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突出的兩個關鍵詞：一是改革，二是發展。改革開放30年的曆史已經證明：要發展，就不能不改革，而改革，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把改革的旗幟高高舉起，有利於我們正確認識改革與發展的相互關係，也有利於我們正確認識如何才能做到教育事業科學發展。
教育，為什麼要改革？因為誰都感覺到我國目前的學校教育出了問題，似乎已經走入了一個死胡同。
大而言之，沒有創造。曾有一位著名學者說：～個國家的教育，一般不超過40年就應該產生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前蘇聯1917年建國，1956年獲得第一個諾貝爾獎，用了39年時間。波蘭用了46年，巴基斯坦用了29年，印度用了30年……如果30年還產生不了諾貝爾獎，這個國家的教育就有問題。我們已經超過兩個30年了，還遙遙無期，不是中國人不行，而是我們的教育有問題，或者說我們學校教育的育人取向有問題。
小而言之，苦不堪言。我們每一個有孩子上學特別是上中學的家庭，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就是全家的作息、節奏都得圍著孩子轉，孩子一旦臨考，學習、精神負擔之重，難以想象，全家都跟著神經緊張。有報紙報道說：雖然，省教育廳有“五嚴”規定，但是很多中小學仍然辦起了各類特長班、興趣班，甚至連幼兒園都辦起了補習班……無怪乎有人驚呼，中國的兒童還有沒有童年？我們不必從民族存亡的高度去談為什麼要教育改革，也不必從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比較去講課程改革的必要性，單是從“上學，使這麼多人不快樂”這一件事，就給了我們足夠的理由，現今的學校教育，非改革不可！
改革，改什麼？教育改革就是要徹底改變目前學校“用昨天的知識，教今天的學生，做明天的事”的狀況，促進三個轉變，即課程觀從“知識中心”向“能力中心”的轉變，教學觀從“教師中心”向“學生中心”的轉變，評價觀從“分數中心”向“素質中心”的轉變，其中評價觀的轉變最為關鍵。依愚見，“錢學森之問”問的是大學，但根子卻在基礎教育，現實中很多校長名為辦“學校”實為辦“補習班”，號稱培養“學生”實為訓練“考生”，導致“學生為考試而學習，教師為分數而教學，校長為升學率而辦學？，這種狀況不改變，學生的“創造性”從何而來？沒有了創造性，又怎麼可能培養“傑出人才”？沒有傑出人才，不要說諾貝爾獎遙遙無期，恐怕我們會離世界先進科技水平越來越遠。這，絕非危盲聳聽！
誠然，作為一名學生，不能不會考試，不能沒有分數。問題在於我們是如何使學生獲得分數的？是相對愉快地使學生獲得分數，還是相對痛苦地使學生獲得分數？或者說我們除了給學生分數之外，我們還能給學生什麼？學生有了分數，能夠適應現在的升學競爭，但是否一定能適應未來的社會競爭？20年前的社會競爭力與現今社會的競爭力可以同日而語嗎？20年前，學校教育基本上是精英教育，學生隻要大學畢業，國家包分配，就可以進入主流社會，就意味著幸福生活在等待著他，所以，在那個年代學校拚命追求升學率是順理成章的事。現在大學入學人數是20年前的30倍，畢業以後有那麼多崗位虛席以待嗎？“畢業即失業”的現實說明“有分數，能升學”遠不是學校教育的終極目標，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對學校的培養價值觀進行調整——在注重學生分數提高的同時，更要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的提高，這樣才能適應未來的崗位競爭。
同樣，作為一所學校，不能不抓教學，不能沒有升學率。問題在於我們是如何追求升學率的？是以犧牲學生的興趣愛好甚至身心“全身心投入”而取得的，還是在各項活動全麵開展的同時相對重視成績的情況下取得的？這是評價學校辦學成果的重要標誌。有的學校升學率很高，但高考結束的當天晚上，學生就將書統統撕碎扔得遍地，整個校園如同下了一場“大雪”，以這種方式釋放，說明了什麼？難道不值得我們每一位校長深思嗎？如果一所學校，雖然有較高的升學率，但學生“欲逃之而後快”，能算是辦學的成功嗎？愚以為，既然我們認可教育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學生的發展而不僅是升學，那麼，學校辦學成功的標誌就不僅僅是升學率，而應該是如何讓學生留下這所學校教育的痕跡，也就是說不同學校的畢業生應該有不同的教育烙印。有位資深教育專家曾說辦學有“三難”——第一難在是否有科學先進的辦學理念的引領，第二難在如何把這種理念轉化為全體教師的教育教學行為，第三難在這種理念能不能在學生尤其是畢業生身上體現出來。而要想達到“學校的教育理念在學生身上體現出來”的境界，絕非分數所能衡量的，也絕不是升學率所能體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