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世界中的相互作用效應
我們在生物學世界中獲得的事實是明顯的，我們麵對的並確實融入其中的是一個巨大的，係統套係統的等級序列。行星生態係統是地球上最大的係統，它由大陸和次大陸生態係統組成，而大陸次大陸生態係統又由特定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環境中的生物群落構成。居住在這些生態係統中的單個生物由細胞組成，細胞由蛋白質組成，蛋白質由分子組成，分子由原子組成，而原子則是原子核和電子的量子組態。
達爾文和新達爾文理論堅持認為，這一相互套迭的等級體係是在隨機突變的自然選擇作用下進化的，主流理論則堅持種係變異具有隨機性的假設，並讚同魏斯曼關於種係和個體可以分離的學說。後者通常被解釋為是指在生物體的整個一生中與環境的生理相互作用並不具有遺傳效應棗它們並不產生種係DNA的變化。因此，突變的隨機性保證了種係的基因變化既不受顯性狀態的影響，也不受環境條件的影響。經典的達爾文理論告訴我們，適應性變化是一種由隨機產生的恰好與特殊環境“吻合”的遺傳變種的後天選擇支配的過程，然而，正如霍（Ho）等人指出的，這些假定棗突變的隨機性的基因和環境影響不相幹棗都被分子遺傳學實驗的發現所證偽。為什麼如此，我們可以加以簡述。
一、生命的另一種圖景
在我們的經驗中所碰到的物質事物和在宇宙的深處作為這些事物的基礎的能量場之間的微妙關係改變了我們所知的生命和生命世界的每一件事的性質。正在出現的圖景給了自然界相互關聯網絡的圖像，這一網絡產生了連續的、自我創生的有組織過程中所觀察到的所有事物。
這一新圖景告訴我們，生物有機體並不是一係列偶然事件的結果，有機體的遺傳信息庫並不是與其環境毫無聯係的，它的變異體也並不僅僅是偶然性的犧牲品。在基因組和有機體之間，甚至更廣泛的有機體的環境之間，存在直接的（盡管是微妙的）聯係。這遠不止是基因的偶然再組合，產生新物種的突變體是“適應的”；在有機體的遺傳亞結構方麵它們靈活地響應了它們在環境中所經曆的變化。
這種適應性變異的發生一次又一次地被前沿思想家和研究者所提到，盡管它又召回了拉馬克主義的幽靈（在二百多年前提出的觀點，該理論認為有機體在其生活中獲得的特點可以由它們的後代繼承，即可以遺傳給它們的後代），但前衛派研究者們已經經常談到基因的突變和環境要求之間關聯的可能性。適應性突變的理論（它激起了1980年旋風般的爭論和討論）目前正在根據新的證據進行再檢驗。
正在出現的洞察並不是一種返祖現象，因而是過時的概念：它並不認為長頸鹿獲得它的長脖子是因為各代長頸鹿都要盡量伸長脖子以便夠到越來越高的樹枝上的樹葉。相反，新概念提出了基因組的適應性，基因組即為給長脖子編碼的遺傳信息庫，生物有機體所有其他軀體特征也都是如此。微生物學家現在發現，基團組是“流體”。
控製實驗已經出現了許多影響基因組和刺激其內適應性變化的環境作用的例子。例如，對亞麻而言，由於受到肥料的影響而導致的基因的直接變化已經被注意到。人們還注意到，接觸到殺蟲劑的不同昆蟲產生出了可遺傳的擴大特殊基因，這些基因可以把化學藥品解毒和對毒素產生抵抗作用；由於電磁和化學影響的結果許多物種的基因庫也發生了類似的修正，這也是人們知道的。
看上去基因組似乎是由環境中的變化情況來“內構”的。把種係和有機體一生中所遇到的變化相互分離或孤立開來（這是經典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支柱）正變得越來越失去根基，並將很快被拋棄。有機體和環境形成了整個係統的一部分，而在時間中進化的正是這個係統。純粹的偶然性被拋棄了，據說變異體是在高度結構化的“漸成係統”的過程中出現的。
現在更多的生物學家已經搞清楚，種係穩定性並不是由於基因組的孤立。連續的適應並不是作用在純粹偶然性所導致的突變體上的自然選擇的結果。自然選擇在進化中起作用這一點當然是無須爭論的：對存活和繁殖不利的變異體不能長久存在，這有利於人們觀察到的有機體和環境之間的適應。但是人們現在把自然選擇看作是一種消極的而不是創造性的因素：它可能掃除不適應的變體，但卻不能保證那些真正適應的變體能被創造出來。生物學家認為，積極的因素是在能一致地自我進化的包容係統中的有機體和環境的緊密匹配，這一因素降低了進化過程中的偶然性作用，並把流體基因組與預報主要革命性跳躍的係統的突變體相互連結起來。
