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壽臣天津遇險始末
1934年，天津春和戲院來北京單約郝壽臣去挑班唱戲，從11月9日至11日為期三天。戲碼有《荊柯傳》、《賽太歲》、《桃花村》和全本《捉放曹》。郝壽臣首創花臉挑班之先例，二牌老生是王少樓。
三天戲唱完後是11月12日（星期一）。這天正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學校放假。以前郝壽臣到天津，他弟弟郝銘隻接不送。這次因為培才小學放假，所以郝銘就送哥哥到車站。當時郝壽臣住惠中飯店。這天郝壽臣從飯店乘汽車到火車站，剛走下汽車，就過來一個人，上前一把抓住郝壽臣大衣的水獺領子，說：“你打我啦！我叫劉鳳山，當年給你跟包，你欠我工錢，你打我了！”郝壽臣摸不著頭腦，就說：“我哪兒認得你呀！”這時隻見站警背著槍走來走去，就像沒看見似的，根本不來管。送哥哥的郝銘原是國術家，他是1936年中國派往德國柏林參加奧林匹克的武術隊隊長。今天在車站看到這種情況，過去就掰那個人的手，邊走邊掰，可就是掰不開。他一急之下，劈麵朝那個人打了兩個耳光，那個人就坐在列車旁的站台上了。這時正好過來一個姓關的便衣巡警，他並不知道這件事是和站警事先串通的。他因平時喜愛郝壽臣的藝術，一見麵就問：“郝老板，怎麼啦？”郝壽臣把剛才的事情說了一遍。姓關的一聽就說：“您上車吧！”就這樣郝壽臣上了火車。不料此時，那個自稱叫劉鳳山的身下卻流出一大灘血來。郝壽臣雖然走了，但是郝銘和郝壽臣的一個跟包李玉海隻得留下來打官司。劉鳳山到醫院一檢查，才發現右臀部被匕首紮了五、六寸深。原來這是一起“做傷訛詐”案。官司打到河北省法院。雖然郝銘是培才小學校長，托人到法院申訴，說明這是流氓做傷訛詐，誣告好人，但也沒用，因為這是天津的“青幫”幹的。河北省的傳票到了北京法院，要拘捕郝壽臣。郝隻得花錢，把人打發走了，但是他也就不敢再演戲了。本來郝壽臣坎坷半生，對於粉墨生涯早已厭倦，這次遭受歹徒訛詐而又呼告無門，於是由此而產生了息影舞台的念頭，就對愛子郝德元說：“我到五十歲，《連環套》這出戲就是你的了。”這是1934年的事，郝壽臣已經四十八歲，離他打算隱退的年頭還差二年。
郝壽臣既不打算再演戲，楊小樓也就演不成了。可是這年年底，天津又來約楊、郝去演三天戲。這次由楊小樓出麵，通過他的外甥到天津疏通了關係，通過袁文會和一位姓孫的“青幫”頭子，來了結這件事。他們的條件是要郝壽臣負擔劉鳳山的醫藥費，約七百元。楊小樓說：“好！我攬起來了。”楊小樓心想，在天津唱完三場，再來一場“搭桌”戲就成了。這場“搭桌”戲，除去開銷，剩了不到八百元。那些頭頭看楊、郝都是正派人物，又進一步要求：“給孩子換換季吧？”意想就是說別讓劉鳳山別白挨這一攮子，至少也得讓他得點好處。郝壽臣也滿口答應：“好！我回去再唱一場《連環套》。”結果湊成一千元，這場官司才算了結啦！
這件事的背後究竟是誰唆使的，郝壽臣當時確實不知道，隻是估計可能因拒絕高慶奎來吉祥園增加夜場演出，影響慶盛社的收入，從而有人蓄意製造事端。果然事隔數年之後，在《立言畫刊》社長金達誌於兩益軒請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馬連良、高慶奎和郝壽臣等名演員的一次宴會上，高慶奎親自對郝壽臣說明了真相：“二哥！那件事不是我幹的，是我們老二（慶盛社的二號成班老板，給高慶奎操琴的高聯奎）幹的！”郝壽臣隻能一笑置之。因為他深知社會上見利忘義的事多得很，何止一個“高老二”！但是這件事使郝壽臣對當時社會的黑暗更產生無限感慨。他對楊小樓說：“我到五十就退啦！我可不幫您了！”楊小樓卻說：“郝先生，您先別退。您幫我到六十歲，咱哥兒倆一齊退。”後來郝壽臣和兒子德元一核計：如果他五十歲就退，德元在大學才上了一年，一時難以負擔家庭生活，如果等到楊小樓六十歲，他也剛滿五十二歲，那時德元大學就畢業了，所以他還是答應了楊小樓的要求。