性的否認，也許可以說是法國醫生普遍反對哈維的偉大發現的一個標誌（參見羅傑1971，13，169）。雖然笛卡爾熱心支持血液循環學說，但豐特奈爾可能並不認為，對醫學事業來講，這一發現算得上是什麼偉大的成就。事實上，豐特奈爾似乎並非相信，在醫學中曾發生過革命。埃拉西斯特拉塔所說的“不會有這樣的革命”這句話，無疑已經表白了豐特奈爾的信念，不過，他本人所說的話略有不同。在約翰·休斯的譯本中，埃拉西斯特拉塔說的是：“不會有這樣的革命，相信我的話吧。”而豐特奈爾是這樣寫的：“Surmaparole，riennechangera”（“相信我的話吧，什麼都不會變”）。
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羅伯特·玻意耳在其1656年11月所寫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革命：
我告訴您一件很平常的事，您就會了解愚蠢入的輕率的推斷有可能使他瘋狂到什麼程度：某些寡廉鮮恥之徒竟然把不可思議的荒謬的事物歸咎於神靈，而毫不為之臉紅。談到消息的公開性，最近全麵而完美的成功的消息僅僅限於在議會的大牆之內傳播，以致於我現在隻能抄錄報紙，至多隻能事先根據報紙去猜測。對於我們新的代表們將會證實什麼、或者我們將會得到什麼，我不敢妄加猜測，更不敢白紙黑字地寫下來；我不會有所顧忌的隻是承認，我的希望和恐懼都是有非常特別的動因的；我還可以無所顧忌地說，我據以預計會有時雨或猛烈的暴風雨來臨的雲彩，尚不是看不見的未凝結的水氣。至於我們的思想方麵，我的確可以信心十足地預計，會有一場革命，通過它，神將會成為一個失敗者，而真正的哲學繁榮也許會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
〔BritishLibraryHarleyMS7003，fols．179／80］
在科學範圍內，沒有發現玻意耳有過什麼類似的陳述〔在詹姆斯·雅各布把玻意耳看作是革命者的那部著作（1979）中，也沒有提到這類情況〕。不過，綜觀玻意耳那些行文繁冗的論著，如果有人斷言說，這些書連提都沒有提過這類問題，那麼他一定是一個冒尖的學者。
許多17世紀的科學家都意識到了他們的成果具有的創新性，而且在他們自己著作的標題中都表明了這一點，一些17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們（吉伯、開普勒、笛卡爾、哈維、牛頓）對他們各自著作的非傳統的特性作了明確的陳述，他們指出了古代和中世紀的作者的錯誤，並采取了革命的態度。亨利·鮑爾在其所著的《實驗哲學》（1664）的結尾部分，對新的應用科學作了豐富的闡述。“這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他寫道，“哲學伴隨著一場大潮來了。”“消遙學派的信徒們也許希望阻擋這一潮流”，就像“阻止自由哲學的泛濫’哪樣。他斷言，“一定要拋棄所有陳腐的垃圾，推翻腐朽的建築，”這是因為，“不得不為一個更為宏偉的、永遠不會被推翻的哲學專業奠定一個新的基礎的時刻來到了。”他說，這種新的哲學，“將以經驗和感知為基礎，詳細討論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從自然界事物的本源那裏推究其原因，就像我們所觀察的事物可以被藝術再創造出來和力學證明確實可靠那樣。”
在18世紀初的數年中，豐特奈爾的著作中就有了相當早的關於數學革命的陳述，此陳述完全是現代式的而且十分清晰。當時，豐特奈爾正在伏案撰寫論述微積分的著作，微積分是牛頓和萊布尼茲發明的，它無疑是17世紀最富有革命性的知識成果。豐特奈爾在其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用革命這個新的概念，以此來說明這種數學理論是多麼不同凡響。它給予科學家的力量，遠遠超出了前人“難以想象”的範圍。革命隻是剛剛開始，但這已經使那些開創者們與在此不久之前還可謂是最聰明最有經驗的數學家們相比，能夠更巧妙地解決數學問題。
在醫學領域中我們發現，1728年牛頓去世後不久，W．科伯恩醫學博士在談到帕拉切爾蘇斯時，曾明確地在新的意義上使用了“革命”這一術語，甚至還暗示，革命的發生是醫學體係發展的一個特征。
三十多年以後，數學家克雷洛為牛頓在理論力學領域中開始的一場革命而歡呼，理論力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包含了數學和物理學兩個領域。值得注意的是，牛頓為純數學和數學物理學做出的偉大貢獻，其革命方麵那樣明確地得到了承認，這是因為，牛頓的成就標誌著科學革命的頂峰。現在的證據證明了我們的判斷，而且更加強調了這一點：17世紀最富有革命成果的領域是純數學和理論力學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