關於生命的新圖景使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本質認識得更加清楚，我們不是生物化學機器，這與經典概念（這種經典概念仍然被專業生理學和醫學所堅持）有了本質的和完全的不同。生理學和醫學把有機體的運作看作是把它的功能與它的生理結構相互聯係起來的相互作用，而它的生理結構又與它的軀體的化學成分相關聯。根據這一過時的觀點，健康依賴於生理學結構的整體，而這一整體又依賴於涉及眾多有機和無機化學物的平衡相互作用。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身體不能發揮適當的功能時，其原因就一定是由於某種化學的不平衡而導致了某種結構缺陷。
在各種不同的應用方麵，“生物化學醫藥”獲得了顯著的成功，但是這並沒有掩蓋這樣的事實：對許多類型的有機體的健康狀況而言它並不是適當的。要處理支配身體功能、結構和化學的相互作用還需要添加另一種成分，這個成分就是生物能量場（bioenergyfield）。
初看起來，人類的生物能量場（或生物場）在本質上似乎是電或磁的。神經生理學家發現，連結大腦中特定區域的電流產生的效果與引起特定的大腦刺激的化學藥品的注射的效果相同。其他的研究者發現，適當控製的電流會刺激細胞的再生，使損傷痊愈更快，並使組織自我修複。有關的研究還證明，電磁場在保持身體的整體性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些場的不平衡表明了身體化學現象的潛在擾動，從而導致健康的不佳。“能量醫學”已經作為一個主要因素加入到生物化學醫學中。
但是電磁生物場也許不能傳遞所有情況，我們的身體也許還被其他更微妙的能量所影響。這些場很少能夠（如果有過的話）被直接探測到，所以懷疑派的研究者對它們的存在表示懷疑。然而自然治病者以及一部分醫生卻係統地運用它們，他們的經驗顯示，微妙的能量能影響身體生物能量場，因而能間接地但有時卻決定性地影響其健康狀況。
自然（或輪替）醫學在最近幾年取得了很大進展，這些進展包括，在華盛頓的國家健康研究中心建立起了輪替醫學部（OfficeofAlternativeMedicine），創建了幾種不同的專業雜誌，出版了有關書籍，還召開了研究課題和臨床實踐方麵的會議。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我們的意識與我們的身體進行相互作用，就象在自我醫治中那樣；一個人的意識通過直接或間接通訊影響另一個人的意識和身體；這樣的影響是怎樣在時空中“非局域地”傳輸的等等。
研究的結果認為，對於連結我們身體從功能到結構，到生物化學現象和所有這些電磁生物場的交互作用鏈而言，我們必須再添加另一個成分，在科學的新圖景的內容中，這一附加的成分就是量子真空全息場。人類身體與其他生物有機體相同，也嵌在這一場中，並永恒地與之相互作用。
正在進行中的我們的身體與量子真空全息場之舞改變了我們關於生命和生命世界最基本的觀念。這不是經典達爾文主義的無情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每一個都與所有其他的進行鬥爭，每一個物種，每一個有機體和每一個基因都為了競爭有利地位而與每一個其他的進行鬥爭。有機體並不是包著皮的自私的實體，競爭也並不是完全自由的。生命就好像宇宙自身一樣，在與作為基礎的全息場的神聖之舞中進化，這就使生物體嵌進包含整個生物圈的複雜關係的網絡中，成為其一個要素。而生物圈自身又是更廣泛關聯（延伸進整個宇宙）中的一個相互關聯的要素。
在地球的生物圈中，微妙的相互關聯的網絡從細胞的染色體中的DNA序列一直延伸到作為整體的全球生態。我們身體中的遺傳密碼並不孤立於一直在支持我們生命的環境，個體並不絕對地與其他個體相互分離，微妙的能量把我們生理學上的動態結構方麵的信息傳輸到我們身體中的每一個細胞，並把模化（mold）環境的動態過程的信息傳輸到我們細胞中的遺傳密碼。它們也把我們的腦和身體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和生態係統相互聯結起來。
在正在出現的圖景中，生物有機體是相互聯結的，並通過彌漫於宇宙中的全息形式的信息和傳輸場相互關聯在一起。它們所有的事物都相互通訊，跳宇宙之舞。
二、合成理論中的問題
細胞染色體中的DNA序列本身不可能解釋在許多不同環境中大量不同細胞的多樣性和組織性。F·雅各布（FrancoisJacob）注意到，蝴蝶和獅子，母雞和蒼蠅，或蠕蟲和鯨之間在化學成分上的差異比它們在這些化學成分的組織和分布上的差異要小得多。例如在脊椎動物中，化學成分是相同的，不同物種之間的差異可以歸結到其結構上：它們是一種調節問題。在胚胎的發育期間，調節回路的微小變化能完全影響最終結果，即可以隻通過改變不同組織的生長速率或不同蛋白質的合成時間而產生本質上不同的動物。然而，在發育中的有機體的每一個細胞中的DNA是相同的，即使它以不同的方式同細胞的環境相互作用，但要想看出遺傳信息是如何單獨對微妙的和極其特殊的生物諧和調節起作用的，也非常困難。甚至要組成一個單細胞，DNA中所包含的信息也不夠：細胞構成中的定域化依賴於過程，而不依賴於那些DNA的轉錄。研究者已經發現，要引導構成和組織新結構序列的組分就需要現存的細胞結構序列。人們說這一發現迎來了一個“新遺傳學革命”，它與先前的分子遺傳學革命一樣激動人心。
在基因組隔離問題上經典學說失敗了。在發育和進化期間發生在DNA中的變化證明是如此巨大，以致於促使一部分分子遺傳學家杜撰出“流體基因組”（thefluidgenome）這一新詞組。DNA看上去在結構上和功能上與有機體的其餘部分一樣易於改變。最近的發現表明，即使DNA中的某些核苷酸的變化是偶然的，但在有機體上引起的變化並不是隨機的，而是在高度結構化的新基因係統範圍內產生的。這種係統的動力學結構以如下方式限定物種種係的變異：變異不僅來自基因組的隨機可變性，而且也來自作用於基因組可變性的環境因素。
人們發現，許多種係變異是由於特殊的環境幹擾而導致的，由此引起的變異又傳遞到緊隨其後的下一代。這種基本的拉馬克進化由發生在被施肥的亞麻和其他植物，以及受農藥侵害的不同昆蟲物種中的直接的基因組變異所顯示出來。由於對昆蟲施用殺蟲劑，這些昆蟲就產生了消解化學毒素的特殊基因並經遺傳加以放大，從而產生了對毒素的基因抵抗作用。在特定的壓力環境下細菌的變異能力也許是環境影響遺傳變異的最顯著證據。“饑餓的”細菌能夠選擇在精確的基因位置上的信息變異，以恰好使喂養它的食物發生變態。但是，細菌是如何能夠探測到基因是不正確的信息的，是如何能夠探測到改變環境的所需之物的，這已超出了經典理論的範圍。
物種在變化環境中的存活給達爾文主義者的“綜合理論”提出了種種難題。物種有時要活下來，就不得不從一個小生境移向另一個小生境。在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下，它們怎麼能做到這一點並不清楚。遺傳密碼方麵的一係列隨機突變並不能產生給新種出現打上印記的飛躍棗物種所涉及的突變是“係統的”：對現存的或正在出現的生存的繁殖條件的高度協調和總體上的適應。如果進化完全依賴於隨機突變，那麼碰巧適應某種新小生境的突變體就不可能存活得很久，以致於有時間使該物種延伸到這種小生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們必定比非突變體更不適應現存小生境，因此它們很快就會被自然選擇所淘汰。
根據綜合理論的更新的說法，由偶然性推動的持續小規模適應過程（被稱之為“種係發生的增長學說”）就是有問題的。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在書中達爾文聲稱，自然選擇不能產生大的和突然的變化，它隻能以小而慢的步伐起作用）發表約100年後，J·古爾德（JayGould）和N·埃爾德雷傑（NilesEldredge）提出了進化的跳躍理論，叫做不連續的平衡理論。
古爾德和埃爾德雷傑總結了經典進化理論和不連續的平衡理論關於作為新物種出現標誌的變形的不同觀點。對達爾文理論而言，這種變形
棗通過逐漸的變化促使祖先生物群體進化到它們的後代；
棗是平衡和緩慢的；
棗涉及數量巨大的，通常是所有的祖先生物群體；
棗發生在祖先生物物種的所有或絕大部分地理範圍內。
如果確是這樣，化石記錄應由連接祖先和後代連續的，並具有不易覺察的模糊中介形式的一長序列所構成，在這一長序列中隻有地質學記錄方麵的不完善才會產生形態學上的斷鏈。然而，情況似乎並非如此。正如古爾德和埃爾德雷傑所觀察到的那樣，記錄顯示了“物種形成”是一個快速過程。在5千到5萬年數量級的時間內新物種就會突然登台亮相，不僅物種個體而且整個物種都會在突然來臨的創生時代一齊出現。例如，在短短幾百萬年時間的寒武紀中就產生出了現在遍布地球的絕大部分無脊椎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